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ie Tubadji， 英国斯旺西大学；Frédéric Boy，英国伦敦大学学院；Don J.Webber，谢菲尔德大学。本文收录在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于2020年5月20日发布的由Charles Wyplosz、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和CEPR编辑的Covid Economics： Vetted and Real-Time Papers第20辑上。感谢林至人先生在本文授权过程中提供的帮助。——编者注
1.引言
心理健康有其正常范围（Spijker et al.，2010；Gotts et al.，2012）。将个人（或整个社会）心理健康维持在该范围中心值附近的能力被定义为心理复原力（Fletcher and Sarkar，2013）。心理复原力是对社会经济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中的冲击和生存不确定性做出的反应（Cornum et al.，2011）。生存是人类进化的主要关切，对生存的恐惧是人类心理状态最重要的基本要素之一（LeDoux，1995；Akerlof and Shiller，2010；Tversky and Kahneman，1979）。因此，在全球动荡时期，譬如面对当前的新冠疫情，生存这一核心问题必然显得分外突出。
社会经济环境不仅仅受自然现象的影响，很大一部分还取决于人们生存所依赖的生活组织和安全网络的作用。这种作用与人们生活和活动的多个地方以及经济发展交织在一起（Castells，1996）。各个地方和经济体是由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管理的。虽然在有关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这种多个网络和社会经济政策中的嵌入性已经得到认可（Kloosterman et al.，1999；Tubadji et al.，2020），但在心理健康方面尚未引起关注。社会经济政策及其实施，尤其在危机期间，是塑造心理环境和公众情绪的重要因素，然而政客往往只在选举时期才考虑这一点（Norpoth et al.，1991）。本文考察在负面的外生冲击下，公共政策如何影响公民的心理健康，特别是，我们探讨了新冠疫情流行初期公共政策对公众心理复原力的影响。
区域经济脆弱性一直是经济学文献关注的焦点（Reggiani et al.，2002；Bristow and Healy，2020），可尽管最近的文献关注经济政策方面的复原力，却很少有人探索经济政策、公共政策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即便人们知道存在这种关联（Foucault，1954，1961）。改善心理健康的公共政策被狭隘地定义为着重协调处在正常状态极端位置的公民的需求和供给（Frank and McGuire，2000a，b），然而最近的证据表明，公共政策选择与一国的平均心理健康水平有更深层的因果和响应关系。此外，公共政策可能是造成一国人口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原因，而这在经济学领域也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据我们所知，本项研究是对公共政策决策如何影响人口心理健康的首次探讨。
为了建立关于国民心理健康与公共政策管理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设模型，我们比较了同一国家在不同公共政策制度下的心理健康状况，并对比了不同国家对这场新冠疫情的不同反应。在第一种情况下，准自然实验评估了意大利和英国公共政策从“一切照旧”到“完全封闭”的变化。在第二种情况下，准自然实验研究瑞典采用的不同政策，瑞典坚持“一切照旧”的措施，意大利和英国则改变策略，转向了社会隔离和封闭的立场。我们把报告的死亡率作为焦虑加剧的一个干扰因素。我们的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依赖于文化的公共死亡率统计（死亡人数）产生的认知偏差效应，以及这一重要信息对公共心理健康的影响。
这两个自然实验的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了“基于文化的发展”（CBD）范式（Tubadji，2012，2013）和语言的叙事经济学方法（Tubadji，2020a；Tubadji、Pattitoni and Nijkamp，2020）。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采纳这种方法分析公共政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文化的发展范式力图解释受文化偏见影响的经济选择。在这一情境下，我们要分析的选择就是“一切照旧”和“完全封闭”之间的公共政策决策。语言的叙事经济学定量方法（Tubadji，2020a，b）受启发于行为经济学之父赫伯特·西蒙对齐普夫词频分布规律的论述（Simon，1955），以及最近叙事经济学对语言的流行病学分析法（Shiller，2017，2019）（*可参见罗伯特·希勒，《叙事经济学》，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
