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未来的三大经济挑战

第3节 人口变化：老龄化、健康与移民问题

　　* 第3章报告的作者为阿克谢尔·博世-祖潘（Axel BÖrsch-Supan）、克劳迪娅·迪尔（Claudia Diehl）与卡洛尔·普罗佩尔（Carol Propper）。

　　与不平等的挑战一样，人口挑战是多维度的。我们也需要从中做出选择。本委员会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两个方面：最主要的第一方面是老龄化及其对医疗健康的影响；第二方面是移民，更准确地说是移民融入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我们认识到挑战还来自其他许多方面，例如人口变化对低利率及未来发展的重要影响，或者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等。（*我们没有考虑其他更广泛的议题，如老龄化社会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个方面的活力降低（至少可追溯至Alfred Sauvy）。这方面的经济学研究有限，而宏观经济分析并未发现生产率增速与人口结构有太大联系，参见Acemoglu，D.and P.Restrepo［2017］，“Secular stagnation？The effects of aging on economic growth in an age of autom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No.5［May］：174-179。另外微观研究的结论是，在65岁之前，生产率似乎没有降低。）没有对它们展开讨论的唯一理由是需要把我们的视野聚焦。

　　人们通常认为法国走向老龄化是个坏消息，但也可能不是，因为老龄化总体上是重大社会成就的表现，即预期寿命的持续增加和老年生活品质的改善。当然，这要求生活组织方式的调整，特别是维持工作与退休的适度平衡。对法国这样依赖现收现付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而言，预期寿命延长意味着要么降低养老金待遇，要么增加缴费或者提高退休年龄。（*除了少数情形，我们用“退休年龄”代表“领取年龄”，这是通行做法。不过两者在法国并不一致，因为有各种提前退休计划，平均退休年龄大约比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早1岁。）这一选择无可逃避。

　　由于法国的社会保障总缴费水平已经很高，我们认为调整措施应该将提高实际退休年龄与相对削减养老金水平相结合，根据当前环境安排优先项目。这要求重新设计养老金制度。

　　养老金改革应该满足四个目标：

　　●养老金制度应该统一，提高透明度和公平性。

　　●应该让个人灵活地选择不同退休年龄与养老金水平。

　　●应该认识到不同劳动者在生活履历与预期寿命上的巨大差异。

　　●最后，应该有足够的灵活性，通过调整退休年龄与养老金水平来维持当前和未来的财务平衡，退休年龄与养老金水平要能反映对宏观经济与人口结构变化的社会偏好。

　　然而，这些措施不能仅限于对养老金制度规则的一系列技术性修改。与第1章和第2章探讨的气候变化与不平等议题一样，由于人口结构变化要求延长职业生涯，这需要我们采取整体性的解决办法（holistic approach，三个章节里都采用了该说法），也就是通过更广泛的措施，吸引企业保留年长员工，以及促使年长员工愿意继续工作。除了其他方面，这意味着对企业的组织及其对年长员工的安排做出改变，给中老年员工提供更多职业培训，并关注慢性病的预防和治疗，等等。

　　预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结论：

　　●我们赞同《德勒瓦报告》（Delevoye report）及随后的立法建议，把现有制度的合理化作为改革的前提条件。在这步完成后，可以有多种方式引入灵活性，以考虑就业履历和预期寿命的差异，并实现上述各个目标。

　　●具体而言，我们提出了一套改革建议，以现有养老金改革项目为出发点并加以改进。基础是一套简单易懂的积分体系；有最早退休年龄的退休时段窗口；如果劳动者愿意延迟退休，养老金水平会以大致符合精算中性的幅度提高；积分体系对低收入劳动者有适度调整，使他们即使在最早退休年龄停止工作，也能获得适当水平的养老金。我们相信，这一改革加上促使企业增加劳动力需求、促使老年员工延长职业的意愿和能力的相关措施，有助于针对人口变化做出平稳而公正的调整。

