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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账房先生”到国家治理:“十四五”时期的财政体制改革

来源于 《比较》 2020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20年06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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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新业 张力
 

  *郑新业,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张力,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高,财政体制不断发展完善。财政在扩大公共品供给,尤其是大幅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治理外部性、调控经济波动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有待发挥更大功能。财政的治理功能,体现在

  供给公共品、治理外部性、调控经济波动和改善收入分配四个目标上。“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将面临诸多新挑战和新问题,亟须财政发挥更重要的功能。首先,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保持适度的增长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物质基础,要求财政保增长的功能持续发力。其次,2020年将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的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治理外部性、调节收入分配和防控重大风险等政策需求的完结,反而将在政府的目标中占据更大权重,要求财政在这三个方面持续发力。再次,多部门、多政策工具的协调将在政府多目标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求财政在多部门、多政策工具中持续发力。最后,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参与全球合作和竞争的需求上升,要求财政在国际政策协调中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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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吴秋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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