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第三种功能：改变文化类别的能力

第二节 法律改变文化类别的四个案例

　　我们现在要表明的是，法律可以使社会交往的新类型以及人们接触新的范例和榜样成为可能，从而改变文化类别，由此可以产生解放的作用。

　　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首先考虑法律的表达功能。劳伦斯·莱希格（Lawrence Lessig，1995）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1996）表明，通过表达社会价值观，法律会影响社会规范。实现这一点的一种方式是影响个体关于其他人允许或不允许何种行动的信念，即个体的二阶期望。即使违反某项规则只会引发轻微的法律惩罚，只要这一规则能够影响规范秩序，它就能对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芬克（Funk，2007）表明，瑞士一些州的法律发挥的表达功能使投票成为一种义务行为。违反者通常只被罚款大约1欧元，然而撤销这一法律使得投票率下降了6～10个百分点。这一撤销表达了价值观。

　　法律的表达功能主要作用于外部的规范秩序，而法律的图式化则作用于内部的认知秩序。法律让新的经历或者接触新的范例或榜样成为可能，从而改变秩序。表达功能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而图式化功能是由国家间接控制的，国家并不能控制个人从新的社会格局中得出何种信念。图3说明了法律的这三种功能。

　　如上所述，文化心智模式可以一直持续下去。14世纪黑死病时期大屠杀发生的地点预示了后来几百年的反犹主义（Voigtlander and Voth，2012）。为了用比较的方法说明这一关系，考虑两个德国小镇柯尼希海姆（Konigheim）和韦特海姆（Wertheim）。两者相距6英里，在黑死病之前都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在流行病暴发时，柯尼希海姆没有发生大屠杀，而韦特海姆发生了。在六个世纪之后的1928年，纳粹党在柯尼希海姆获得的选票率为1.6%，而韦特海姆为8.1%。

　　经验和接触对心智模式的影响以及心智模式对行为的影响，为政策制定者创造了机会，他们可以运用法律和政策改变人们对不同群体的看法，以及这些群体如何看待自己。下面我们提供四个例证。

　　通过为女性保留政治席位来改变性别表征

　　哲学家曾经以为，人们会从某一概念联想到它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比如，对一个正方形，其充分和必要条件是平面图形，并且四个边相等，四个角相等。这就是概念理论中的“古典视角”。相反，哲学中的现代视角是，人们利用范例和榜样来定义概念（Rey，1999；Smith and Medin，1999）。卡尼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1973）提供了多种证据，证明人类使用范例和榜样对事物进行概念化，因为这比抽象的条件更容易理解。

　　1950年的印度宪法赋予男性和女性以平等的政治权利，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无论在地方还是在国家层面，很少有女性竞争公职，更没有多少人当选。在印度的农村地区，一个普遍现象是，“女性从孩童时期所受的教导就是将自己限制在家务劳动领域，通过在家中的一些劳作帮助男性”（Dandeska，1986，第68页）。村庄里很少有本地女性领导者的范例，除非是之前村庄首领的妻子，她们被选为村庄的领导，以便她们的丈夫可以有效地延长自己的任期。

　　印度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随机选择了印度三分之一的村庄，为妇女保留了村庄首领（prandhan）的职位。比曼等人（Beaman et al.，2009，2012）以多种方法度量其在西孟加拉邦产生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一法律减少了不利于女性领导者的偏见，使人们以新的方式看待女性。为了衡量针对女性领导者的偏见，村民们被要求聆听与村庄领导者有关的演讲，并对其按照效力等级进行排序。演讲的内容总是相同的，但是演讲者的性别是随机选择的。这一实验是戈德堡范式（Goldberg paradigm）的一个例子。演讲内容改编自实际的村庄会议。在作为控制组的村庄，即没有为妇女保留职位的村庄，受访者对演讲的女性领导者的排名低于男性领导者。在那些女性作为村议会领导者只有五年时间的村子里，受访者同样如此。但是，在接触了这一制度七年之后，男性对女性领导者的偏见消失了。