　　●我们还可以把关注点扩大到年长劳动者之外，探讨提高所有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普遍提高就业率可以增加社保缴费的税基，帮助实现调整。降低法国目前较高的平均失业率，可以发挥作用。我们决定不涉及法国平均失业率较高的背后原因以及应该采取哪些相应措施，因为这些话题需要另一份报告详述。但我们认为，需要特别关注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移民的劳动参与率过低。显然有很多理由支持他们融入法国社会，养老金改革也与之相关。我们认为这一点意义重大，政府应该将此作为更优先的事项。我们提到了若干并不特别新奇的措施，或许都有助于促进更好的社会融合。

　　1.事实与感受

　　法国在走向老龄化。人口抚养率（65岁以上人口同15—64岁人口之比）在2020年约为33%，预计将持续走高，到2040年升至45%。好消息是这主要源于预期寿命延长，加上人数众多的婴儿潮世代老龄化造成的暂时性膨胀，而非生育率下降。法国的生育率目前为1.9，接近更替水平。（*法国的生育率自2014年以来有所下降，要判断这是暂时还是永久的趋势还为时尚早。）

　　公共养老金支出巨大，根据欧盟的定义相当于法国GDP的15%，比德国高出50%。意大利是欧盟中唯一比法国更高的国家，达到15.6%，但其人口结构要老得多。法国的养老金制度比类似的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等更为慷慨。由于比其他国家更高的养老金和更早的退休年龄，法国的平均养老金缴费率（对雇员和雇主双方征收）相当高，达到收入的27.5%，而且高收入群体可能还要高得多。这个制度基本保持着收支平衡，2019年有小幅赤字（由于新冠疫情，2020年与2021年的赤字预计会增加）。

　　我们在过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议题是，养老金制度是否应该建立充足的信托基金，从现收现付制转向部分积累制。该主张的理由是，这样的基金可以增加国民储蓄，从而提升资本积累和产出。当储蓄率过低时，这一逻辑成立。但在利率极低（说明初始储蓄已高于投资）的当前环境下并无意义。增加储蓄可能导致利率进一步降低，假如货币政策受到零利率下限的约束，不能执行如此低的利率，那将导致总需求不足，失业率提高。此外，向积累式养老金制度转型会给当前的法国劳动者造成双重不幸，他们既要负担更年长世代的养老金（而且是婴儿潮世代数量异常多的人口），又要负担自己的一部分养老金。就工作保障比过去更低，且面临短期新冠疫情危机和中期人工智能及机器人技术革命的这个世代而言，转型的代价过高。

　　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养老金制度未来能否维持平衡的问题，或者说是否必须为此实施结构性调整。毫无疑问，过去的改革已显著改善了财务前景。养老金指导委员会（Conseil dorientation des retraites，COR）的最新报告认为，法国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将逐渐降低。根据他们的计算方法（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略低于上述的欧盟标准数据）和对生产率增速的最悲观假设（1%），该比重将从2019年的13.6%下降至2070年的13.4%，尽管人口抚养率（此处的定义为60岁以上人口同20—59岁人口之比）会提高至约37%。

　　然而，有两个理由表明上述预测过分乐观。

　　第一，该委员会关于生产率年增速的最悲观假设（1%）或许依旧太乐观。在过去15年里，法国的生产率增速只有0.7%。（*预测生产率增速非常困难，多个十年之间的生产率增速相关系数仅为0.1—0.3。参见Easterly，W.，Kremer，M.，Pritchett，L.and L.Summers（1993），“Good policy or good luck？Country growth performance and temporary shocks，”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No.4474，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生产率增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当前制度里，财政收入随工资通胀率增长，而支出随物价通胀率增长。生产率增速越高，工资与物价通胀率的差距就越大，越有助于实现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平衡。相反，生产率增速越低，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平衡越困难。但在近期和短期内，把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平衡与难以预测的生产率增速挂钩并无必要。我们的建议之一是取消这种挂钩和相关的不确定性，以工资通胀率作为养老金水平的指数。后文会有详述。