基于文化的发展范式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研究语言的历史计量学，以此作为思维、意义形成和思想历史的统计记录来源。就社会话语的强度而言，基于文化的发展方法假设思维、意义、思想的形成和历史与齐普夫定律呈正相关关系，并随时间影响语言与经济事件及其演变过程的统计关系（Tubadji，2020a）。我们比较了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和流行期间，“死亡”（作为死亡焦虑的代理指标）和“自杀”（作为寻求死亡倾向的代理指标）这两个关键词在谷歌搜索引擎上的搜索频率；同时分析了作为应对手段的封闭公共政策，这种政策导致这些词的搜索频率随时间发生变化，进而反映了社会在担忧新冠病毒致死的情况下经历的精神困扰强度。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共决策是影响公众心理健康的一个强大的内生信息来源。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2节讨论心理复原力的定义，并简要回顾有关心理健康、公共政策、话语和意义的文献。第3节总结关于地方经济复原力的区域经济文献。第4节提供基于文化的发展方法，以确定公共心理健康复原力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第5节介绍我们的数据和方法，主要使用来自谷歌趋势的语言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因果推断。第6节呈现了我们的结果和发现。第7节总结并得出政策含义。
2.心理复原力、心理健康与公共政策
心理学从个人层面定义心理复原力，主要是因为它对日常生活有直接的意义和影响（Fletcher and Sarkar，2013）。每个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心理复原力，这是联合国和大多数国家宪法提供的基本需求和人权保障（Malkina-Pykh，2013）。然而在政策评估中，个人不再是关注的焦点。人们从不同视角研究心理健康，通常都从提供制度化心理健康保健的角度展开讨论，甚至一些最关注社会行为的研究也以同样的方式探讨这个问题（Dear et al.，1979；Wahl，2003；Frank and McGuire，2000b；Hatzenbuehler，2010；Knapp et al.，2011）。
米歇尔·福柯（Foucault，1954，1961）曾经提出，可以通过构建社会经济环境和话语来探索公共政策与民众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福柯属于建构主义哲学流派，认为所有的思想和意义都可以用叙述的语言来记录（Derrida，1967；Derrida and Dutoit，1992；Tubadji，2020）。确切地说，福柯的这个语言记录例子是基于有关疯癫和心理健康的语言。他解释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如何通过公共政策区别对待精神病患者，这又如何对他们的生活质量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他们被送进收容机构，禁止待在社交场合。福柯的论证对反精神病学运动极具影响力（Crossley，2006），这反映在非住院治疗这一公共政策转向上（Haveman，1986），人们对这一政策转向态度不一（Stavis，2000；Sercu and Bracke，2016）。我们认为，不仅福柯的解构主义理论对他感兴趣的临床心理健康有重要意义，而且公共话语也影响着公众的心理健康。
福柯对心理健康与政策制定之间相互作用的思考，聚焦于普通人群中孤立的弱势少数群体的痛苦。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即福柯建构主义机制对人类心理健康与政策制定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适用性。我们的论点源于积极心理学，其中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都是一个精细平衡的动态系统，有其正常范围（Seligman，2002；Yates and Masten，2004；Brunzell et al.，2016），而且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理健康在压力条件下都有可能发生变化（Babazono et al.，2005）。这包括国家层面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叙事引起的压力条件，比如社会动荡、叛乱和投票模式，这些都反映了当下的和不断演变的社会经济叙事（Benabou and Tirole，2006，2009，2011，2016）。还有人注意到，社会动荡与公共政策息息相关（Hirschman and Rothschild，1973）。新冠疫情以及伴随而来的高度不确定性，为探讨总体心理健康指标与社会经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创造了机会。
