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不平等的历史起源

　　*Ellora Derenoncourt， 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和高盛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经济史和不平等。本文节选自After Piketty：The Agenda in Economics and Inequality，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历史影响了并在继续影响全球不平等，世界不同群体的激烈冲突在历史上绝非罕见。从16世纪第一个10年到20世纪60年代，全球一体化的特征是严重的力量失衡和剥削现象：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欧洲国家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直接或间接殖民统治等。这些经济掠夺活动当然也促进了现代经济增长，或者至少以其他人付出的代价实现了某些人的疯狂致富，因此在对当代全球不平等的研究中，它们依然应受到重视。

　　本文提出的理论架构将把历史因素对全球不平等的影响分解为：对资源禀赋的影响，即某个社会的初始财富分配；对制度的影响，所谓制度即通常所说的规范经济、政治和社会行为的规则。（*1.按照制度学派的观点，包容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特点是约束政府行政部门，有效执行私人财产权利，集中政府权力，保证市场良好运转，给经济增长奠定基础。相反，掠夺性制度的特点是，胁迫劳动，政治权利分配范围有限，经常存在被征收的高风险，从而会破坏经济发展。参见Douglass C. 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and James Robinson，“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收录于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第1卷（Amsterdam：Elsevier，2005），第385—472页。）禀赋与制度都与上述的掠夺性冲突关系密切，这正是本文聚焦的主题。北大西洋奴隶贸易与欧洲殖民扩张各自产生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经济行为人，借用政治学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的说法，我分别称他们为“公民”（citizens）与“臣民”（subjects）。（*2.Mamdani对于生活在制度隔离的后殖民地非洲的人们的描述，预示了南非的种族隔离状态，很容易引申到本文所探讨的更长时间跨度的财富榨取情形。Mamdani借助这些术语来描述白人城市殖民精英群体与黑人本土农村贫民的不同社会，前者享有公民权，生活在“法治和相关权利体系保证的”世界里，后者作为臣民饱受煎熬，被习惯法制约，受到当地精英的主宰。可参阅Mahmood Mamdani，Citizen and Subject：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第19页。）冒着犯时代错误的风险，我把公民与臣民简单定义为历史上的掠夺性冲突的赢家和输家。至少平均而言，全球的公民群体享有更多的资源禀赋，有长期民主制度保证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积累的机遇。相比之下，全球的臣民群体只有极少的初始禀赋，经济和政治生活受到压迫式的非民主制度的限制，没有合法的诉讼权利，容易从事胁迫劳动，也极度缺乏财富积累的机遇。

　　本文首先将描述一个有集体层面异质性的代际财富传递的简化模型。在这一模型中，过去的禀赋与制度会影响个人财富状况，进而影响公民和臣民这两个群体内部及之间的不平等状况。该模型显示，禀赋差异的影响会在多个世纪中消减。相比之下，制度不仅决定着财富积累的动机，还关系到再分配的能力。在初始禀赋差异的影响消失很久之后，制度依然存在并对不平等持续产生作用。本文还将借用这一思路对比相关研究文献，尤其是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对大分流与工业革命时代的重要性相关的内容。过去的研究强调资源禀赋因素，而忽略了制度方面更恶劣的影响。

　　我将借助美国的奴隶制历史来探讨上述问题。南北战争与解放宣言据称是给奴隶财富这类财富形式敲响了丧钟，然而，这一财富冲击远不足以改变奴隶主在南方社会的优势地位及其对南方政治的操控。制度惯性开辟了新的路径，让奴隶主家族在内战后的几十年里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证据显示，战前的许多南方家族后来重新崛起，其势力的主要存续渠道之一，正是通过精英阶层对政治制度的把控。

　　接下来，我将考察欧洲殖民统治制度对不平等的持续影响，在研究的地理和时间范围上加以扩展。阿西莫格鲁等人提出的方法借助疾病环境的外生差异作为殖民制度的工具变量，识别制度与经济发展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3.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2001）：1369-1401。对此并非没有争议，可参阅David Albouy，“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Com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no. 6 （2012）：3059-3076，以及Alexandre Belloni，Victor Chernozhukov and Christian Hansen，“High-Dimensional Methods and Inference on Structural and Treatment Effect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no. 2 （2014）：29-50。Belloni等人的研究表明，定居者死亡率这一工具变量对于LASSO-penalized回归选择的广泛类型的地理控制变量具有稳健性。）这种外生差异影响了欧洲人在殖民地定居的能力，由此决定了他们随后建立的制度类型。制度惯性通过多种渠道作用于不平等，而我把关注点集中在税收基础设施，以及皮凯蒂及其合作者维护的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这类全球不平等数据库数据记录中反映的这类设施。一般来说，在有掠夺性制度传统的国家，其税收基础设施发展更晚、更不稳定，这对于如今的前殖民地社会内部的不平等状况关系重大。