　　第二个理由与前一个有关，在养老金指导委员会的模拟中，实现财务平衡的办法是通过价格指数化，既涉及初始养老金水平的确定，又涉及后期的养老金给付，结果使平均养老金相对于工资的水平下降。在该模拟中，人口抚养率大幅提高（只靠平均退休年龄略有提升来缓和）主要依靠养老金对工资比率的大幅下调来抵消。该模拟要求，养老金与工资的比率到2070年下降20%。我们固然希望让退休人员的平均收入相对于在职员工的平均收入略有下降（法国目前的该比率较高），但上述调整方案让人感觉过分机械和极端，更重要的是，这会把年龄较高的退休人员的平均收入压低到接近贫困线，在政治上不可行。

　　法国年长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数据令人惊讶。55—64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仅为56.2%，而欧盟的平均值为66.6%，其中大部分差距来自60—64岁人群。大多数劳动者在达到足额替代率的年龄开始领取养老金，目前为62岁。但也有许多人根据各种提前退休机制选择更早退休，这使得男性和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只有60.8岁。相比之下，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退休年龄为男性65.2岁，女性63.7岁。

　　与通常的感受相比，没有证据表明生产率下降会鼓励提早退休。事实上，关于汽车和保险产业的研究发现，在65岁之前，员工的生产率并不会下降。平均而言，65岁时的可自理预期寿命约为10年。但慢性病是个问题：60—64岁人群中20%有至少两种慢性疾病，在不同收入或教育群体中差异悬殊。慢性病对劳动参与率有重大影响：对50—64岁人群，身患一种慢性疾病会使脱离就业的概率增至3倍，退休的概率增至2倍，失业的概率增至1.5倍。

　　这些差异通常也会延伸至预期寿命上。预期寿命随着性别、教育、当前收入水平、财富、健康行为和遗传因素而不同。例如，我们报告中的一个惊人统计数据是不同收入水平的预期寿命差异，收入未必有因果效应，但大体上可以作为某些基本因素（如职业类型）的可观测的代理变量。在62岁时，收入水平最低的十分之一群体的预期余命为19.5年，而最高的十分之一群体为26年。或者说，如果两位员工都在这个年龄退休，其中一位会比另一位少活6.5年。不同收入水平的女性的预期余命差异略小一些，但依然显著，最高与最低十分之一群体之间的差距达到5年。

　　2.整体性的解决方法

　　从养老金改革入手。任何养老金制度的具体设计都是复杂的，读者可以参阅后续章节了解更详细的内容、不同选择方案的介绍，以及对法国政府2020年1月颁布的法律所做的更多讨论。以下简单介绍我们建议的主要选项及其理由。

　　2.1结合人口结构调整，从物价指数挂钩转向工资指数挂钩

　　任何养老金制度都必须经受各种冲击：包括短期冲击（如金融危机、疫情危机及婴儿潮终结的后续影响）和持续冲击（预期寿命延长、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进步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任何养老金制度都不可能在几十年里自动经受住各种冲击；然而反复的改革也不是理想的出路。我们需要某些自动调节机制，让养老金制度有一定的可持续性。

　　另一个要点是，必须有人承担宏观经济风险与人口风险，或者让退休人员调整养老金收入，或者让在职员工增加缴费或延长工作年限，或者双管齐下，没有逃避的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养老金制度发生赤字，并由一般公共财政承担，最终转移给当前或未来的纳税人。债务融资的范围与低利率有关。我们在本章假设养老金制度依然维持平衡，政府预算的其他部分采用债务融资。）

　　尤其是，针对预期寿命延长，有三种调整办法：增加缴费、降低养老金、提高退休年龄。我们知道，在现行法律之下预计将采取的做法主要是削减养老金相对于平均工资的水平，通过物价指数挂钩，借助工资通胀率与物价通胀率之间的差距（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自动地逐渐降低养老金替代率。

　　对此有更好的做法。我们同意，目前已经很高的社保缴费率不能再提高，调整必须主要放在替代率和退休年龄上。但我们认为，养老金与物价指数挂钩不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它有助于减缓养老金的增长速度，却也有三个缺陷：

　　●首先，我们已经提到，由于工资通胀率很可能高于物价通胀率（反映着生产率的逐步提高），这意味着养老金相对于工资会持续减少，到某个阶段将不再能被社会接受。

　　●其次，这使社会保障资金平衡过分依赖未来的高度不确定的生产率增长，会导致一个奇怪的福利效应：生产率增长速度越快，随着养老金与缴费比率的下降，退休人员承担的调整负担越重。