3.经济复原力与社会经济环境
复原力没有统一的定义，也并非总是用经济术语衡量。在心理学和物理学领域之外，复原力一词首先得到生态科学的认可，被用来解释动物种群的波动（MacArthur，1955）。随后，关于复原力的生态学研究显著增加（Neubert and Caswell，1997；Reggiani et al.，2002），其中复原力的一个现代定义指出，复原力指的是“一个实体或系统在某种干扰或破坏之后恢复形态和位置的能力”（Martin，2012，第4页）。众多学者（Nijkamp，1999；Reggiani et al.，2002；Bristow and Healy，2020；Osth et al.，2018）找到了一些研究经济复原力的最重要方法，这些方法主要关注复原力的经济方面，而非社会经济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尝试使用复原力的概念，将经济与总体心理健康（aggregate mental health）联系起来，尽管这种联系显而易见。我们认为，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人口心理复原力（Psycoligical Resillience of Population）指的是确保经济系统生产运行的公众心理健康状态的稳定性。（1.这一陈述明显与讨论集体癫狂的文献有关（Reich，1980；Ulman and Abse，1983；Tubadji and Nijkamp，2019），Tubadji、Boy and Webber（2020）进一步阐述了集体癫狂与欧洲国家激进主义和语言叙事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集体癫狂的另一个侧写是新冠疫情期间的厕纸抢购热潮，这和郁金香狂热的行为动态类似（Garber，1989））。我们认为，公共政策可以显著影响任何地方的总体心理健康及其复原力。
复杂性理论认为，环境对整个经济体系极为重要。环境是支撑创业研究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地方环境的文化历史制度根源通常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决定创业成败（Acemoglu and Robinson，2010，2012）。多样性和企业家精神研究表明，当代环境会影响团队的效率及其创新能力和取得成功的能力（Brunow、Nijkamp and Poot，2015；Brunow and Nijkamp，2018）。更一般的文化环境是社会经济系统中多种复杂交互作用的源泉，随地域和时间而变化。这些相互作用使得内坎普（Nijkamp，2007）推断，倘若研究者假设文化环境方面的其他条件不变，就没有人能够成功地研究任何一种经济体系。
环境和心理特征（尤其是人格特质）作为两个紧密相连的存在，已经得到相关文献的深入研究。经济学家采纳了五大人格特质的量化方法，用于研究欧洲和美国各地的心理环境（Steel et al.，1997；Schmitt，2004；Rentfrow，2014）。现代企业家精神研究使用这五大类人格特征的数据，间接量化企业家所处的文化环境（Obschonka et al.，2013；Fritsch et al.，2019；Fritsch et al.，2020）。这些研究与早期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所做的研究相一致，探索冒险精神，他们将冒险精神作为代理变量，用于衡量有益于创新的心理文化（Shackle，1949；Tubadji、Huggins and Nijkamp，2020）。
环境影响与焦虑相关的社会经济行为，这可以用深层的进化行为加以解释。虽然社会经济环境的重要性首先在金融领域的行为经济学中得到说明（Akerlof and Shiller，2010），但是从进化的观点来讲，人是另一种类型的群居动物。群居动物把群体当作识别危险的信号工具，从而有效降低对威胁的焦虑，通过研究群居动物，我们可以将它们与人类种群进行比较（Hall，1966）。因此，对人类来说，当系统受到外部冲击（如疫情）时，选择从众行为既是理性的也是本能的（认知偏见）（Kahneman，2011）。根据前景理论，个体在正常时期会与文化上的同质群体保持一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参见McPherson et al.，2001），而当新冠疫情这样的负面冲击带来较大不确定性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大得多的正面冲击。这种本能的进化行为是心理复原力的驱动机制，帮助确保在遭遇威胁时得以生存。对此我们认为，人类不仅可以从群体的信号显示行为中察觉危险，还可以通过高效的社交沟通技能，使用理性的公共政策减少引起焦虑的威胁。因此，人的焦虑程度与公共政策有关。
