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regory Mankiw,哈佛大学经济学Robert M.Beren讲席教授。该讲稿是为2020年1月举行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准备的。原文“The Past and Future of Econ 101:The John R.Commons Award Lecture”发表于The American Economist,2020年3月13日。作者感谢Denis Fedin、Rohit Goyal、Deborah Mankiw、Jane Tufts和Nina Vendhan的评论。
经济学原理课,通常被称为“经济学101”,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76年我刚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也不打算主修经济学或从事经济学类的工作。但在那一年,我修习了哈维·罗森(Harvey Rosen)的微观经济学入门课程和伯顿·马尔基尔(Burton Malkiel)的宏观经济学入门课程,两位都是出色的老师。大学第一年结束时,我的职业抱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的注意力从数学和自然科学转移到了社会科学。
1985年我加入哈佛大学时,最初的教学任务之一是开设经济学原理课,在哈佛叫作“Ec10”。这门课程为期一年,秋季班讲授微观知识,春季班讲授宏观知识。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是课程负责人。经济学原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校内最大的课程。当时,大部分教材都是在20—25名学生组成的小班里教授。我负责其中一个小班。
几年后,我开始从事教科书事业,1992年出版了我的中级宏观教材,1997年出版了教科书《经济学原理》。我的《经济学原理》问世时,马丁是首批采用者之一。我的书很适合经济学原理课教程,这不是巧合。鉴于我在马丁的领导下教过一部分经济学原理课,我的书在许多方面折射了他对经济学的看法。
2005年,马丁准备移交经济学原理课程负责人的指挥棒。作为这门课程教科书的作者,我自然成为他的接班人。当系主任让我承担这项任务时,我欣然接受。在接下来的14年里,我管理经济学原理课程,监督一支小班负责人不断更换的队伍,并向大约1万名学生传授经济学知识。
我首先讲述这段个人经历,是为了解释我对本文主题——经济学原理课程——的迷恋。经济学原理课程对于学生的发展至关重要。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第一次窥探这个领域就可以激发一生的学习。而对于更多的人,他们只是借此了解这个领域。这门课程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无论是作为经济参与者还是作为社会公民。
身为一名教师和教科书作者,我自然对经济学原理课程应该如何发展兴趣盎然。但是,当我们展望未来时,务必铭记过去。所以,在思考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未来之前,先让我谈谈经济学教育的历史。
1856年前后的经济学原理课程
在我执教哈佛大学的30年里,经济学一直是最受欢迎的本科专业。当然,考虑到经济学是一个年轻的领域以及大学的历史,经济学在大学中并不总是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比亚当·斯密出生大约早一个世纪。美国经济学会(AEA)成立于1885年。一年后,第一本英语经济学学术期刊出版了第一期,这本期刊就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
然而,哈佛为学生开设的第一门经济学课程还在美国经济学会成立和《经济学季刊》创刊之前。早在1825年,哈佛的高年级学生已经有机会学习当时所谓的政治经济学课程。19世纪中叶,讲授该课程的常常是一位名叫弗朗西斯·鲍恩(Francis Bowen)的教授。鲍恩不是经济学系的教员,因为当时还没有经济学系。他其实在哲学系工作;他的头衔是自然宗教、道德哲学和公民政治学(Civil Polity)阿尔福德(Alford)讲席教授。
如果有一梭时光机把我们带回到19世纪50年代,去看看鲍恩教授的经济学入门课程是什么样子,那该多美妙。很幸运,我们确实拥有这样的“时光机”——那就是一本书。
1856年,鲍恩出版了一本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原理》。(*1.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Applied to the Condition, the Resources,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American People.)去年夏天,我花大量时间阅读了这本书。我的目的是了解美国最古老大学之一的经济学教育的起源。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最先注意到它的风格与现代教科书迥然不同。里面几乎没有使用哪怕是最简单的数学。这本足足546页厚的书里只出现了一张图表(在第254—256页),今天的经济学家恐怕都不认识它。(如果您好奇,可以用它来解释李嘉图租金定律。具体而言,鲍恩解释了随着人口的增加,贫瘠的土地也开始用于农业生产,已经使用的较肥沃的土地如何享受不断增加的租金。这个观点没有错,但鲍恩的图表无法真正帮助读者理解它。)
