正在萎缩的资本主义

　　*Samuel Bowles， 美国圣塔菲研究所研究教授（Research Professor），圣塔菲研究所行为科学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曾任教于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大学、锡耶纳大学，是马萨诸塞大学的荣休教授。他目前关注的研究领域有：政治层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财富不平等及其长期演变。他的著述被认为具有新马克思主义传统。他对经济学的看法特立独行，并吸收了不同学派的思想，包括他所说的后瓦尔拉斯经济学。Wendy Carlin，伦敦大学学院（UCL）经济学教授，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欧洲经济学会（EEA）会员，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与经济表现、转轨经济学。原文“Shrinking Capitalism”发表于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10（2020），第1—6页。——编者注

　　　　**作者感谢圣塔菲研究所行为科学研究项目和圣塔菲图书馆提供的研究支持。感谢Pranab Bardhan、Tim Besley、Antonio Cabrales、Joshua Cohen、Nancy Folbre、Margaret Levi、Suresh Naidu、Philippe van Parijs、Paul Seabrigh和Elisabeth给予的宝贵评论。

　　资本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在所有者或经理人的控制下使用私有资本品作业，以获取工资，生产用于出售的产品，以获得利润。这一特征是否能描述当今高收入经济体中所做的工作，其中大部分基于知识和关怀（knowledge and care based），且一半以上在公共部门或者是无薪酬的？符合这一特征的地方，资本主义就是组织生产的好方式吗？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并非如此”。

　　因此，我们特意使用了一个双关标题：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尚能有效运行的那些经济部门已经规模不大并且还在萎缩，无论是基于道德理由还是经济理由，当务之急便是制定新的政策范式，设计新的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萎缩的同时，保持创新和经济活力。社区衰败和许多国民之间的社会疏离正在助推威权主义运动，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反思当前的政策和制度选择对维护和加强自由至关重要。

　　不完备合同和行为经济学革命为此提供了工具，它们推翻了马歇尔—瓦尔拉斯（Marshall-Walras）传统设想的企业和社会互动。本文将利用这些经济学的最新发展，针对在当前条件下有效运行的经济，勾勒出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既符合广义自由概念概括的价值观，又大大超越了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公平分配，因此能够更好地支持一个更加公正、民主和可持续的社会。

1.伦理价值观、经济学模型和政策范式

　　成功的政策范式将一组伦理价值观和有关经济如何运行的模型相结合，它们的一个特点是：追求这些伦理价值有助于模型所代表的经济体的表现。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依赖于对秩序、反家长制的自由（antipaternalistic liberty）、自治和规则功利主义（rule-utilitarianism）的承诺。这些承诺与基于竞争性市场、私有财产和基数效用的经济学模型相辅相成（对范式的比较见附表1）。

　　更晚近的经济范式也建立在各种互补的价值观和经济学模型的协同作用之上。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来说，通过政府计划和工会谈判减少经济不安全感、提高贫困人口收入的规范性承诺，与一系列关于储蓄行为、自动稳定机制和总需求的主张相结合。这一范式的一致性和雄辩力都取决于如下事实：通过经济政策和组织来追求其倡导者的价值观，将支持更高、更稳定的产出和就业水平，从而改善总体经济表现。

　　新自由主义也以类似的方式，提出了一个基于互补经济学模型的消极自由和程序正义的规范框架。将新自由主义哲学及其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是关于人类本性的个人主义和非道德的共有观点，以及关于我们在经济中如何互动（主要是我们如何根据完备合同在竞争市场中交换）的描述。这一范式的主要作者将自利行为人的假设扩展到公共领域，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即政府和工会等其他集体行动者只是特殊利益的寻租者。在这类经济学模型中，基于哲学理由提倡的有限政府也是经济良好运行的必要条件。

　　将经济学模型和伦理价值观以互补的方式结合起来，这本身并不足以使一种范式取得成功：要使倡导的政策奏效，经济学模型必须足够接近经验经济（empirical economy）。正如经济现实的变化预示着大萧条后古典自由主义的消亡一样，凯恩斯主义范式也受到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挑战。同样，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气候危机日益迫近，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幻想也在逐渐破灭。