　　最后一节将探讨历史对全球不平等的持续影响如何启发未来研究和政策工作。针对历史上的掠夺行为，最显著的政策建议是给予补偿。对于那些关注禀赋因素的研究文献提出或暗示的这种政策工具，我将简单谈谈其缺陷所在。我的结论是采用另外一种补偿办法，即关注制度隔离（institutional segeration）问题，而不仅仅是初始的禀赋差异。

历史形成的群体不平等模型

　　笔者借鉴米尔德等人为小规模社会建立的代际财富传递模型（*4.Monique B. Mulder et al. ，“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Transmission and the Dynamics of Inequality in Small-Scale Societies，” Science，October 30，2009，682-688. ），以描述不同群体的人们在历史上面临的不同制度组合。米尔德等人关注的是，在制度类型从高度平等主义到高度等级化的各种小规模社会中，不同的经济生产体制各自会带来怎样的不平等水平。他们对于各种社会的代际财富传递的估算表明：首先，群体之间的不平等较为显著，而且大于群体内部围绕长期不平等波动的幅度；其次，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主要源于与每种生产技术相伴的制度因素。笔者修订了他们的模型，纳入了上节描述的由历史冲突带来的公民制度与臣民制度的相互作用，并集中分析禀赋与制度各自对两个群体内部及之间的不平等有何影响。

　　上文提到，对于历史上拥有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群体，命名为“公民”，对于历史上拥有掠夺性制度的群体，命名为“臣民”。在模型中，个人财富由三个部分决定：制度，决定了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财富多寡；禀赋（或个人所在群体的平均财富水平），也取决于制度；特殊冲击，反映个人财富的意外波动。对公民群体而言，较强的包容性制度限制了由父母决定的可继承财富的多寡。对臣民群体而言，掠夺性制度能确保一个人的地位主要继承自上一代人。另外，由于历史冲突导致的两大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包括大西洋奴隶贸易、美洲奴隶制种植园农业以及对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资源掠夺，公民享有的禀赋较多，臣民的禀赋较少。财富方程式的最后一项反映意外经济冲击，不在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内，包括宏观经济层面的冲击（如战争或经济下滑等）与个人层面的冲击（如家人的疾病或死亡等）。

　　在这种设定下，全球不平等表现为公民与臣民共同形成的混合人群的个人财富差异。该模型的主要发现是（下文将在做技术处理后展开论述），初始禀赋在短期和中期对全球不平等的影响较大，但长期看只剩下制度因素的作用。原因在于，特殊冲击会消减逐代传递的禀赋的影响，最终使其同全球不平等无关。一旦代际财富稳定下来（进入所谓稳态均衡），就只有制度继续决定全球不平等的水平。

　　在数学表达式中，假设公民与臣民群体的人口比率分别为ρ和1-ρ，分别面临如下的群体财富积累过程：

　　以上公式中的第二项代表向均值的回归，或者前一时期群体层面的平均禀赋水平，以（1-βG）为权重。如果βG代表制度，则较低的βG意味着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例如，对精英人群的制约、充足的公共品提供以及社会安全网等会提升机会平等，压缩群体内部的分配状况。较高的βG则代表在殖民主义和奴隶制下形成的掠夺性制度，即照顾精英人群的政治制度、冲突以及压迫性的劳动力市场等。过去的掠夺性制度会通过制度惯性造成较低的代际流动性，导致同时期较高的不平等水平。值得一提的是，群体层面的禀赋还受到其他群体的制度的影响，以反映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的历史冲突留下的后果。

　　在实行包容性制度的地方，由于对海外殖民地实施的资源掠夺或奴隶制，禀赋或许变得更高。在这一模型中，资源的差异与制度的差异都完全由此类历史冲突决定。这样做相当于抽象掉了影响制度与初始禀赋的其他因素，其目的是突出禀赋与制度对当代全球不平等的相对重要性。该模型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方法，把全球不平等同禀赋与制度分化联系起来，而这种分化源于掠夺性的历史冲突。历史冲突创造了作为公民与臣民的不同群体，既存在于全球层面，也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并立。

　　对任意群体G，另一群体标记为-G，在独立同分布（i. i. d. ，independently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性质的冲击下，财富的稳态方差可以用下列等式得出：

　　因此在稳态下，初始禀赋对群体G的对数财富方差没有影响。相反，稳态的方差完全是群体G的制度及个人层面特殊冲击的方差的函数。

　　制度影响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内部及之间的不平等，其具体含义是什么？全球财富积累是公民与臣民的两个财富积累过程之和，以人口比率作为权重：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长期中，全球不平等是每个群体的制度、人口比率及各群体的个人层面冲击方差的函数。关键之处在于，初始禀赋在长期对全球不平等没有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历史通过两种途径发挥作用：制度既影响一个群体内部的财富分配的流动性水平，又通过两个群体的掠夺性历史冲突影响两个群体层面的禀赋水平。如果我们相信群体水平并非处于稳态，则后者非常重要。不过模型显示，外来冲击最终会抹掉初始禀赋的差异，使其与长期的全球不平等无关。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制度的作用比禀赋差异更为持久，在本模型中也的确如此。从长期看，制度差异比禀赋对于全球不平等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可是下节将会提到，关注历史冲突及随后的不平等状况的很多学者往往强调禀赋差异的作用，而非制度。