本研究探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进化的心理复原机制如何响应不同国家与文化相关的不同公共政策。我们提倡使用特定的文化经济学范式分析公共政策的影响，这个范式与新兴的语言实证研究方法相一致，下一节将对此予以叙述。
4.基于文化的发展：心理复原力与公共政策
一个群体的心理复原力应该被视为一种空间演变的内生因素，它左右我们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同时也受疫情的影响。本研究检验新冠疫情对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而这些心理健康效应是公众对所有其他公共政策干预做出反应的第二影响源。
与这项研究相关的基于文化的发展范式的主要操作性定义（Tubadji，2012，2013，2020）包括文化、文化资本、文化环境和文化引力。已经有人定义并解析过这些操作性定义，可以将它们总结为：
（1）文化是存在于一个地方并激发人们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的一组信念与态度（Tubadji，2012，2013）。
（2）文化资本是物质和非物质资产的禀赋，它量化一个地方的文化储备。文化资本有两个主要维度：文化遗产（在各历史时期制造和继承的资产，会产生路径依赖）和生活文化（在当前构建并代表某地文化创新和文化变革的资产）（Tubadji et al.，2020；Tubadji and Montalto，2020）。
（3）文化环境是各种主流态度的综合体，这些态度形成一种环境（或普遍话语），并由一个地方的文化创造，其他的社会经济过程都根植于其中（Tubadji et al.，2020）。
（4）文化引力是指一个地方吸引和聚集人力资本的吸引力，它取决于该地区所处的文化环境类型（Tubadji and Nijkamp，2015）。
从基于文化的发展范式的观点看，心理健康是文化环境的一部分；它创造一个地方当前的环境，并记录其文化遗产。因此，保护一个地方健康、有利和诱人的文化环境，不仅可以维护该地区的现有成员，也维护了该地区的发展。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语言叙事经济学（Tubadji，2020）是一种崭新的基于文化的发展分析方法，它借助语言统计特征中记录的信息，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与思维、意义和观念之间的联系。基于文化的发展方法需要两个前提：（i）把语言视为思维和意义之可靠进化记录的统计方面的原因，以及（ii）使用详细的大数据时间序列分析各现象之间关系的经验优势。因此，这种方法受以下因素影响：
（1）赫伯特·西蒙指出，齐普夫分布（2.词汇频率显现出重度的重尾分布，因此可以使用齐普夫分布合理地建模。）（Zipf，1935，1949）是许多社会经济现象（如城市、人口和企业的增长）分布的基础。语言视角下基于文化的发展叙事经济学建立在西蒙（Simon，1955）的观察基础上，认为一个词在词语分布中的统计优势符合齐普夫定律的排名，也与当代公共话语中的叙事优势相对应。同样，心理学使用词语作为情绪状态（比如心理健康焦虑）的可验证符号（Löwe et al.，2008）。（3.有关该动机的更多细节，参见Tubadji（2020a，b））。因此基于文化的发展方法认为，在地方文化话语（或环境）中，能够表示某种情绪状态且齐普夫排名较高的词汇，其相应的心理特质也较为普遍。
（2）来自谷歌、照片墙（Instagram）、脸书、推特等在线资源的公开大数据，以细化的时间序列形式提供信息记录。例如，谷歌的搜索量数据可以针对任何关键词进行挖掘，并对过去15年每隔7.95分钟的时间段标记一次。本文使用了这些数据。高频样本数据的长时间序列为因果计量经济学的推理和预测提供了机会。它可以用于历史的和持续的监测，以及预测公众对内生和外生处理措施的反应，譬如应对疫情危机。最重要的是，这是真实的行为数据，优于任何模拟模型，可以实时分析公众舆论以及公众对任何公共传播及经济政策的反应。
下文将使用基于文化的发展范式及其新颖的语言叙事经济学定量方法，研究新冠疫情时期公共政策的使用和传播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我们的数据、分析和解释为决策者提供启示，并强调语言叙事经济学方法论在以低成本快速获取可靠见解方面是有价值的，这是以前的研究人员或决策者不容易获得的。
5.数据和方法
我们的语言数据集包含使用谷歌趋势的关键词搜索频率。最受关注的关键词是“死亡”，我们认为它是新冠疫情期间由死亡导致的焦虑心理状态的最佳代理变量。我们也获得了“自杀”一词的搜索频率，作为由死亡欲望激发的另一种焦虑心理状态的控制变量。最后，我们获得了与焦虑无关的单词“椅子”的搜索频率，作为封闭期间因居家导致的关键词搜索行为增加的控制变量，由此我们可以区分封闭期间互联网使用量的增加和焦虑程度的增加。
先前的研究显示，谷歌关键词搜索量会随着一周的不同日期而变化（Boy and Tubadji，2020），所以它也出现在我们的谷歌趋势数据中。我们的回归分析采用了周虚拟变量，在固定效应的意义上，我们使用这些虚拟变量刻画数据在一周中的变化，并用它们重新确认和分析一周内经历的焦虑有何差异。