　　在新自由主义的后继范式中，将民主、平等和可持续伦理与更基于经验研究的经济学模型相结合，首先必须反思关于交换过程的标准模型，即价格接受者在完备合同下交易。

2.将经济互动界定为无道德区

　　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模型中，市场均衡意味着市场出清，每个人当前的交易价值与他的保留选择完全相同。因此，每个经济行为人，无论是雇员、购物者还是借款人，都可以零成本地退出目前的关系。这使得一个人在交换过程中（包括在工作中）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是自愿的，从而为那些看起来是强制的或道德上可疑的行为和关系开脱。例如，在这类经济学模型中，“经济民主”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因为没有什么是需要民主化的。

　　因此，这类模型给经济互动赋予了一种道德上的治外法权，使普通的道德判断被搁置。道德哲学家戴维·戈捷（David Gauthier，1986，第96—97页）对此有很好的描述：“自由（市场）活动的前提确保了任何人都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强迫，或任何类型的限制都不会影响他作为独立个体的行为，”他写道，“（因此）道德不适用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互动”（第93页）。

　　因此，经济事务中的伦理问题和公共利益被简化为消除政府对经济决策的干预、维持竞争和确保资产获取的程序公正。肯尼斯·阿罗 （Kenneth Arrow，1971, 第 6页） 写道：“任何对市场体系运行的抱怨都可以归结为对收入分配的抱怨……（但是）价格体系本身决定收入分配只在维持现状的意义上成立。”

　　除了这类狭隘的分配正义问题之外，价格还可以发挥道德的作用。其后果就是将更广泛的伦理价值观边缘化，其中之一就是更宽泛的自由观念，它超越了简单的政府不干预论。这种自由观念是谴责一个人支配另一个人的依据，这种支配关系在资本主义公司的雇主和雇员之间司空见惯（Pettit，2014）。

　　不同于马歇尔—瓦尔拉斯理论中非政治化的企业概念，企业作为一个权力体系，即一个微型计划经济的政治性质，是由罗纳德·科斯在80年前确立的。他要求他的读者“注意就业合同的性质”：工人“为了一定的报酬同意服从企业家的指令”。 事实上，科斯用政治结构来定义企业：“如果一个工人从 Y 部门转移到 X 部门，不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而是因为他按命令这样做……企业的显著特点是压制价格机制”（Coase，1937，第 387页、第389页）。

　　对科斯来说，合同的特别之处在于，工人放弃的东西是非强制服从的承诺，而不是雇主为了盈利生产和销售商品所需的东西，即劳动力。在科斯看来，将服从的承诺转化为实际工作的，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政治结构。

3.回顾“已解决的政治问题”的经济学

　　虽然科斯的企业理论是好的经济学，但对那些希望运用自由的标尺捍卫资本主义的人来说，这很尴尬。科斯本人（在他的诺奖演讲中）回忆起其职业生涯开始时的疑惑：“我们如何调和经济学家表述的两种观点：一种是关于价格体系的作用，另一种是关于社会和企业都是有计划的……中央计划经济不可能在我们自己的经济中成功运行？”（Coase，1992，第715页）

　　科斯的企业理论肯定有民主化的成分，也许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的想法从未成为20世纪后期教授给本科生的传统经济学范式的一部分。

　　早在科斯之前，约瑟夫·熊彼特（\[1911\] 1934，第21页）就认为，“经济理论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证明雇主并不会对雇员行使不对称的权力。正如奥利弗·哈特所说，只要假设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完备合同，就能完成熊彼特提出的任务。但是他又雄辩地反问：“如果所有行为都可以在合同中明确规定，那么让某人‘负责’某一行为或者决策意味着什么呢？”（Hart，1995，第62页）

　　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开始接受一种观点：就业合同与交换汽车或衬衫的合同没有本质区别，在后一类合同中，卖方以一定价格交付汽车或衬衫，而不是做出将来提供商品这种也许不会兑现的承诺。于是，哲学家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2017）称之为私人政府的企业概念就在经济学中消失了。