　　●再次，这使得福利水平对个人收入的变化轨迹高度敏感。相比于和工资指数挂钩，与物价指数挂钩对早期收入（相对于晚期收入）更加不利。这种安排的合理性没有根据。

　　因此，我们主张对缴费和养老金都重新引入与工资指数挂钩的做法，并根据人口抚养率，通过更为透明、更易预测和更加公平的调整来实现财务平衡。

　　为描述我们对养老金制度设计提出的建议，首先我们从劳动者个人的角度介绍，然后回到整体制度的平衡问题。

　　2.2积分体系的建议

　　透明度很重要，我们建议采取一种简单直接的积分体系（后续再介绍针对特殊情形的重要调整）：

　　●在职业生涯中，劳动者根据其工资比例得到积分，例如，若劳动者当前的工资与平均工资水平相当，则得到100个积分，如果为平均工资的两倍，则得到200个积分，等等。在某些条件下，他们在没有工作时也会得到积分（正如在目前的制度下，对怀孕或其他医疗状况以及失业状况的处理）。参考平均工资的相对水平决定积分分值，可以确保早期的收入同后期的收入有相同价值，例如，在今天得到平均水平的工资与在10年后得到平均水平的工资，会产生相同的养老金权利。

　　●积分在个人账户中积累，跨越整个职业生涯，直至开始领取养老金。

　　●在开始领取时，积累的积分将换算为初始养老金数额，与当年的平均养老金数额成比例（下文将指出，低收入者此时可能获得额外的“奖励积分”）。一个积分对应每年获取一定数额欧元（分值）的权利。这个分值会在每年根据工资通胀率和人口变化，对所有退休人员做相同的调整，下文将详细介绍。也就是说，如果某位退休者的积分为当年全体退休人员平均积分的1.2倍，则他的养老金将是平均水平的1.2倍。同时在每一年，所有退休人员的积分将具有相同的分值，无论他们是62岁还是83岁。

　　●允许延迟领取养老金，用工作收入补充养老金收入：健康状况良好并有意愿的人可以继续工作，为社会做出贡献。这里可以有两种公平的安排：一是继续工作并不导致更多缴费或更高养老金，二是继续工作导致更多缴费和更高养老金。

　　2.3保持个人选择的灵活性

　　为保持个人选择的灵活性，第3章认为与其设定一个退休年龄，不如设定一个退休时段窗口，有最早的养老金领取年龄，或许还可以有最晚的领取年龄。

　　●最早退休年龄或最早合格领取年龄，是指劳动者可以领取养老金的最早日期，这对所有劳动者应该是统一标准。

　　●在最早领取年龄后继续工作、延迟领取的劳动者，将在额外的工作年限里继续获得积分，并以大致精算中性的方式调整其分值，以反映他们节省的养老基金以及退休后的预期余命缩减。“大致精算中性”是指延迟领取养老金，仍使养老金制度保持财务平衡。

　　对于是否应该设定最晚养老金领取年龄，第3章没有明确表态。如果雇主和雇员都同意继续保持工作关系，似乎没有理由强制实施这个年龄。但这或许要求对劳动保护法律与超出最早领取年龄后的雇佣合同做相应调整。

　　2.4承认个体差异

　　公平的养老金制度必须承认劳动者在许多方面存在个体差异。某些人的职业履历较为曲折，某些人的工作比较艰苦。某些人的收入较低、积分较少，因此可能面临老来贫困。某些人的余命较短。问题在于，如何以透明且公平的方式处理这些差异，并避免投机取巧。

　　比较容易处理的是较复杂的职业履历和较低的终生收入水平（在我们的制度建议里对应较低的积分）。与现行制度一样，新制度可以考虑给失业期或孕产期提供额外积分。由于社会希望养老金制度具有累进性质，终生收入较低的劳动者通常可以获得额外积分。