我们用官方统计数据扩充了语言数据，纳入每个相关国家因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接着，我们加进实施封闭规定的日期信息，该规定在不同国家也不相同。意大利和英国的相应日期分别是2020年3月12日和2020年3月23日。我们给每一天创建一个虚拟变量，其中封闭前的值为0，封闭期间的值为1；并将这些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相乘，以获得政策影响交互项。
我们考虑了2020年1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新冠疫情的《国际卫生条例》会议上发表的声明。这个日期与瑞典的数据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死亡”关键词的搜索行为激增。最后，我们构建了一个模型，其语言数据中关键词搜索数量的变化可以用死亡率数据和实施封闭的公共政策决策来解释。
文化被视为一种“心理编程”（Hofstede and Hofstede，1991；Signorini et al.，2009），是我们主张封闭政策的文化差异会影响一般公众心理健康的原因。认为公共政策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的理论基础源自演化行为经济学的观点，即公共行为是对群体传递不确定性和焦虑信号的反应（Hall，1966；Akerlof and Shiller，2010）。在当今信息自由流通的时代，公众可以观察、比较和对照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对新冠疫情的反应。人类这一群体最终超越了我们的文化民族群体，本能地将自己视为普通人类群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利用基于文化的发展观，检验了与社会应对新冠疫情的心理健康行为相关的三个假说：
假说1：封闭的公共政策减少了居住国民众对死亡的焦虑。
假说2：报告的死亡人数增加，恶化了居住国民众对死亡的焦虑。
假说3：一国采取封闭政策的决定，使实行不同封闭政策的其他国家的民众对死亡更感焦虑。
上述假设基于以下构想：公众心理健康取决于可量化的客观因素（如死亡率），以及公众对处理客观因素而采取的公共政策的情感敏感性。这项公共政策反映了一国应对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的管理文化，相对而言，可以表示为实施（或完全避免实施）封闭规定的时间与其他国家的差异。我们用来检验工作假说（working hypothesis）的操作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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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NXIETY_FROM_DEATH是某一特定国家某天搜索“死亡”关键词的频率，基于文化的发展方法将这一频率作为国家层面心理健康焦虑的语言能指（linguistic signifier）。LOCK_DOWN刻画该国对实施封闭政策的心理敏感度；它是一个向量，包括每天的时间趋势和一个在实施封闭的当天和之后等于1的虚拟变量，以及这两个变量的交互项。DEATH_NUM是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这是影响公众认知的重要数字。X是其他干扰因素（confounding fator）的向量，例如邻国的封闭日期。纳入那些记录了邻国封闭日期的数据是合理的，因为它显示了另一群体在处理相同焦虑时的行为不一致性，以及他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不同生存策略。这种政策选择上的差异和犹豫不决的不对称性，会进一步加剧焦虑。
首先，我们使用双重差分法和带有时间趋势的OLS（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其中本国的封闭日可视为一种应对，双重差分效应则是每天的时间趋势与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从做出应对的当天起等于1（Conley and Taber，2011）。我们对每周的周期性变化进行校正，并探讨国家和国际封闭对关键词表达的焦虑程度的影响。其次，我们采用了中断时间序列分析方法（ITSA），中断表示国家或国际封闭；同时将上述的季节性、本国的封闭日期和额外的封闭措施作为干扰因素。（4.我们还进行了第三步，使用ITSA方法检验了国家和国际闭锁造成的双重中断时间序列数据的影响（Heckman et al.，1999；Hahn et al.，2001；Lee and Lemieux，2010；Hausman and Rapson，2018；McDowall et al.，2019）。这些结果与之前的结果一致，也可向我们索取。）
瑞典没有实行封闭，因而可以作为英国和意大利等实行封闭国家的对照组。为了利用这种准自然实验环境探究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心理健康反应，我们计算了瑞典、英国和意大利之间关键词搜索的每日差异。这使我们可以将关键词搜索的这些差异作为瑞典与实施封闭政策的国家之间客观死亡人数差异，以及不同文化背景导致的封闭政策实施时间差异的函数，探究其变化。