　　律师、商人和雇员都清楚，将完备合同的概念扩展到雇佣关系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在20世纪中叶，经济学家发现这个概念很合意，因为它消除了经济交换过程中的政治因素，使经济学不必尴尬地面对促使科斯首先研究企业理论的那个问题（注意，那时是冷战时代）。

　　完备合同假设及其支持的经济互动非政治化的观点构成了一种知识氛围，带来了一些政治后果。在这种知识氛围下，倘若总需求概念没有成为经济学术语的一部分，就难以提倡扩大工人在工作场所的发言权，就像在大萧条之后难以推动失业保险和其他收入替代型转移支付（income-replacing transfer）一样。类似地，如果没有完全竞争的经济学模型支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一理念，也就难以倡导政府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

　　因此，我们默认政治谱系上的左派和中间派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它主要强调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改善和分配正义，这是社会民主党派和工会努力实现的目标。但是，其代价是工作场所的社会结构广受批评，批评者认为，这种社会结构违反了公认的民主准则，即权力应该受到问责和限制。另一个代价是，人们还认为，企业的层级结构阻碍了人的能力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对有效运行的民主社会至关重要。

　　经济学视角的收窄是模型的错误还是特征，取决于一个人的政治利益。阿巴·勒纳将合同关系称为“经济交易”，他认为（Abar Lerner，1972，第259页）：“经济交易是一个已解决的政治问题。经济学通过选择已解决的政治问题作为其研究领域，获得了社会科学女王的称号。”

　　勒纳的观点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当时已经很小而且越来越受限制的领域，即完备合同的世界。从那时起，这一领域因导致气候危机的非合同性质的环境效应而进一步收缩。这也是因为生产实物产品所需雇用的工人越来越少，而且确定被交换物品的质量或所要完成的任务比许多服务行业更容易（现在，农业、采矿和制造业在美国的雇员加起来不到总人口的七分之一）。

　　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包括监控技术，让更完备的合同得以出现。如网约车服务、配送和其他零工经济（gig economy）部门，采用计件工资式的薪酬是可行的。但是，从经验的角度看，相比于工作大量转移到很难以合同方式将工人的产出贡献和工资相对应的照护、教育、安全、知识生产和分配以及其他服务行业，这些可订立更完备合同的新工作机会微不足道。

　　因此，鉴于经济中正在发生的这些结构性变化，在新自由主义范式主导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政策时，经济理论已经开始向前发展。那时，人们普遍认识到，无论是在劳动力市场，还是在信贷市场和质量参差不齐且难以测度的商品或服务市场，合同都是不完备的。人们对行为革命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认识到，职业道德或讲真话等社会规范有时可以取代完备合同。

4.把权力和社会规范带回经济学

　　由于学科的界限，人们对新理论的规范含义关注较少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中，我们要解释的是，新的微观经济学将权力和社会规范带回了经济学，这可以发挥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协同作用，对一个既可以更具伦理力量地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又可以探索替代方案的新范式来说，这种协同作用必不可少。

　　我们从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如果合同不完备，那么无论是雇主和雇员之间、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还是在一份可执行合同中无法明确规定质量的某一商品的买卖双方之间，实际的交易条件取决于参与者的社会规范和他们能行使的权力种类。于是，这种交易既是基于政治和规范的，又具有经济性质，因此不仅要接受基于效率和公平的评估，还要接受基于更广泛的自由价值观的评估。

　　这些交换可以用委托代理模型表示：贷款人或雇主是委托人，借款人或雇员是代理人。这些模型的四个结果解构了经济互动作为无道德区（morality-free zone）的概念。

　　委托人有凌驾于代理人之上的权力。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是政治性的，因为事实上的交易条件由实施制裁的威胁（即委托人终止交易）决定。终止交易对代理人来说代价高昂，其原因在于，为了鼓励辛勤工作、审慎使用借入的资金等，委托人向代理人提供了获得租金的条件，只要交易持续，它就比代理人的下一个最优选择要好。利用收回租金的威胁来保护与代理人冲突的委托人的利益，显然是一种权力的行使。