禀赋

　　在1944年的标志性著作《资本主义与奴隶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中，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提出，来自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种植园的利润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他认为，当奴隶制不再符合资本的利益时，资产阶级与废奴主义者结成联盟推翻了这一制度。这部论著的第一部分探讨了奴隶制对英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尽管威廉姆斯的批评者争辩说，来自奴隶贸易的利润率被高估了，或者这部分贸易的规模太小，不足以对其他经济部门造成显著影响，经济史学家依然普遍认可奴隶制对这段时期的英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某些作用。（*5.可参阅R. P. Thomas and D. N. McCloskey，“Overseas Trade and Empire 1700-1860，”载于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第87—102页；另外参见Barbara L. Solow and Stanley Engerman，British Capitalism and Caribbean Slavery：The Legacy of Eric William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Kenneth Morgan，Slavery，Atlantic Trade and the British Economy， 1660-18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还有，如果像英尼科里所述，非洲或西印度地区对主要工业品的需求很强，那么规模较小的部门也可以对英国经济的重构做出贡献。（*6.Joseph E. Inikori，African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类似观点也可适用于英国对非洲大陆的殖民扩张。）（*7.Richard D. Wolff，The Economics of Colonialism：Britain and Kenya，1870-1930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4）.）

　　奴隶制发挥影响的作用机制，除奴隶贸易和美洲种植园产业带来的直接利润流入外，还有奴隶制给相关产业带来的溢出效应，包括航运、纺织、海事保险以及金融等。（*8.Morgan，Slavery，第4页。）此类溢出效应可能意味着，即便来自奴隶贸易和种植园的直接利润规模较小，奴隶制对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的影响。

　　关于全球历史的新近观点聚焦于溢出效应（包括创新方面），由此挑战了规模较小的贸易或产业对整体经济只有较小作用的传统观点。如果廉价获得的原始投入品促进了创新，则与海外掠夺性制度有关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就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放大资源禀赋的分化。对此的最佳诠释或许莫过于英国的纺织产业，而凸显这种溢出效应联系与海外殖民地地位的关键大宗商品，则是棉花。由奴隶劳动力在美国生产或者由殖民控制日益强化的印度生产的棉花，在英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例如，汉伦分析了南北战争对美国棉花供给的冲击如何大幅压低了印度棉花对美国棉花的相对价格。英国从印度进口的棉花急剧增加，但降低印度棉花加工成本的技术创新也在同步跟进，结果导致，印度棉花的价格出现反弹，其进口份额却没有相应下降。在美国的奴隶制终结威胁到英国纺织产业的一个关键投入品来源的时刻，印度棉花的稳定供给发挥了关键作用，确保那些技术创新能够出现。（*9.Walker W. Hanlon，“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Input Supplies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Econometrica 83 （2015），第67—100页。）确实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英国维持了对棉花生产的统治地位，直至20世纪早期。（10.*Gregory Clark，“Why Isn't the Whole World Developed? Lessons from the Cotton Mill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7，no. 1 （1987），第141—173页，第143页。关于英国棉纺织业在两次大战期间的衰落的讨论，可参见Sven Beckert，Empire of Cotton：A New Hist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Knopf，2014），第381—382页。）

　　其他学者还分析过奴隶制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作用。冈萨雷斯等人利用马里兰州的历史商业报告指出，与没有蓄奴的同类人群相比，奴隶主更多开办新企业，这符合模型中的设定：贷款人愿意把奴隶作为抵押品，因为他们比土地有更强的流动性和迁移性。（*11.Felipe Gonzalez，Guillermo Marshall，and Suresh Naidu，“Start-up Nation? Slave Wealth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ivil War Maryland，”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forthcoming. ）罗森塔尔分析了会计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的兴起，并注意到会计师在早期对种植园的影响。会计师与簿记员的职业化以及会计作为一门专业的发展受到了种植园主的激励，他们需要会计师在种植园的业务中发展出来的专业服务和能力。（*12.Caitlin C. Rosenthal，“Slavery’s Scientific Management：Accounting for Mastery，” in Slavery's Capitalism，ed. Seth Rockman，Sven Beckert，and David Waldstreich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forthcoming）.）