为了检验我们的文化和语言方法的稳健性，我们应用模型（1）来解释“自杀”和“椅子”两个词的搜索行为。第一个词与我们的“死亡”结果有关，但“自杀”并不表示担心死亡会提早到来，而是预示一种与渴望死亡相关的焦虑。因此，根据基于文化的发展语言学方法，我们有望发现“自杀”一词的搜索量会下降，“死亡”一词的搜索量会增加，因为这两个概念在语言学上代表两种对立的心理状态。接下来，“椅子”一词将揭示我们创造的“宜家效应”，它近似于“一切照旧”的态度。“椅子”是日常生活方面的中性词，与我们关注的心理状态无关；“椅子”是家具，对空间的宜居性有特别重要的意义（Kirkham，2006）。
6.研究结果和发现
初步观察“死亡”一词的搜索频率随时间的变化，可以发现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人们对这个词的关注与日俱增，如图1（a）所示。图的形状是弯曲的，变化的幅度也不尽相同，但意大利和英国的轨迹都是上行，意味着这场疫情总体上加剧了两国的平均焦虑程度。我们认为，图1（a）中观察到的趋势差异从文化相对性的角度折射了跨地域的文化差异。我们还发现，人们对相同处理方式的响应强度随空间而变化，基于文化的发展方法称之为文化滞后效应（Tubadji、Angelis and Nijkamp，2016）。
为了验证我们观察到的是死亡焦虑效应，而不是简单的由于封闭期间待在家里导致的在线搜索量普遍增加，我们比较了“死亡”一词和“自杀”一词的搜索趋势，如图1（b）所示。“自杀”一词的搜索呈下降而非上升趋势。这证明，我们的语言分析方法以建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方式反映了公众的心理状态，其中观念和心理状态以文化情境化的方式形成对现实的态度，关键词则代表并从统计上记录了情境的演变发展。
通过比较疫情之前和期间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们分析的三个国家的趋势。我们将英国和意大利的关键词搜索量与对照组瑞典进行对比，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第一，瑞典民众（意大利民众）在疫情之前和期间搜索“死亡”一词的次数最少（最多）。第二，疫情增加了所有国家搜索“死亡”一词的频率。最后，“死亡”一词的搜索量在英国增长最快，翻了一番；而意大利的“死亡”搜索量仅增长了50%。这些统计观察结果与基于文化的发展范式得出的预测相吻合，即由于潜在的文化偏向，不同地域对相同的负面冲击会有不同的响应强度（Tubadji、Angelis and Nijkamp，2016）。我们需要从经验分析的角度，分离这种文化偏向效应与封闭效应的发生时间以及被分析国死亡人数增加引起的那部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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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差分分析
双重差分法可以用来对描述性统计数据进行更深入的经验分析。表1显示了实施封闭政策前后国内死亡焦虑的差异结果。表1展示了三个模型。模型（1）检验假说1，并探讨封闭对全国公众死亡焦虑程度的影响。模型（2）检验假说2，研究公开宣布的死亡人数对全国公众焦虑程度的影响，死亡人数代表了生命的不确定性。对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进行比较有助于分辨假说1或假说2的效果是否在模型（1）中占据优势。模型（3）是一个扩充模型，加进了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及其时间和溢出交互项，从而考虑了意大利的封闭政策对英国民众焦虑的影响，反之亦然。这可以捕捉跨国溢出效应并检验假说3。
表1给出了若干见解。首先，意大利早期实行封闭政策对意大利和英国民众的心理健康均产生了不利影响。随后英国实施封闭措施，焦虑感才有所减轻，尤其是在英国。这一结果与基于文化的发展范式对群体信号显示和焦虑效应的假设相符，一如霍尔（Hall，1966）所述：英国的焦虑感日益加剧，是因为它看到意大利在相同的疫情威胁下采取了更严格的预防措施。英国政策的前后矛盾也对意大利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所有国家中，较高的死亡率增加了模型的解释力并影响了评估模型中的其他效应，因此对焦虑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而死亡率对焦虑的这一影响在意大利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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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在死亡报告方面有不同的做法（例如，是在医院、疗养院还是在住所死亡），但具备可比性的是，报告的死亡人数反映了人们观察到的这场疫情的显著影响。因此，人们对计数方法和数字公布方法的差异所做的反应，有其根植于认知偏差的重要行为效应（Tversky and Kahneman，1979）。英国决定实行封闭政策似乎减轻了意大利人的焦虑情绪；我们对此的解释基于一种行为解读，即发出了确认所选生存策略的信号。