　　第二种度量由内隐联想测试（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组成。这类测试要求受访者对一系列名词进行分类。得分取决于准确度和速度。一个测试使用了以下类别，即男性、女性、领导活动、家务劳动。有时按照与有关性别的模式化印象相一致的方式进行类别分组，如下所示：

　　有时则按照与有关性别的模式化印象不一致的方式进行分组：

　　个体在计算机上将每个名词分到左边一列或右边一列。在与模式化印象相符和不相符的条件下，各次测试在准确度和速度方面的差异被作为模式化印象强度的一种度量。通过保留席位接触女性领导者，会弱化这种模式化印象。也就是说，这提高了男性将女性与领导活动联想到一起的能力。

　　第三种度量方法是村民们对本村领导进行评价。那些第一次接触女性领导者的村民，评分要低于男性领导者所在村庄的村民。但是第二次接触女性领导者的村民，他们对女性领导者的评价与对男性领导者的评价相当。这一发现与村民对女性领导者认知的改变一致，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某种改变已经发生，因为处于第二任期的女性可能比处于第一任期的男性资质更佳。

　　接触女性领导者会改变文化类别，并为女性行使其获得政治职位的权利消除障碍，对于这一观点更有力的证据来自如下情形：女性经过一段时间的保留政治席位之后，更有可能在自由选举中竞选公职，而且女性候选人当选的概率更高。理性行为人模型可以解释这一点，但是无法解释内隐联想测试的结果，因为对理性行为人而言，思考并不会产生成本。能够同时解释这两组结果的备选理论是，个人按照文化类别进行思考，接触女性领导者改变了个人对何谓好领导和何谓女人的理解。个人对某类人是什么样的有着生动的图像，这些图像会把他们的理解组织起来（Swidler，2001，第36页）。

　　哲学家雷伊（Rey，1999，第281页）认为：“有能力使用概念的人知道典型性特征是什么……对人们的实际分类行为而言，古典视角下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似乎并无作用。”个人非常倚重模式化的信息。模式化观念倾向于夸大不同群体之间的微小差别。（* Bordalo et al.（2016）用实验的方法证明了这一点。）在印度，两轮政治席位保留似乎让村民可以充分接触本地的女性领导者，改变有关好的领导者和女性的概念，从而普遍接受一名女性也可以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概念会影响偏好。如果有关女性的文化类别发生改变，对于女性的偏好和态度也有可能发生改变。比曼等人（2012）的研究表明确实如此。与没有经历过为女性领导者保留政治席位的村民相比，与席位得以保留的女性领导者接触七年的经历使青少年女孩更不愿意成为家庭主妇，也更不愿意由她们的姻亲来决定自己的职业，更有可能在18岁之后结婚，并且更想从事一份需要接受更多教育的工作。父母的期望也发生了类似变化，进而改变了这些父母对待其孩子的方式。这轻微地缩小了青少年在家务劳动方面投入时间的性别差异。

　　上述行为和期望的改变，是在女性的教育和就业机会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发生的。

　　印度1993年宪法修正案导致的另一个变化是，将所有村庄中村议会的三分之一席位留给女性。印度各邦实施这一法律的年份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引入这一法律，有助于识别其中的因果关系。艾耶等人（Iyer et al.，2012）发现，在一个邦实施这一新法律后，针对女性的登记在案的犯罪有大幅增加的趋势，但是针对女性的实际犯罪并没有明显增加。有很多证据支持下述结论：针对女性的登记在案的犯罪增加，主要是因为这类犯罪的更多女性受害者愿意向警方举报，而警务人员也更愿意将其记录在案。从长期来看，通过司法行动，越来越多的犯罪行为受到举报，将会使针对男性和针对女性的犯罪行为受到同样的抑制。