　　现行制度有“最低缴费”规定，但这一最低养老金不应混同于所谓的“老年人团结补助金”，后者是根据家庭层面的总体收入水平调查来发放的社会福利。第3章建议基本上沿用最低缴费规定，但略做改进，使劳动者在积分较低时有继续积累的激励。在现行制度下，最底层的两个十分位的劳动者都会得到最低养老金，使法国的老年贫困率降至全球最低行列。但在这个门槛下，养老金与收入水平无关，导致了一个不可取的扭曲。第3章认为，一个更好的办法（或至少是补充办法）是给收入分配最底层的四个十分位群体提供额外积分，使得低收入者的养老金也可以随积分积累而增加。这也是某些国家的实际做法。

　　剩下的是余命差异的问题。这些差异有很多原因，收入、性别、教育、遗传、健康习惯等。我们已经提到，某些差异非常惊人：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群体的男性劳动者在62岁时的余命，比收入最低的十分之一群体高出约6.5年。某些相关性容易观察，如收入或性别，其他一些则不然。某些因素是给定的，如遗传，其他一些则取决于行为，如吸烟的影响。问题是如何最好地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而本委员会对此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除了之前的内容，第3章的作者没有给出更多的调整建议。他们指出，鉴于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众多，没有办法做公平的调整。另外针对收入与预期寿命的关联，给低收入劳动者、职业履历较曲折的劳动者赋予额外积分已经提供了帮助，让收入较低、预期寿命较低的人可以较早领取养老金。他们还指出，低收入劳动者通常较早开始工作，因此相比在完成更高教育后才从事工作、有更高收入的人来说，低收入者在达到最低领取年龄时有更多积分和更高工资替代率。最后，他们坚持对所有人适用相同的最低领取年龄，理由是这发挥着社会规范的关键作用，而采取不同的年龄规定会破坏社会规范，对法国这样的国家显然会带来影响，例如之前已提到，许多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低于最低养老金领取年龄。

　　本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主张更进一步。虽然收入不是预期寿命的唯一因素，或许最多可以作为其他因素的替代，但关联性足够强，以至于可以在上述规定外给予低收入劳动者更多额外积分，使他们能在最低领取年龄有更高替代率。这些成员认为，即便以替代率降低作为代价，部分劳动者或许仍想在最低领取年龄之前退休和领取养老金。对此，可以把最低领取年龄同收入水平直接挂钩，例如让最底层的四个十分位群体有更早退休年龄，采用精算中性的贴现率领取；或者保留目前的最低领取年龄（或许可以另外用个说法），但允许低收入者以更大的贴现率更早领取。他们还设想，如果平均实际退休年龄必须逐步提高，且高收入者的预期寿命延长更加突出，则可以对最低领取年龄做出有选择的调整，以更加灵活地应对预期寿命的变化，例如提高高收入者的最低领取年龄，但对低收入者维持不变。这样做不仅更公平，而且在政治上更容易提高平均退休年龄。这一议题必须设法解决，但本委员会对此没有得出结论。

　　2.5较艰苦的工作类型

　　如何考虑比较艰苦的工作条件，是更棘手的议题。艰苦是事实，但要对此进行评估和测算，则比失业期等要困难得多，而且涉及滥用风险。一个关键认识在于，每个产业的社会参与者对工作条件掌握着分散化的知识，所以很自然地，可以让他们对特定职业的“艰苦性质”如何认定达成协定。为避免每个产业试图在养老金制度中为自己不当谋利的风险，本委员会建议，由每个产业完全承担其决定给养老金制度带来的额外成本。

　　例如，假设一位劳动者正常在62岁退休，但他所在的产业可以决定，由于艰苦的工作条件，允许他在55岁退休，并为其支付55—62岁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缴费；于是这位劳动者可以在62岁时转入一般养老金制度。这一建议的细节还需要深入阐述，提前退休必须通过足额的储备基金来保障，以防止企业债务拖欠或产业规模缩减让少数企业承担难以为继的过高负担，最终把责任转嫁给一般养老金制度。类似的是，通常也应该允许企业选择退出产业协定。