　　经济史研究中关注较少的是奴隶制对现代医药产业进步的作用。在18世纪，医生从轻微感染的天花病人身上获取身体组织，放入未感染者身上的开放创口，以实现免疫接种。在古巴和其他西班牙属美洲地区，孤儿与奴隶都被用来充当疫苗传递的容器，用他们手臂上的脓疮来承载疫苗。冈萨雷斯分析了19世纪早期古巴的奴隶与接种人数之间的高度关联。由于担心天花从奴隶传染给其他人，各个港口均采取了严格的接种程序。奴隶制在古巴经济中的地位提高，刺激了对内外科医生的需求，使人均职业医生数量达到很高水平。当用于疫苗传递的孤儿群体耗尽时，可以购买奴隶来确保这一人体传递链条不会中断。运奴船和贸易路线为扩大对西班牙属美洲地区人群的接种提供了现成途径。（*13.Greg Grandin，The Empire of Necessity：Slavery，Freedom，and Deception in the New Worl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2014）； Stephanie Gonzalez，“The Double-Edged Sword：Smallpox Vaccin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Public Health in Cuba” （PhD diss.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14）； José Tuells and José Luis Duro-Torrijos，“The Journey of the Vaccine against Smallpox：One Expedition，Two Oceans，Three Continents，and Thousands of Children，”Gaceta Médica De México 151，no. 3 （2015）：416-425； Cristóbal S. Berry-Cabán，“Cuba's First Smallpox Vaccination Campaig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edicine 5 （2015），第1—4页。）这些证据意味着，奴隶制有潜在的巨大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促进医疗与管理科学的进步对所有要素均发挥了影响，促进了整体的生产率。

　　经济学家威廉·德瑞提把欧洲经济增长同非洲和美洲遭遇掠夺的关系概括为现代欧洲的“原罪”。不过这一原罪影响的时间有多长？按照上节设计的模型，禀赋差异在中短期影响较大，但在长期却被财富积累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冲击消除了。最终，刺激财富积累并决定再分配政策的规则因素（即模型中的β项）存续下来，而禀赋差异退出了。换句话说，如果欧洲的原罪只是初期的资源禀赋差异，从全球再分配角度看这些禀赋的影响会随着时间无限缩小。一旦经济运行达到稳态，就只剩下制度差异继续发挥作用。（*14.William Darity Jr. ，“A Model of ‘Original Sin’：Rise of the West and Lag of the Res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82 （1992），第162—167页。另参见Ronald Findlay，“The ‘Triangular Trade’ and the Atlantic Econom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A Simple General-Equilibrium Model，”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177 （1990）：第1—33页。）然而，经济体在什么时点达到稳态呢？下一节将结合美国的奴隶制来探讨这个谜题。

冲击与制度惯性

　　皮凯蒂讨论了两次世界大战给资本收入比造成的打击，可是恐怕没有哪次现代战争能像美国内战那样，把某一类财富完全摧毁。短短数年，南方财富拥有者掌握的最活跃的资本类型——奴隶资本——就变成了历史文物。因此，南北战争正是上节定义的对历史禀赋的典型冲击事件。废奴对战后的财富分配状况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一冲击是否足以抹平南方精英人士组成的公民群体同包括贫困白人和自由人在内的臣民群体之间的界线？

　　得益于各宗谱协会对美国人口普查局历史数据的电子化以及综合公用微观数据系列（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IPUMS）的帮助，解答上述疑问所需的数据变得愈益丰富。杜邦与罗森布罗姆利用IPUMS的普查数据，检测了奴隶主在内战之后的南方财富分配中依然保留在顶层的概率。（*15.Brandon Dupont and Joshua Rosenbloom，“The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on Southern Wealth Holde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184 （April 2016）.） 之前有学者利用较为有限的数据发现，南方种植园主阶级在内战后强势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而杜邦和罗森布鲁姆的结论则更为复杂，他们发现在1870年位居南方财富持有人前5%群体的人里面，仅有不足一半是在1860年居于前10%的群体，这表明美国南方的财富分配格局出现了较大的扰动。在奴隶财富被最终消灭之后，一定数量的其他类型的人在1870年跻身顶层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在北方的财富流动性更低。

　　此外，杜邦与罗森布罗姆还发现，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南方富人从1860年到1870年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考虑到南北战争带来的冲击之严重，这个水平看起来算很高。（*16.Brandon Dupont and Joshua Rosenbloom，“The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on Southern Wealth Holde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184 （April 2016）.） 他们的结论意味着，社会正走向稳态，其中公民与臣民的初始禀赋差异对财富分配将不再产生作用。阿格等人的研究则认为，持续到南北战争之前的奴隶财富的数量对1870年的财富水平不再有预测作用，而房地产财富则在继续发挥影响。（*17.Philipp Ager，Leah Boustan，and Katherine Eriksson，“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19th Century：Evidence from the Civil War” （manuscript，2016）.）