　　总之，就印度为女性保留政治席位产生的影响而言，证据表明这改变了乡村文化。这类影响并非自动产生的。印度为女性保留政治席位的宪法修正案，也为在册种姓（Scheduled Caste），也就是之前的贱民保留了政治席位。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仍未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这影响了乡村文化。相反，就目前可以获得的证据而言，当出现一名借由这一法律而产生的在册种姓领导者时，会刺激高级种姓的教师变本加厉地刁难在册种姓的学生。普里扬卡·潘德（Priyanka Pandey，2005）开展了一项研究，她随机选择时间去访问印度北方的公立学校。她发现，在那些为在册种姓保留政治席位的村子，高级种姓的公立学校教师会从在册种姓学生那里盗取更多的奖学金，更频繁地缺勤，学生成绩的进步也更小。一种解释是，这一法律触发了高级种姓的强烈反应，他们努力使在册种姓“留在自己的位置上”。

　　维克托瓦尔·吉拉德（Victoire Girard，2018）研究了实施五年的保留在册种姓的政治席位对歧视的影响，用2006年印度农村经济和发展调查中的一个问题来衡量，该问题为：“你或者你的家人现在是否因为你的种姓而被禁止进入村子里的某条道路？”2006年，45%的在册种姓家庭回答了“是”。调查结果表明，在册种姓担任村领导期间，保留在册种姓的政治席位将使这一种姓受到的歧视减少10个百分点，但是席位保留结束后，这一影响就消失了。在册种姓被严重污名化了。很多世纪以来，甚至在当今的很多村子里，在册种姓和高级种姓之间的隔离也极为严重。

　　如前文所述，从一个稳定的社会均衡出发，对法律而言，可能需要两类措施或者说组合拳，才能产生社会变革：一类是激励的改变，一类是文化心智模式的改变。不幸的是，无法确保第二记重拳，即提供某一文化类别的新范例使文化心智模式发生改变。

　　通过司法裁决废除某些精英学校按收入阶层招生的种族隔离政策来减少歧视

　　如果一部法律增加了与外族群交流的机会，就有可能提高对外族群的理解，而对外族群的有限理解通常会导致歧视。（* Allport et al.（1954）；Pettigrew and Tropp（2006）；一个与众不同的发现，可参见Enos（2014）。）高塔姆·拉奥（Gautam Rao，2019）表明，在新德里的私立学校里，富裕学生和贫困学生从四岁开始在合作背景下的互动关系，降低了富裕学生对贫困孩子的歧视，也使富裕孩子更加慷慨。（* 拉奥还评估了对富裕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他对英语、印地语和数学学习进行了测试，并收集了有关学生行为的报告。他发现富裕学生的英语成绩在边际上有显著下降，但是对印地语和数学成绩以及针对所有学科的综合指数没有影响。这表明，富裕学生增强了对穷人的理解和共鸣，但他们在学业成绩方面付出的代价非常低。）

　　德里政府以极为优惠的价格向很多私立学校永久性地出租土地。作为回报，法律要求这些学校要服务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一法律并未得到实施，直到德里高等法院命令近400所私立学校将五分之一的名额留给低收入家庭，并由该邦提供部分补偿。这一决定要求这些学校随机录取来自贫困家庭的申请人。它还要求这些学校将拥有奖学金的学生整合到没有奖学金的学生的班级中。结果，从2007年开始，按照德里消费支出的分布计算，通常在95%分位以上的富裕学生，与平均而言处于这一分布25%分位的学生，共享同一课堂。

　　在德里，绝大多数儿童在四岁时入学，所有更高的年级都待在同一所学校。法院的命令仅适用于新入学儿童。从2007年或2008年开始，在受影响的精英私立学校，有20%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通过控制适用法院法令的这些学校之间的固定差异，拉奥识别出了废除隔离产生的影响。