　　总体上，让企业和产业承担它们给社会带来的额外成本是恰当的公共管理办法。第3章将指出，应重视荷兰增强雇主激励的经验：让雇主更多承担工伤保险成本，会大幅降低伤残数量，同时增加年长员工的就业人数。

　　2.6积分价值的决定

　　下面转向财务平衡的内容，需要重申的第一点是，没有办法让国民逃避永久性的宏观经济和人口结构冲击，不过，对短期冲击（如新冠疫情）可以采取稳定化措施。

　　从某些层面来说，养老金制度的平衡只是会计问题。给定缴费率，从期初平衡的系统开始，要继续保持平衡，只需让平均养老金给付水平的增幅等于平均工资增长率与制度内的抚养率（退休人员同在职人员之比）变化的差额。（*在退休时，积分将换算为某个日期t的养老金数额。日期t的总预算平衡等式为ctwtat=btrt，其中，ct是缴费率（为简化起见，对所有人取相同值，或者理解为加权平均缴费率），wt为平均工资，at为在职人员的数量，bt为平均养老金水平，rt为退休人员的数量。这个等式意味着，如果维持缴费率不变，ct=c，则平均养老金水平的增速应等于：bt/bt=wt/wt-（rt/rt-at/at），即平均工资的增速减去抚养率的增速。）

　　制度内的抚养率取决于平均实际退休年龄。第3章指出，退休年龄窗口应该随着预期寿命提高而调整，但问题是幅度多大？一个有效的参考标杆是采用如下规则：预期寿命的延长中有三分之二归属工作期限延长，三分之一归属退休期限延长。这个规则的理由是，如果人口变化只是源于寿命延长，则保持平均职业生涯期限与平均退休期限的比率不变，将维持养老金的平衡。由于目前的职业期限约为43年，退休期限约为21年，大致为2 ∶1，那么对应预期寿命每增加3年，也应该按2 ∶1划分，把退休年龄窗口期推后2年，把退休期限的长度增加1年。(*如果采用这一规则调整最低养老金领取年龄，有效领取年龄或许不会发生同等幅度的改变。例如，有人可能依然选择在原定的年龄退休。如果像我们建议的那样，用精算中性的办法调整领取年龄，则积分减少意味着，在实施新的最低领取年龄之后，劳动者对退休时间的决策与最低领取年龄提高导致的养老金总收入减少无关。)如果采用此规则，养老金制度的抚养率将基本保持稳定，替代率也可以基本不变。所有退休人员的积分分值则可以随平均工资通胀率而提高。

　　但一般来说，人们或许愿意接受既提高退休年龄又适当下调替代率的调整办法。因此第3章建议采用更灵活的规则，以反映社会偏好，并探讨了该规则可能采取的具体形式。

　　2.7储备基金和独立委员会

　　无论选择哪种规则，在面临短期冲击时（宏观经济波动，或者婴儿潮世代退休带来的人数异常激增），允许暂时偏离规则是需要的。对此的一种自然解决方案是创立和管理一笔储备基金。该基金可以在困难年份被临时支取，但并不是永久性地用于部分补充养老金制度，这点不同于过去的某些建议。为避免因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窃夺这笔基金的诱惑，其管理应该委托给独立机构，该机构的使命可以包括对人口结构和其他宏观经济变化的监督，对退休年龄窗口的调整等（见下文）。当然，赋予该独立机构的裁量权也伴随着控制措施。如果储备基金可能缩水到某个临界水平之下，将发出基金结构失衡的信号，从而要求该机构重组基金，包括调整替代率和退休年龄窗口，恢复制度的可持续性。这里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会在第3章中反复出现），如何让该理事会既保持政治独立，又能反映社会偏好与国民意见。

　　2.8对转型的安排

　　我们的报告赞成德勒瓦（Delevoye）的建议，从38个现行养老金制度到一个制度的转型应该逐步完成，但或许应快于现有劳动者完全成为祖辈（还需要一代人时间）的速度。我们相信15年的过渡期是合理的。我们也赞同，不应该改变目前已退休人员和即将退休人员的境遇。但本委员会承认，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或许必须采取不同的转型方式，至于如何在这两大部门设计具体的转型方式，委员会还无力深入讨论。