鲍恩的书里也只有一个方程式(在第308页)。这个方程式乍一看可能有点陌生,但结合上下文,会发现它显然是货币数量论的一个变体,而货币数量论是大多数现代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强调的一种思想。
今天,学习经济学入门课程的学生听到鲍恩的教科书几乎没有数学知识,可能会忍不住得出结论:那时学习经济学的要求肯定很低。但事实绝非如此。
鲍恩的书并不好读。某种程度上,这个说法反映了我作为读者的主观判断。但另有一种更客观的方法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衡量阅读难度的一个常用标准是Flesch\|Kincaid等级,这个等级可以用微软Word软件计算。它以所用单词和句子的长度为依据。为了让你对这个等级体系有个概念,我要指出的是,学术论文写作通常在12年级水平左右,而在美国,大约只有1/8的成年人能够应付。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写作水平是9年级,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写作水平是8年级,斯蒂芬·金的是6年级,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是4年级。当我把自己的《经济学原理》的前几段放进等级测算器,它们的等级水平是8.9。
而当我往等级测算器输入鲍恩的书的前几段时,它的等级水平竟然达到14.6。鲍恩的教科书达到如此高的等级,不是因为他使用难懂的长单词(鲍恩和我的书使用的单词长度都差不多),而是因为他写的句子很长。我的教科书平均一句话有15.4个单词,鲍恩的教科书平均一句话有42.3个单词,几乎是我的3倍。
容我引述鲍恩书里的一句话,让你们领略一下他的写作风格。在第3页,为了给接下来的研究铺垫,他写道:
政治经济学始于这样的假设:人倾向于积累远超满足其需求必需的财富,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倾向其实是无限的;人的劳动倾向主要受这种欲望的控制;为了获得财富,他不断与同伴竞争;他有足够的智慧,能看到哪些行业最有利可图,并渴望参与其中,因此竞争往往会使工资、利润和价格达到某个水平。
这个带着一大串单词的句子又长又拗口。你根本不会在现代教科书上读到这样的文字。其中的宽泛概念——稀缺性、资本积累、自利、优化、进入和竞争等,大家都很熟悉。然而你很难准确地理解这句话,因为它同时抛出了太多的基本思想。
事实上,鲍恩的教科书中有许多现代经济学家熟知的观点,尽管它们的表达方式比较生僻。例如鲍恩问道:
是什么构成交换价值,为什么各种物品的交换价值比例如此不平等?答案是,可交换的价值由两个要素组成——效用和获得的难度。有价值的物品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有用的……然而,如果获得该效用的过程没有任何困难,譬如像空气、水、阳光那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对全世界开放,那么它就没有交换价值了。(第32页)
现代学生或许熟悉这一逻辑。价格取决于消费者支付意愿和生产者成本的均衡。鲍恩没有使用供需曲线来表达这种推理,而供需曲线是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入门课程的基础,但这些曲线背后的理念肯定是存在的。
鲍恩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解同样预见了许多现代主题。例如,最近主要由保罗·罗默(Paul Romer)提倡的某些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知识是一种公共品。鲍恩引用了苏格兰经济学家约翰·雷姆塞·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的话:
对数的发明、滚轴旋转的方式和牛痘的发现一经公布,它们就是永不磨灭的,人人都能从中获利。再也没有必要求助于其作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公共财产,赋予每个人新的权力,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第37页)
这句话很好地描述了知识作为公共品的作用。