　　为了研究歧视，拉奥设计了一场带有奖金的拉力赛。在实验开始前，学生们会观看每个孩子进行一系列一对一的短距离赛跑，这能够显示所有孩子可以跑多快。然后，自己并不跑的参与者（我们称他们为“领队”）选择他们想要的跑步者加入自己的队伍。在他们能够招募的孩子中，如果贫困的孩子能够比富裕的孩子跑得更快，领队就要进行权衡，即如果她选择跑得更快的贫困孩子，赢得拉力赛奖金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但是她与贫困孩子交流的乐趣可能会少一些。如果她选择跑得较慢的富裕孩子，赢得奖金的可能性会下降，但是与那些和自己所处的收入阶层相似的孩子进行社交活动，可能乐趣会更多一些。

　　废除隔离减少了歧视。在学校里接触贫困学生，使富裕学生中歧视贫困儿童的比例下降了一半。在班上没有贫困同学的富裕学生中，有23%的人歧视贫困儿童，他们会选择富裕的队友，哪怕贫困儿童在短距离赛跑中跑得更快也不会选择他们。与这些富裕学生相比，那些班上有贫困同学的富裕学生歧视行为更少一些。在那些参加奖金最少的比赛的学生中，这一效应最为明显。

　　拉奥还使用一系列行为和博弈比较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慷慨程度。学生们应邀参加学校的周末活动，帮助一个服务于弱势儿童的慈善机构募集资金。与控制组的学生相比，实验组成为志愿者的概率高出10%。拉奥还让孩子们进行独裁者博弈。如上所述，这是一个衡量对其他匿名者慷慨程度的标准博弈。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学生分享出去的资源要多45%。

　　拉奥确定了促使这些行为发生变化的机制。学校将2～4名学生结成“学习小组”，他们共同协助解决数学、阅读和手工等方面的问题。在某些学校，这些小组根据名字结成，即一个班上姓名字母接近的同学组合在一起，也就是说，Aarav将与Aditay和Arjun结成小组。这形成了一个将富裕孩子和贫困孩子结成一组的准自然实验，取决于他们的名字在按字母表排序的名单中有多接近。（* 除非富人和穷人有不同的特点，从而在给孩子起名时使用的名字前面的字母有系统性差异，结果导致一些思想平等、行为慷慨的富裕孩子的名字首字母更有可能与贫困孩子的首字母相同。但这似乎不太可能。）对那些采用这一字母表方法结成学习小组的学校，拉奥比较了两类富裕学生：一组富裕学生的名字只与其他富裕学生的名字相邻，另一组富裕学生的姓名与贫困学生的姓名相邻，并以后者作为实验组。图4比较了两类富裕学生的歧视程度。该图表明，正是由于和贫困学生处在同一个学习小组，从而拥有与之密切互动的机会，才使得富裕学生的歧视程度出现了大幅变化。与实验组的富裕学生相比，在仅有富裕学生组成的学习小组中，富裕学生出现歧视行为的可能性要超过两倍。

　　投资于孩子和改变其抱负的短期项目带来的长期效应

　　生活在贫困之中会影响一个人原本应有的品质，而且贫困经历会影响人们对自身的看法（Fell and Hewstone，2015）。很多美国人都拥有如下模式化观念：穷人的个人能力和热心程度都比较低（Fiske et al.，2002），而这一模式化观念会使人们蔑视穷人（Cuddy et al.，2007）。穷人的这种“自我图式”（self-schemas）会使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感到耻辱和羞愧。在一项有关贫困人口的全球调查中，受访者强调了这种羞耻感：

　　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匮乏感使得他无法去做那些社会上习以为常的事……无法招待访客或享受社交生活……因没有供客人使用的厕所，或者没钱购买一副棺木埋葬亲人而感到羞愧……对自尊而言，外貌和衣着被认为是重要的，而且这些正是导致羞耻感的重要原因。在保加利亚的埃特罗波莱，“那些买不起冬天厚衣服的人去工作。他们回来之后就待在家中，躲在一堆毛毯之下，冻得瑟瑟发抖。他们不外出。在遇到他人时，他们会感到羞愧。如果他们碰到一位朋友，并被邀请去喝一杯，他们肯定会拒绝。于是，他们宁愿不外出”。（Narayan et al.，2000，第38—39页）

