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控制的经济学

　　*Mark Gersovitz，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对穷国经济的研究，其长期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包括：储蓄行为与资本市场、农业、公共财政、国际商品市场以及卫生。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包括基于理性选择的传染病行为分析；穷国的税收，尤其是税收与企业规模分布的相互作用；以及非洲国家的内战。原文“The Economics of Infection Control”，发表于The Annual Review of Resource Economics，2011年，第3期，第277—296页。披露声明：作者没有对本文的客观性产生可能影响的任何隶属关系、会员关系、资助或财务关系。作者感谢伦敦帝国学院流行病学系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传染病研究集群为本课题提供的讲授机会，以及组织卓有成效的讨论。本文的部分内容取自如下研究成果：Gersovitz (2001),Gersovitz (2003)，Gersovitz and Hammer (2003)，Gersovitz and Hammer (2004)等。

1.引言

　　人们珍视健康，也珍视为实现特定健康水平而必须耗费的资源本可能获得的其他东西，还珍视某些有损健康的事物。因此，人们需要做出影响健康的选择，包括个人的选择与集体的选择。对此，一个好的或者说被经济学家认可的行为假设是：人们在特定约束条件下依据福利最大化原则做决策。

　　就传染病而言，流行病学与相关医学研究可以从传染生物学角度提供相关约束条件的信息。（①数理流行病学的卓越研究成果包括：Anderson and May (1991)，Daley and Gani (1999)，Diekmann and Heesterbeek (2000)，Keeling and Rohani (2008)，以及Ma and Li (2009)等。在下文中，若没有提及数理流行病学的具体引用来源，可以认为上述文献能提供便捷有效的指导。） 这些约束条件包括预防（含疫苗接种）以及治疗的选项及效果。此外，流行病学研究还能帮助理解传染机制，是人传人，还是通过中间宿主（像血吸虫病通过蜗牛），还是通过介体（像疟疾通过蚊子）等等。关键在于，对传染病的经济学分析应该基于数理流行病学的这些成果，否则会造成大量混乱、浪费和重复，并难以吸收他人的早期发现。

　　当然，流行病学不属于社会科学，并不涉及个人针对不同感染风险、不同预防和治疗选项及其成本如何反应的理论。流行病学也不涉及对策略和信息的考虑至关重要的行为理论，例如性伙伴之间试图评估彼此的风险程度，并根据情况采取相应行动等。流行病学同样不涉及因为个人最优选择与（通过政府的）集体最优选择存在矛盾而建立的公共政策理论，这是属于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特别是有关外部性的分析。（②流行病学家非常清楚，传染病的麻烦在于某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其他人的福利，而且他们采用质量效应、社群效应或群体免疫（Fine，1993）等术语描述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现象。这些概念同外部性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经济学的外部性概念是基于理性个人独自行动的激励，不同于政策制定者从社会总体利益出发采取行动的激励。还有，政策制定者一方面会考虑个人对结果的评估，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个人行为加总起来会影响人们的福利水平，但人们缺乏激励把这种影响纳入自身行动决策。此外，流行病学家的关注重点是群体免疫对消灭传染病的作用（Fine，1993），而非在通过干预措施改变传染病的流行程度时，如何权衡相关的成本与收益（Gersovitz and Hammer,2004）。） 上述课题均在经济学研究视野之内，因此对人类行为会如何影响传染病流行程度及其全部成本，政府对控制传染能发挥何种作用，经济学研究可以作为流行病学的有益补充，并做出巨大贡献。

　　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业已起步，本文将展示他们已取得的成就，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借鉴流行病学的发现，尤其是数学模型和数理流行病学的有关成果。作为研究主题的传染控制经济学理论是抽象的概念，但其最终目的是为现实决策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