　　3.相应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与养老金制度的退休规则同样重要的是，年长劳动者可从事的工作的性质，这与第2章关于不平等议题对“优质岗位”的讨论形成呼应。

　　研究证据表明，促使劳动者继续就业的不仅是收入，还有与职场保持联系并获得生活的目标感。同时，年长劳动者通常希望在休闲与工作之间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这意味着应着重改善年长劳动者的兼职就业安排，这显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的改进是，在养老金改革中，让延长工作年限的调整保持精算中性，现阶段的情形并非如此，我们之前也提到，应该予以纠正，从而增强延长工作年限的吸引力。

　　另一个方面是关注劳动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的培训，同样与第2章关于不平等议题的讨论有关。有关证据表明，年长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显著低于年轻人，但这似乎不是源于年龄本身，而是接受教育的久远程度和是否有知识更新。根据2011年的调查，仅有51%的法国员工在正式教育结束后接受更多教育，而瑞典的比例达到72%。

　　还需要改善的一个方面是慢性病。或许最重要的是改变对待职场中慢性病患者的态度，目标是让面临障碍的劳动者继续工作，而非急于退出。其实对若干慢性病而言，停止工作会让病情更趋严重。国际经验反映的先进做法是，改进年长劳动者的健康能力需要把三类政策和干预措施结合起来。

　　●第一种是以职场为基础的卫生与健康干预，以改善年长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和工作能力。

　　●第二种是雇主的协调安排，以帮助有健康问题的年长劳动者继续工作。

　　●第三种是调整工伤保险制度的特性，以确保面临功能问题的年长劳动者不会离开劳动力队伍。

　　瑞典的经验显示，这些改革可以带来显著效果。不仅如此，甚至社会规范与态度也可能因之改变。

　　等到劳动者年事已高时再重视慢性病就为时已晚了，慢性病开始的时间更早。通常的建议是改进预防措施，而现行制度过分关注治疗。本报告详细介绍了外国的经验，以及对医疗制度的若干潜在技术性改革，从更广泛采用按治疗效果付费和按组合治疗付费而非按治疗行动付费，到有充分保险的预防治疗的预定组合等。在新冠疫情危机中凸显了作用的远程医疗也可以发挥助力，为许多慢性病提供更好的服务，例如精神类疾病或抑郁症等，并可以显著减轻医疗荒漠的问题。

　　4.移民和劳动参与

　　从性质和规模来说，移民都给法国提出了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其中大多数超出了本委员会的专业范围。我们决定聚焦于移民的劳动参与问题，这本身显然有其内在意义，同时也与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平衡相关。

　　法国的移民就业率为58.5%，而本土出生的劳动者为66.4%，两者的失业率则分别为14.6%和8.3%。在这两个指标上，法国与德国大体相当，比瑞典更好。

　　部分差异源于初期的适应性，在移民至法国的前5年，就业率仅为41%，此后便提升至60%。与通常情形一样，平均数掩盖了性别和来源地方面的巨大差异。例如非欧洲裔女性移民在抵达法国的6—10年之后，劳动参与率仍比本土女性低15%。有意思的是，这个差距在第二代移民（即初代移民的子女）身上大幅缩小，但对于第二代的非欧洲裔女性来说，劳动参与率依旧更低。

　　这种情形反映了若干因素的影响：

　　●对第一代移民而言，语言技能起着关键作用，还有社会资本的欠缺。一个有趣的发现是，语言课程会提高劳动参与率，但主要不是通过获取语言技能本身，而源于能更好地掌握劳动力市场的信息。

　　●移民面临不利的劳动力市场。尽管真实的资质水平不易评估，但有研究发现，55%的北非移民对他们现有的工作来说资质过剩，这个数字对全体移民是39%，本土居民是20%。

　　●歧视有重大影响。研究表明，姓名带有族裔特征的申请者获得职位反馈的机会少于他人。文化因素也有影响。仅有25%的土耳其裔女性获得雇佣岗位，而没有就业的女性中有很大部分在劳动力市场并不活跃。