　　羞耻感导致自我效能的丧失（Baldwin et al.，2006）。贫困的心理影响会使穷人更难以改善其生活状况。

　　与功成名就的榜样接触，有时会帮助人们发展自我效能（Bandura，1997），并提升他们的效率（Henrich and Broesch，2011）。但是穷人普遍无法接触到这类榜样，居住区和社会网络往往是按照收入分割开的。结果，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们可能被引导着适应自己所处的境遇。（* 参见Appadurai（2004），Ray（2006），Duflo（2012），Macours and Vakis（2014），Tanguy et al.（2014），Dalton et al.（2016）。）

　　在概念上，抱负被认为既是一种偏好，又是一种能力（Appadurai，2004；Duflo，2012）。抱负取决于影响个人期望的社会参考点（Dalton et al.，2016）。（* 参考点来自个人认知世界中的价值观、行为和成就，这会形成个人的抱负窗口（aspiration window，Ray，2006）。一个非常低的窗口会导致惰性，而一个非常高的窗口会导致挫折感。抱负和努力是共同决定的，在一个团体中，较低的抱负和较低的努力可以相互增强。）一个人因社会交往而间接体验到与自己“在精神上关系密切”的社会参照对象向上流动，可以提升自己的远大抱负。如果社会阶层两极分化从而导致极端不平等，其中绝大多数人要么是穷人要么是富人，很少有人属于中等收入水平，那就会减少穷人接触比自己状况略好的同类人的机会。这可能会使穷人降低抱负，减少为摆脱贫困而付出的努力，而这又会使收入分配不平等难以改变（Genicot and Roy，2017）。

　　尼加拉瓜实施的一个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通过让穷人定期与向上流动的同类人联系，减轻了缺乏上进心的现象。2006年，尼加拉瓜政府的家庭部实施了为期一年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以帮助贫困民众应对资金紧张问题，并推动他们向上流动。该项目选定了某一受困于干旱的地区中的六个市镇。通过抽签的方式，它将这些市镇中的106个社区分为了实验组和控制组，其中实验组有56个社区，控制组有50个社区。在属于实验组的社区，所有贫困家庭都有资格获得这笔现金转移支付。为了识别贫困家庭，政府实施了家计调查。有90%的家庭获得了这一资格，一共大约有3 000户。现金转移支付的条件是，父母采取以下三种方式对其子女进行投资：一是保持子女小学出勤率；二是让孩子获得医疗服务；三是参与当地的一些活动，活动主题包括营养行为和工作技能等。项目结束之后9个月，后续的数据被收集起来，两年以后又收集了一次。（* 数据特别广泛，因为这是一个试点项目。研究团队致力于一个专题，以理解这一项目产生的长期影响。）

　　在作为实验组的社区，政府举行了一次公开集会，以解释这一项目的组织工作。如果一个社区中有资格的家庭超过30户，就会安排多次集会。在会议期间，女性被要求自愿申请发起人这一职位，她将发挥领导作用，旨在促进信息交流并遵守项目规则。志愿者要成为发起人，必须经过大会的批准。每位发起人会分配到10个受益人，这些受益人都住在发起人附近。在每次会议结束时，包括发起人在内的所有受益人要参与第二轮抽签，以确定谁能获得额外200美元的一次性补助，条件是这个人要写一份商业计划，并将这200美元投资于自己的企业（Macours et al.，2012）。（* 例如，一位女裁缝的投资可能是一台缝纫机。这笔资金支持数额不菲，在这一项目中转移支付的总金额几乎达到平均每户收入的五分之一；投资补助超过平均每户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作者们比较了以下三种情况：纯粹的控制组（即50个作为控制组的社区）、可以收到现金转移支付但是不会收到生产性投资补助的个人，以及收到生产性补助同时也收到现金转移支付的个人。

