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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来源于 《比较》 2015年第6期 出版日期 2015年12月01日
出版日期 2015-12-01
本文见《比较》2015年第6期

封面文章

当期杂志

安东尼·阿特金森
 

  本文选自《比较》编辑室即将出版的《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一书。

  在美国,按照法律,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需要估算国会各委员会批准的法律议案的预算成本。参议院和众议院正在讨论和辩论的众多建议也要由CBO进行成本估计。这个在上世纪70年代采纳的程序强制执行着一项基本纪律。同样,我也很重视自己建议的这些降低不平等的举措对政府预算的影响。我曾强调,大幅降低不平等需要税收和支出以外的举措,但用来影响再分配前的收入水平的政策举措本身也会影响预算。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将降低家计调查型福利(meantested benefit)的成本;它将带来社保缴费的增加,以及个人所得税的增加。在另一方面,如果企业限制高管薪酬,所得税款会减少。总体考虑这些举措,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看额外支出与额外税收能否平衡。批评人士常说,“这些数字加起来后不合理”,或者“还有财政空间支持更大胆的做法”。

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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