　　然而，笔者在一篇工作论文中指出，南方奴隶主的某些优势在长得多的时间范围内仍然延续。（*18.Ellora Derenoncourt，“Testing for Persistent Slaveholder Dynastic Advantage，1860-1940，” working paper，2016. ）借助1860年美国完整的奴隶记录文件（涉及近43万名奴隶主）和194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完整记录，并受克拉克关于社会经济流动性与家族姓氏的研究工作的启发，我做了初步测试。（*19.Gregory Clark，The Son Also Rises：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结果发现，对于能和1940年的南方姓氏相匹配的1860年奴隶记录文件中的近4万个奴隶主姓氏而言，奴隶财富同现代收入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这个结果与杜邦和罗森布鲁姆的发现共同提出了一个疑问：在内战过去后的数十年中，以前的南方奴隶主是否实现了在经济上的重新崛起？（*20.Derenoncourt，“Testing”.）

　　奴隶制对财富与收入分配的持续影响或许并不奇怪，因为大量证据表明掠夺性制度有深远影响（下节将更详细地对此展开实证讨论）。针对美国的奴隶制，布莱克维尔及其合作者发现，奴隶制对20世纪的政治和文化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似乎说明奴隶主家族在南北战争结束很久后重返其显赫地位。以棉花种植适合度差异作为大规模奴隶种植园农业的一个随机差异来源，他们发现1860年时较高的奴隶人口占比对应着对南方重建前的民主党的更大认同，以及如今对非裔美国人的负面种族态度。这种联系在20世纪早期达到峰值，伴随着南方的救赎行动与反重建运动，在之前奴隶人数最密集的地区表现得最为强烈。此类现实政治事件可能影响收入分配，让奴隶主家族重新崛起，并巩固他们在南方精英群体架构中的地位。（*21.Avidit Acharya，Matthew Blackwell，and Maya Sen，“The Political Legacy of American Slavery，”Journal of Politics 78，no. 3 （May 2016）. ）因此在最重要的人身财富被转化为自由劳动力之后，以前的蓄奴家族可能转而寻求掌握政治权力，并以之再度制服刚获得解放的奴隶，重建自己在未来的经济统治。

　　这些非线性效应进一步表明，存在前文描述的模型没有反映的制度作用机制。历史决定的制度在该模型中是静态的，因此难以对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的后代的当代状态做出判断。事实上，制度或许更多是按照过去的制度来复制，具有相似的分配效果。作家和记者Ta-Nehisi Coates认为应该给非洲裔美国人提供补偿，主要是因为20世纪的政策把他们排除在美国最普遍的资产积累——住房所有权——之外。他把连续线索从奴隶制追踪到Jim Crow，再到芝加哥的联邦贷款红线标准。他的观点高度反映了制度的路径依赖：即使某种剥削制度已被终结，继续维持“公民”与“臣民”之间界限的新制度仍有可能出现。Coates关注的制度有着动态的组成，延续了过去制度对分配的影响。美国的案例表明，应该对历史制度影响当今经济结果的机制加以反思。（*22.参见Coates，“The Case for Reparations，”Atlantic Monthly，2014年7月，第54页。）

　　关于蓄奴与内战后流动性的新近研究文献说明，禀赋的确容易受到意外事件的冲击，这让人们想起杜波依斯（Du Bois）给奴隶主集团宣读的讣告：“随着内战的到来，种植园主作为一个阶级宣告死亡。”然而，1940年时的收入水平似乎仍与1860年时的奴隶主姓氏存在关联。此外，奴隶制对南方政治生活的长远影响显而易见：在1860年时奴隶人数较多的地区，到2008年大选中对巴拉克·奥巴马的支持较弱。所以即便禀赋优势会消退，带来这些优势的制度仍会对经济和政治结果产生持续的影响，甚至远在此类制度名义上不复存在之后。下一节将更深度地探讨制度同不平等的关系，特别是前欧洲殖民地在殖民时代的掠夺同此后的税收基础设施之间的关联。

制度与不平等

　　为什么制度对全球不平等关系重大？首先，制度是理解相对经济发展成就的关键所在：历史冲突带来的制度分化影响全球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之间及内部的不平等。前者已受到制度研究的广泛关注，我将对其加以回顾。接下来，我将通过殖民统治对税收基础设施的影响，深入分析制度同不平等的关系。所得税是一种重要的再分配政策工具，还给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提供了最权威的数据，尤其是它们不像许多家庭调查数据那样遮蔽了顶层群体的信息。借助制度研究中反映某个国家历史上殖民制度类型的一个常用变量，我测算了历史制度对于我本人收集的32个前殖民地的所得税引入时间的影响，以及对皮凯蒂及其合作者维护的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中的所得税覆盖范围的影响。利用这些数据，我发现制度同税收基础设施之间存在系统性的相关关系，凸显了掠夺性制度对收入分配以及（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测算数据的）政府架构的有害影响。