　　这项研究的设计也能够使研究者实验性地评估发起人获得的补助组合产生的二阶影响，即作为实验对象的发起人对作为非发起人的受益人产生的影响。（* 在界定领导者时，作者们既考虑了领导地位来自本项目的妇女，即发起人，也考虑了在社区中处于领导岗位的女性。这两组并非互项排斥，很多健康协调员和教师志愿成为发起人。）与一般的受益者一样，发起人有三分之一的机会收到投资补助。由于一次典型的大会有四位领导者，各次大会中获得最多补助的领导者所占的比例有显著的差异。但非领导者并非如此，在所有大会中都有约三分之一的受益者会得到最多的补助。

　　理解领导者获得的补助组合产生的二阶效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发起人在这一项目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实施之后进行的采访发现，发起人会肩负起实现项目目标和传递信息的责任，她们会鼓励其他的受益人投资其子女的营养与教育。领导者平均受过五年的教育，受益人只有三年。对于那些收到投资补助的领导者而言，更高的教育水平可能有助于她们管理其新的非农业活动。

　　项目结束两年以后的效果评估表明，发起人不仅在项目实施的一年中发挥了沟通作用，在项目结束以后，她们也对其他受益人起到了强有力的榜样作用，参见表3。与获得投资补助的发起人有接触的家庭，会更多地投资于自己的孩子，对子女的预期和期望也更高。在大会上如果所有发起人都获得了投资补助，其子女的学习支出将提高57%，上学缺勤率将下降21%。在受益人参加的大会中获得投资补助的领导者每增加一位，这些受益人的子女的上学缺勤次数每个月会减少0.4天，对孩子的学习支出会增加16%。就对教育投资的影响而言，与获得投资补助的领导者接触在两年后产生的效果与项目实施期间相当，或者更明显（Macours and Vakis，2016）。

　　为何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能产生持久的影响？在项目结束两年以后，之前的项目参与者不再从这一项目获得资金支持，发起人的所有专业知识可能已经传递给了小组成员。作者提供的证据表明，领导者改变了项目受益人的心智模式，即与获得200美元投资补助的领导者进行接触，提高了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希望他们以后会成为一名专业人员或从事一份有技能的领薪工作。社区中这样的领导者每增加一名，父母对子女成为一名专业人员的期望就会提高近50%。从邻居中没有领导者获得200美元补助到邻居中所有领导者都获得了200美元补助，这一变化将会使项目受益人的抱负或期望提高五分之一个标准差。这表明心智模式不仅会“全面覆盖”基本的心理过程，而且也是构成个人心理的一个重要维度（DiMaggio and Markus，2010）。

　　全国数学竞赛对教育和抱负的持续影响

　　巴西总体教育水平较低，提升速度也非常缓慢。以目前的速度，巴西要赶上经合组织国家阅读熟练程度的平均水平需要260年，达到其数学的平均水平需要75年（World Bank，2018）。法律的图式化功能会有所帮助吗？巴西的一个政府项目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学生班级里如果有成功的榜样，就能够使能力较强的学生更有抱负，也能够提升其教育和经济成就。

　　有一家研究数学的政府机构运作了一场数学竞赛，即巴西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所有6～12年级公立学校的学生都可以参加，并在电视上和学校里广而告之。每年大约有1 800万学生参加这一竞赛。大约有80万人能够进入第二轮，并进入全国的排名。成绩最好的2 300人会获得金、银、铜牌。下一等级的3万名学生可以获得荣誉提名奖。