　　●就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而言，学校分隔制度有重大影响，加剧了低教育程度的跨代延续。移民家庭的学生在弱势学校的比例较高，移民家庭的学生在阅读能力较低的群体中占比也较高。

　　考虑到上述因素，显然没有单一的解决妙方，但有三个方向可以探索。

　　●把鼓励承认现有证书和鼓励获取新技能的政策更好地统一起来

　　对外国学历不予承认或只是部分承认，有时是源于移民的信息不畅问题。这可以得到改善。增加语言课时（目前已增至400小时）将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因为语言技能对劳动参与率有强烈效应。提供更聚焦特定职业的语言训练，让有子女的女性参与此类课程，在德国做得非常成功。

　　在这方面，第3章做了有意思的测算。让法国的整体劳动参与率赶上欧洲的平均水平，单看数字的话，需要把55—64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提高10个百分点。考虑到因为增加语言培训而受益的移民比例，以及语言培训对劳动参与率的预计效应（当然对此预测需要保持怀疑），仅靠语言培训就能弥补60%的缺口。简而言之，这会带来非常显著的效应。

　　●阻止低教育水平的跨代延续

　　很多研究表明，学校分隔制度比居住分隔制度还要糟糕得多。过去的许多项目都认识到了这点，并试图解决，最近的一个项目是优先教育网络（réseaux déducation prioritaire，REP）。我们相信还可以采取更多措施，特别是提供激励，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把强势家庭与弱势家庭背景的子女更多混合起来。移民家庭的子女将从中获得更大的好处。

　　●发现和减少歧视现象

　　因为没有积极收集雇员的移民背景的数据，所以我们缺乏信息分析移民身份对劳动力结果的影响。不过，有若干办法改善这方面的认识，同时无须破坏匿名要求、增加信息报告的难度。

　　（余江译）

　　附录 马克龙报告的专家委员会名单

　　委员会主席

　　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让·梯若尔（Jean Tirole），让-雅克·拉丰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图卢兹经济学院和图卢兹高等研究院（ISAT）名誉院长。

　　报告的主要作者

　　第1章 气候变化

　　克里斯蒂安·戈利耶（Christian Gollier），图卢兹经济学院教授、执行理事。

　　马尔·勒光（Mar Reguant），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第2章 经济上的不平等与不安全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和政治经济学教授。

　　斯蒂芬妮·斯坦切瓦（Stefanie Stantcheva），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第3章 人口变化：老龄化、健康与移民问题

　　阿克谢尔·博世-祖潘（Axel BrschSupan），德克斯·普朗克社会法律和社会政策研究所主任，慕尼黑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克劳迪娅·迪尔（Claudia Diehl），康斯坦茨大学社会学教授。

　　卡洛尔·普罗佩尔（Carol Propper），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成员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法兰西学院院士，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和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理查德·布伦代尔（Richard Blundell），伦敦大学学院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经济学教授。

　　劳伦斯·布恩（Laurence Boone），OECD首席经济学家，G20财务主管（Finance Deputy）和经济学研究部负责人。

　　瓦伦缇娜·波塞蒂（Valentina Bosetti），Terna SpA主席，博科尼大学经济学教授。

　　丹尼尔·科恩（Daniel Cohen），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经济系主任。

　　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伊曼纽尔·法希（Emmanuel Farhi），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尼古拉·富克斯-舒德尔恩（Nicola FuchsSchündeln），歌德大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教授。

　　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芝加哥大学米尔顿·弗里德曼杰出经济学讲席教授，贝克尔-弗里德曼研究所所长，能源政策研究所所长。

　　希拉里·霍因斯（Hilary Hoynes），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哈斯商学院经济差异（Economic Disparities）领域的杰出讲席教授。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纽约城市大学杰出经济学教授。

　　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欧洲大学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Tommaso PadoaSchioppa讲席教授。

　　亚当·珀森（Adam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伦敦经济学院IG Patel经济学和政府讲席教授、格兰瑟姆气候变化研究所主席、印度观察中心（India Observatory）主任。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哈佛大学校级Charles W.Eliot讲席教授，哈佛大学荣休校长。

　　劳拉·泰森（Laura Tyson），伯克利加州大学哈斯商学院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