　　制度或者说制约经济、社会和政治行为的规则，对长期的全球不平衡发展有强大解释力。包括道格拉斯·诺思、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等人在内的经济学家已详细阐发了这一理论。（*23.Douglass C. North，“Institution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1991）：第97—112页；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and James Robinson，“Institutions，”载于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第1卷（2005）：第385—472页。）过去二三十年，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借助历史上的自然实验来测算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24.Melissa Dell，“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Peru’s Mining Mita，” Econometrica 78 （2010）：第1863—1903页； Acemoglu，Johnson，and Robinson，“Colonial Origins”. ）在一项广为引用的研究中，阿西莫格鲁等人利用欧洲殖民统治时期的疾病死亡率，作为对制度差异的大规模版本的自然实验。鉴于欧洲人当时并不清楚许多传染病的传播状况，如黄热病或疟疾等，他们在不同地区遇到的自然环境便成为判断欧洲人能否定居的外生变化因素。定居能力则决定了欧洲人在当地建立特定类型制度的激励。如果死亡率普遍较高，定居困难，那里就会形成掠夺性制度，主要依靠奴隶劳动生产经济作物，并限制授予公民权利。而如果死亡率较低，欧洲人就会普遍定居，建立相对包容的制度，包括政治体制的制衡以及重视私人财产保护等。（*25.Acemoglu，Johnson，and Robinson，“Colonial Origins”.）

　　疾病环境决定的初始制度差异预示了如今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表现。在前殖民地中，疾病环境不利于欧洲人定居的地方在今天有着较弱的产权保护和较低的人均GDP。相反，欧洲人死亡率较低的地方在今天的发展水平较高。这些学者由此把此类实证结果解释为如下假说的证据：包容性制度促进了长期的经济表现，掠夺性制度则相反。

　　困难在于，制度创新以及对欧洲经济增长的初始刺激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正好是在欧洲人探索和征服大片世界其他地区的时期。来自殖民活动和奴隶贸易的财富增长充实了商业中产阶级的力量，使其可以抗衡君主权力，从而确保了欧洲的包容性制度建设。（*26.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and James Robinson，“The Rise of Europe：Atlantic Trade，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2005）：第546—579页。）这一模式还延伸到新大陆后来的经济增长时期。在美洲内部，有着更具包容性制度的地方从广阔边疆的掠夺性活动中获益，包括对土著人土地的侵占和对其人口的残杀。（*27.Camilo García-Jimeno and James Robinson，“The Myth of the Frontier，”载于Understanding Long-Run Economic Growth：Geography，Institutions，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由Dora L. Costa and Naomi R. Lamoreaux主编（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第49—88页。）简而言之，增长依赖于包容性制度，但同时也可能同其他地方的掠夺性经济机遇相关联。

　　以英国商人阶级的崛起为例，他们在国内对君主权力形成了制约，但同时也是整个欧洲最猖獗的奴隶贸易商。类似的，荷兰的民主制度发展伴随着他们为建立对东南亚香料贸易的垄断权而发动的残酷战争。这些历史时期成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关键节点”，初始制度决定了各个社会对经济机遇如何做出响应。然而，促进一个社会的包容性制度的因素，却可能是另一个社会的同样制度的厄运，这正是西部非洲、加勒比地区以及东南亚在被英国与荷兰入侵后的情形。

　　测算殖民主义对群体内部不平等的影响，一个直接办法是分析殖民制度给税收基础设施留下的效应。政府对收入征税的能力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反映了它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开展再分配来缓解不平等的能力。在缺乏税收基础设施的国家，社会保障项目往往较少，产业进入壁垒较为普遍，精英人群的收入很少受到调节。

　　考察不同制度对不平等影响的一个关键障碍在于，某个地区的制度类型或许与经济发展数据的丰富程度相关联。阿特金森试图利用英国在非洲的几个前殖民地的殖民税收数据来填补部分空白。这些数据本身是英国核心区域同其殖民地之间的掠夺性制度安排的遗产，只能用来对财富分配最顶层的部分做分析，但通常能反映殖民地派驻官员与本土居民之间的对比。对顶层数据的观察表明，部分殖民地的不平等程度很高，哪怕在税收数据能覆盖的有限的社会精英内部也如此。阿特金森的研究对理解全球收入不平等变化做出了贡献，但我们对这些数据未能覆盖的超过90%的当地人群依然缺乏了解。另外，我们仍旧不清楚殖民体制给殖民地带来的不同于非殖民地的影响，该问题将在本节的最后展开讨论。（*28.Acemoglu，Johnson，and Robinson，“Colonial Origins”； Anthony B. Atkinson，“The Colonial Legacy：Income Inequality in Former British African Colonies，” WIDER Working Paper 45/2014 （2014）.）

　　针对前殖民地国家，我发现某些直接证据表明，贫困国家的税收与统计基础设施薄弱有背后的制度惯性机制的影响。具体来说，对32个前殖民地，我考察了欧洲定居者在前殖民地的历史死亡率（即阿西莫格鲁等人开创的指标）同首次开征所得税年份之间的关系。请记住，这些疾病死亡率数据给征服时代的欧洲人在各地的定居能力造成了随机差异，定居能力继而决定了殖民地建立的制度类型。欧洲人定居较少的地方倾向于建立掠夺性制度，基本上不对当地民众负责。相反在定居较多的地方，殖民者有建立包容性制度的激励，因为这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经济成功。至于结果变量，我从各种学术研究文献中收集了首次实施所得税的年份的数据。对于这32个前殖民地，既能够找到首次实施所得税法律的信息，又有欧洲定居者的死亡率数据。