　　滥用这一权力对委托人来说可能没有代价。在这种关系中，委托人可以对代理人施加一阶成本（first-order costs），而自己承担的成本几乎为零。例如，雇主规定了雇员的工作条件，包括承受性骚扰、种族侮辱和有害物质。这样做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因为雇主减少员工在这些方面遭受侮辱和危险的防护只需付出二阶（几乎为零的）成本。（①这个结论基于包络定理。直观的说法是，山顶是平的，所以把一小部分从山顶移开（工作条件的变化）实际上对海拔高度（公司的利润）没有影响。）

　　社会规范对实现互利交易至关重要。由于委托人行使权力的效力是有限的，社会规范，例如职业道德或对诚实的承诺，对劳动力市场、信贷市场和其他合同不完备市场的运作来说，至关重要。

　　由此导致的资源配置是无效率的。委托人的利润最大化和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形成了纳什均衡，这个均衡既是帕累托无效率的，又是技术上无效率的。当然，让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境况得到改善（同时，受影响者的境况不会恶化）的其他结果也是存在的，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中，不同水平的工资和工作努力。在纳什均衡的现状下，雇主也可能修改其劳动纪律方面的策略，例如减少监督和提高工资，这样可以用更少的某种投入（监督）产生相同的产出，又不增加任何其他投入。

　　权力和社会规范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重要性不仅使交易过程具有政治性、社会性和经济性，它还能够支持新的需求和制度设计。例如，在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1977, 第9页）所谓的“经济企业的统治者拥有专制权力”的背景下，工作场所（以及经济中的很多其他领域）成为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一种新的范式可以大力推行民主问责的主张，包括增强工人的个人权利和员工所有权。

　　认识到社会规范对市场运作至关重要，也促使我们考虑其他可选择的经济组织形式，它们不会破坏团结与合作的规范，反而会更有效地培育、动员和受益于共同的内在动机和利他偏好。最后，当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表明，在日益以知识和关怀为基础，因而合同不完备尤其显著的经济中，层级更少和更平等的组织可能有更好的经济绩效。

5.扩展批判和替代方案的空间

　　不完备合同的经济学模型和行为经济学的贡献并不是要揭示工作和交易的一些前所未知的方面。管理学、产业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的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相反，它所做的是在经济讨论中开辟一个空间，捍卫有关尊严和民主的价值观，以及强化自由概念的其他要求，并为我们思考旨在推进这些价值观的措施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正如凯恩斯的总需求概念成为二战后旨在减少经济不平等的政策和规范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

　　这一扩展的空间如图1所示，其中实线表示在传统的“政府要么管得更多要么管得更少”的限制下，政策和制度选择的状态空间，由第三极，即公民社会提供的空间中所包含的位置与双极构成的实线上的位置具有相同的含义。（①类似的社会互动调节的三方表述（广义上的解释）已经被提出：例如，计划、市场、互惠（Kolm，1984）或官僚、市场和宗族（Ouchi，1980）。）对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来说，第三个维度是地方的非正式自治(Ostrom，1990)。它们倡导的替代范式和制度位于三角形上，而那些更接近给定顶点的范式和制度，更加强调与该顶点相关的方面。因此，自由放任会出现在右上角，中央计划会出现在左上角，社群主义范式（communitarian paradigm）会出现在底部。

　　就实的直线而言，问题不在于那里有什么（市场和政府仍将是必不可少的），而在于完全缺失了什么。首先，它没有认识到现代机制设计理论的主要结论，即激励和政府法令有其内在局限，特别是在解决非市场社会互动问题，如气候变化和流行病传播方面。其次，从描述的角度看，它忽略了私人行使权力和社会规范在支撑现代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

　　图中的政府—市场轴也有其局限性，因为面对那些既非国家也非市场的机构（即企业、家庭和其他私人机构）不负责任地行使权力，它没有为我们提出批评并设计替代方案提供空间。

　　如图1所示，在我们的制度和政策选择中探索非政府和非市场维度，对构建新范式来说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我们设想并说明：追求更广泛的自由概念，促进团结、公平、互惠和可持续的相关规范，将如何使现代经济更成功地运行。

　　我们邀请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共同迎接这一挑战。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吴思怡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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