　　这一荣誉提名奖产生的影响是戴安娜·莫雷拉（Diana Moreira，2017）研究的重点。这一奖项的两个特点使之能够识别因表现优异而获奖的学生对同龄人的影响。第一，4%获得荣誉提名奖的学生不会得到其他好处，没有奖金，也没有得到指导和培训的机会。第二，获奖学生的姓名在网站上公布，并有严格的分界线。没有获奖的人表现如何，尽管研究者掌握这一信息，但没有公开披露。通过比较刚刚超过荣誉提名奖分界线的学生与略低于这一分界线的学生，就可以将这一奖项作为准自然实验，评估它对获奖者及其同学产生的因果影响。同学之间分数方面的微小差异可以视为一种随机的运气。

　　通过比较赢家和输家之间差别不大的班级，也就是说分数略高于或略低于分界线因而本质上处于同一水平的学生，莫雷拉考察了获奖对获奖者及其同学后来成绩的影响。不出所料的是，获奖会提升获奖者的成绩。令人意外的是，获奖还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如果某个班级中有一位同学获得荣誉提名奖，则在后续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该班其他学生的成绩受到的影响相当于获奖者所受影响的五分之一。对经济成就的影响也很大，如果班级中有一位勉强得奖的获奖者，该班其他学生的优秀大学录取率会提高10%，班级中一位普通学生的年收入增幅相当于巴西人均收入的大约0.5%。这一奖项也会影响学生在下一年的考试、升班和退学等方面的表现。

　　毗邻获奖者从两个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与获奖者在同一个班级，二是能力上与之接近。只有那些在考试分数分布中处于前四分之一分位的学生，才会受到班级中有一位同学获得荣誉提名奖的影响。

　　莫雷拉发现，证据并不支持一位勉强获奖者比分数略低于分界线的未获奖者对同学有更大影响的某些其他解释，例如，这一奖项不影响学生如何被分派到各个班级，更强的学生不太可能被分派到获奖者所在的班级。

　　莫雷拉将自我认知视为影响同龄人表现的核心机制。在班级里与荣誉提名奖获得者的日常接触，使学生产生了新的自我图式。这改变了能力较强的同学关于自身能力和自己能实现的目标的信念，这不仅促使他们在学业上更加努力，还促使他们选择更好的大学。

　　本文提出，除了命令和协调以及表达社会价值的功能之外，法律还有第三种功能，即改变心智模式。心智模式将调节个人对世界的体验。法律有时通过使新的社会交往类型，或者使新的范例、模范和榜样成为可能，从而实现这一功能。

　　经济学家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2005，29）设想了一个质问者，为标准经济学中将决策者视为理性行为人的假设辩护，“你们消停会儿吧，我不是要解释所有的行为。我想要解释的是部分行为，是很多情形下的一大部分行为”。如果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不会影响个人的判断和偏好，或者如果就我们要研究的问题而言，判断和偏好比物质约束更稳定，那么，麦克洛斯基的观点就是对采取更现实的人类决策模型的恰当反驳。但是，有很多证据表明，法律如果改变了人们的经验或者使他们身处新的社会格局中，那么对他们如何思考以及他们想要什么，就会产生持久的影响。人类在采取行动时并不像标准经济学假定的那样，拥有无限理性和稳定偏好，并且可以自主思考。与理性行为人不同，人类行为人无法想象世界的所有状态，也无法从所有可以利用的机会中做出最佳选择。对于有限理性的个人而言，由法律创建的社会格局塑造了人们的社会心智视角。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广泛共有的心智模式和制度相匹配，即前者为后者提供认知基础，那么法律上层建筑的改变一般不足以引发长期的社会变革。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政策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改变文化心智模式，我们称之为法律的图式化功能。我们提供了法律实现这一功能的一些例子。我们也提供了一些例子，说明法律上层建筑在发生变化时，如果没有采取干预措施以促进认知基础的改变，就会遭遇强烈的反对，从而使社会心智模式变得更为顽固，并使社会进步更难实现。

　　（南开大学 郭金兴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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