　　我找到了如下国家或地区首次征收所得税的年份：委内瑞拉、南非、印度尼西亚、乌拉圭、哥伦比亚、墨西哥、尼日利亚、乌干达、坦桑尼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牙买加、新西兰、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智利、阿根廷、肯尼亚、埃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冈比亚、香港、加纳、埃塞俄比亚、塞拉利昂、海地、巴西、越南、哥斯达黎加。我用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对几个国家做了交叉比较。对非洲的前英国殖民地，我采用了如下参考资料：Atkinson，“The Colonial Legacy”。若需要数据来源的完整清单，请联系本人：elloraderenoncourt@fas. harvard. edu。

　　图1中的散点展示了如下关系：定居者死亡率（对数）代表的殖民制度类型同首次征收所得税的年份。观测值按照定居者死亡率的相同规模区间并入各组，纵轴则显示每个组首次实施所得税的平均年份。该散点图表现出了正向关联：殖民制度的掠夺性越强，所在国家的所得税引入时间越晚。由于个人所得税是约束不平等的主要政府工具之一，掠夺性殖民制度的影响便通过现代制度延续下来，表现为开展再分配与筹资支持社会保障计划的能力较为薄弱。就这样，群体内部的不平等仍受制于殖民历史冲突中建立的制度类型。

注：个人收入所得税是制约不平等的一个关键的政府工具。这里显示的正向关联表明，一个国家的殖民制度的掠夺性越强，引入所得税的时间越晚。

　　制度因素影响全球不平等的第二条途径，在于决定我们能获得的不平等信息的质量。皮凯蒂及其合作者维护的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ID）旨在追踪全球40多个国家的收入与财富发展变化。（*29.www. wid. world/.） 但全球还有约150个国家未纳入其中，主要集中在南美洲、非洲和东欧。由于缺乏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的数据，人们难以全面评估历史制度对不平等和财富分配的影响。可是，数据缺乏本身也是一种数据，该数据库的覆盖范围要求有较为发达的税收基础设施。通常来说，一个国家较早实施个人所得税是财富与收入长期历史数据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

　　图2展示的是，殖民定居者死亡率同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覆盖的年份之间的关系。与图1的方法一样，图中的散点分组合并了某些观测值，结果表明殖民地时代的制度掠夺性越强，某个国家在数据库中的覆盖年份就越少。由此导致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某个地方的殖民制度越具有掠夺性，我们今天对那里的收入分配状况就越不了解。所以，我们得到的关于不平等的认识有偏向性，过度强调能够获得不平等信息的地方。但显然，数据的可获得性受到了制度因素的系统性影响。数据覆盖的年份缺乏或许与税收制度持续时间较短、再分配能力不足相关，而量化分析可能让我们不自觉地忽略了缺乏详细收入分配数据的地区。这最终会导致我们对不平等决定因素的认识受制于自己能够获得测算数据的地理范围。

注：在殖民地时代有更强掠夺性制度的国家，在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的数据覆盖通常越少。因此，对不平等的认识过度关注能提供不平等数据信息的地方，存在偏向性。

　　以上发现说明，历史上的掠夺性制度通过影响后续税收基础设施以及我们对不平等的认识，依然对财富分配发挥着直接作用。由于税收是政府的主要再分配政策工具之一，这意味着掠夺性制度左右着前殖民地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制度对一个社会内部的产权保护与财富流动水平有直接影响。制度变革可能带来税收或土地改革，对财产进行再分配，直接降低不平等程度。此类变革可能促进政治上的公平，使穷人有途径改善其相对于精英人群的弱势经济地位。改善知识信息也能带来好处，收入分配的透明度会使严重不平等的政治代价增大，从而增强对再分配措施的支持力度。

　　最后，试图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却不承认历史因素作用的政策在效果上可能会打折扣。我们或许需要更灵活的全球再分配工具，根据不同的制度（β项）定制，以便考虑和抵消影响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内部不平等及两个群体间不平等的历史轨迹的作用。

历史视角的全球再分配

　　本文提出的理论架构，把历史（通过初始禀赋与制度遗产）同当代全球不平等格局联系起来。财富积累有其自然运动规律，但历史发挥的作用不仅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初始资本存量。如果我们用β作为代表过去制度的参数（即前文介绍的模型中的代际惯性系数），并让某个群体的初始财富同该群体及其他群体过去的制度挂钩，就可以发现历史上普遍存在的许多关键节点的效应：某个群体的掠夺性活动对今天的群体间经济表现的巨大差异有重要影响。