一些研究经济增长的现代经济学家,特别是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强调制度在解释全球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作用。鲍恩也没有忽略这一方面,他甚至在书名中加入了“制度”一词。他写道: “我不太相信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天然优点,但我对盎格鲁—撒克逊制度的后天优势充满信心。”他解释说,这些制度培养了“勤劳、勇敢和节俭的性格”(第77页)。鲍恩列举了墨西哥和大部分南美洲国家,指出其糟糕的政府制度阻碍了经济发展,声称这些国家均受到“无政府状态和暴政的困扰”(第79页)。
鲍恩的教科书里突出的另一个现代问题是对经济不平等的关注。他在扉页上引用了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兼作家塞缪尔·莱恩(Samuel Laing)的一句格言:“不是一位公爵每年有5万英镑,而是1000个家庭的父亲每年有50英镑,这才是真正的国家财富和福祉。”为了实现普遍繁荣,鲍恩经常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虽然他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但他认识到“教育、学习或学徒制”是一种类似于机器的资本(第72页)。他说,贫穷的主要原因是非技术工人过多,他称之为“低素质劳工”(rude labor,第84页)。
同时,鲍恩表示我们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这是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否则我们就会阻碍那些推动国家繁荣的力量:
由于人天生具有不同的心智和身体素质,有人好逸恶劳有人勤勉有加,有人挥霍有人节俭,所以大家的生活境遇必然各不相同。真正的社会政策应该鼓励更高贵的品质:不要剥夺节俭者的储蓄而令其气馁,也不要用他人辛勤劳作所得的果实助长懒惰。(第127页)
从这段话中可以推测,鲍恩应该会惊讶于今天我们在经济体中观察到的再分配程度。
当然,鲍恩的论述遗漏了很多主题,但这仅仅是因为有些知识当时尚未发展起来。(譬如)“边际”一词就无处可寻。(而这个词在我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章里出现了27次。)此外,鲍恩的课本中也没有任何类似于总需求是商业周期关键驱动力的观点,这类观点通常被认为是凯恩斯提出的。读者从中也几乎了解不到博弈论理论家今天强调的策略互动的重要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给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毫无疑问,自1856年以来,经济学家已经取得了不少进步。
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鲍恩讨论的问题中最没有说服力的大概就是国际贸易。他质疑自由贸易是美国的正确政策,主张通过征收关税来促进工业化。他认为,对英国等发达国家而言,自由贸易也许是好事,但美国的新兴工业需要保护,至少是暂时保护,才能发挥其潜力(第209页)。他担心如果没有保护主义,美国将过度依赖农业。鲍恩同样担心美国政府以过低的价格向定居者出售土地,以牺牲城市化为代价促进西部扩张(第100页)。
我的同事本杰明·弗里德曼最近完成了一部关于经济思想史方面的新书《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崛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据他所说,国际贸易是激发鲍恩编写教科书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时,美国主要的经济学教科书是布朗大学教授、后来的校长弗朗西斯·韦兰德(Francis Wayland)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要义》(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该书于1837年首次出版,比鲍恩的书早了大约20年。与鲍恩相比,韦兰德更追随亚当·斯密的脚步,对自由贸易的好处大为赞赏。而鲍恩的目的是提供另一种观点,更支持那些不愿与廉价进口产品竞争的新英格兰实业家的利益。
至此,让我以鲍恩书中最令我惊奇的一点来结束我对他的讨论:他没有对美国的奴隶制进行任何严肃的探讨。鲍恩的教科书是在美国内战前几年写的,所以他肯定思考过这个问题。但他在书里只提及一些参考文献。不过,可以从这些参考文献中体会鲍恩的一些观点。一方面,按照现代标准,鲍恩可能是个种族主义者。例如,他一度提到“野蛮的种族”(第141页),并毫不掩饰地指出非洲奴隶被广泛认为是“卑劣的”(第117页)。另一方面,鲍恩认为奴隶制和种姓制度普遍阻碍了经济发展,因为它们阻碍劳动力流向最有价值的地方。在讨论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他写道:“如果这两个国家没有实行奴隶制(其本身就是种姓制度),那么它们可能会更加富裕”(第116页)。鲍恩之所以回避美国奴隶制的话题,也许恰恰因为这在当时政治色彩太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