　　我把这些群体称为全球的公民与臣民，借用了马姆达尼关于殖民地非洲的制度隔离研究中的术语。世界的公民群体是指：在政治统治体制中有代言人，生活中没有经常遭受剥夺的恐惧，拥有明确并普遍适用的社会运行规则。他们整体上能享受经济活动的成果，并由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有着在经济阶梯上进步的良好机遇。世界的臣民群体则是指：依赖掌权者的仁慈而非普遍适用的规则，遭受剥夺属于常态而非例外。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很低，甚至生存都可能需要以对精英人士的臣服为代价。

　　如我们所见，只了解掠夺活动对过去禀赋分配的影响是不够的。从长期看，禀赋差异对全球不平等的解释力有限。当然，一个经济体是否已达到稳态还有待讨论。我以美国的蓄奴制度为背景对此做了探讨。经济史学家探讨过，奴隶财富在多大程度上依然给南北战争后的奴隶主后代提供了优势。杜邦与罗森布罗姆发现，内战导致美国南方的财富分配出现了比北方更大的扰动变化。而我找到的证据是，把1860年奴隶记录文件中的奴隶主姓氏与1940年美国人口调查的信息做比对，说明之前的财富优势甚至持续到20世纪后很久。这一发现可以从两条不同路径加以诠释：一方面，它表明美国还不是稳态均衡，某些群体通过历史上的剥夺而延续着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某些证据表明奴隶主家族因为战争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失去之前的奴隶财富之后，转向了政治活动，并可能于20世纪早期重新掌控了权力。

　　这只是历史制度因素影响当代财富分配的众多途径中的一种。另外，上述案例还凸显出，制度是相关行为人的策略行动的结果。精英人群维持或重获权力的能力与若干因素有关。在美国南方，民权运动或许成功扭转了南方精英人群维护其地位的势头，消除了该地区的制度化镇压手段。但总之，尽管奴隶制造成的南方财富禀赋受到南北战争的沉重打击，制度惯性的影响却重新恢复了公民群体同臣民群体在战前的财富不平等格局。

　　之后一节中，我借助制度增长理论说明，为什么历史上的掠夺性制度会影响公民群体和臣民群体的全球财富分配格局。在前殖民地国家，制度通过税收基础设施直接作用于不平等。历史上建立掠夺性制度的国家，所得税引入较晚。以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的覆盖情况作为另一指标，我指出，历史上建立掠夺性制度的国家在数据库中的覆盖率更低。由于所得税是政府为社会保障计划或再分配筹资的一个主要工具，这种制度遗产对财富不平等或许有直接解释力。在缺乏税收基础设施时，即使打算推行再分配的仁慈型政府也无能为力。再分配还会进一步增强社会中的穷人的政治实力。若没有税收基础设施，一个社会将长期被精英小集团俘获。此类制度影响的持续时间可能比禀赋差异长得多。根据本文之前介绍的模型，在稳态均衡中，持续影响当代财富分配状况的是过去的制度，而非资源禀赋的差异。因此从政策视角看，问题主要不是追究欧洲的“原罪”，而在于解决掠夺性制度的残余，尤其是在关键节点时期形成的制度。

　　这对跨越不同制度的再分配有何启示？祖克曼等人建议的全球财富登记有助于把世界各地的财富拥有者的信息集合起来，特别是在资本主要被外国人持有的地方。（*30.Gabriel Zucman，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The Scourge of Tax Havens，trans. Teresa Faga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 ）可是这依然没有填充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中的空白，那里只有通过所得税基础设施的建设才能弥补。这些空白地区显然伴随着发展不足以及社会内部的巨大不平等，收入和资本回报集中在顶层群体，而这批人属于全球精英人群的一部分，也是拟议中的全球财富税可能帮助识别的。

　　全球再分配政策不应只通过全球财富税实现禀赋的再分配，而是要迫使公民群体认识到，历史上的专制统治妨碍了臣民群体收获经济发展的果实。在臣民群体受统治精英压迫最为严重的地方，增进和改善当地的制度有可能带来连锁效应。例如，全球劳动标准就可以首先把盈余从全球资本转移给纺织或智能手机等产业的劳动力。知识产权、移民、医疗和教育等政策可以重新调整，以照顾在过去500年的受挫折地区。因此，本文要表达的主旨在于，在财富再分配之外，让有着共同历史经历的世界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在制度上实现整合，是缩减全球不平等而值得研究和实践的重要一步。

　　未来的研究人员应聚焦于两个方面。其一，我们需要对历史冲突与制度分化有更多的量化分析：不同经济行为人群体之间的历史冲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造成了制度分化？其二，我们需要在政策建议中考虑制度分化因素，并致力于扩大全球臣民群体的制度特权。对此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为使臣民群体能跟上公民群体的制度进步，能够做些什么？”基于禀赋因素而做补偿是不够的，也只有暂时的效应。有长久作用的再分配措施是取消制度隔离，也即把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扩大到全体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

　　（余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