图2提供了数据的补充检查。我们呈现的是英国和意大利实行封闭措施前后的拟合线趋势。实行封闭措施时，两国的线性趋势似乎都呈明显的紊乱状况。与表1一致，在第72天意大利实行封闭政策之后，该趋势的中断与两个国家的焦虑加剧有关。同理，由于英国在第83天实行封闭政策，两个国家的死亡焦虑都有所减轻；我们认为这支持了从基于文化的发展范式所做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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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不确定时期，相关群体的行为可以作为一种信号，确认我们所选的生存策略是适当的或增强对这一策略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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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旨在证明使用中断时间序列分析（Interrupted Time-Series Analysis，ITSA）评估政策影响是合理的，这是非连续回归方法的一个特例，其中政策措施被界定在某个时间点上（Hausman and Rapson，2018）。我们的ITSA方法既适用于本国的封闭措施，也适用于他国的封闭决定。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将其他的政策实施日期视为干扰因素。表2给出了这些结果（5.我们重新评估了ITSA方法的双重处理效应，结果与表2一致。），并再次揭示了封闭政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这种同一方法下的三角测量法证实，意大利和英国的封闭政策效应存在符号上的差异，如表1所示。图3是英国和意大利两种情况的预测值图，揭示了中断时间序列的典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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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没有实行封闭政策的国家进行对比时，上述影响是值得考虑的，瑞典充当了这一对比角色。瑞典民众已经获得了死亡率信息，因此在模型（1）所示的焦虑函数中，瑞典民众是隔离和分析公共封闭政策实施效果的绝佳对照组。
封闭政策的对照国瑞典
一方面使用瑞典与英国的差异，另一方面使用瑞典与意大利的差异进行的估算，其逻辑与上一节相同。我们使用了三个设定：国家效应、死亡率效应和跨国溢出效应。不过在这些估算中，因变量是基准国（瑞典）和处理国（分别是英国或意大利）之间的差异。表3所示的结果证实了以瑞典作为对照组时表1和表2的结果。此外，如果我们关注地域差异，那么估算的效应在统计上更显著。
研究结果显然支持假说1、假说2和假说3。它们表明，死亡率作为一个客观因素对公众的心理状态有主导性影响，而这并非没有公共政策偏向，因为计算方法、特别是数字的报告都受制于反映了文化的决策。虽然这可以确证人们通常是现实和理性的，却也强调了我们在不确定情况下的行动将受到文化偏向的影响。人们或许会知道本国计算死亡人数的方法和其他国家不同，但公开报道的死亡数字也能产生类似的效应。尽管这些结果揭示了公众心理状态对公开报道的死亡数字的敏感性，可我们并不主张操控这些数字，而是提请公共政策制定者要意识到其公告和行动的后续影响，因为这在稳定民众心理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小时效应和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交叉检验我们的发现，我们对语言的叙事经济学方法及其对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行为差异的解释力进行稳健性检验。图4详细呈现了英国平均每天对“死亡”一词的每小时搜索情况。这张图将搜索行为分成封闭前和封闭后两个时段，并以疫情的开始（1月1日至14日）作为基线。图4揭示了三个值得注意的方面。首先，“死亡”一词的搜索频率在20：00 — 02：00达到峰值。（6.正如Tubadji、Boy and Webber（2020）揭示的，这证实了欧洲各地对极右偏好的搜索密度日益增加。）其次，使用谷歌搜索“死亡”关键词的时间模式在封闭之前已经存在，且延续到封闭之后。最后，封闭政策降低了白天在谷歌上搜索“死亡”一词的频率，这说明英国民众每天经历的焦虑程度较为一致。然而，临睡前的几个小时仍然是应对死亡焦虑的最困难时刻。
图5显示了瑞典、英国和意大利搜索情绪中性词“椅子”的时间模式。对于英国和意大利，我们还使用一条垂直线表示封闭期的时间，并在各自国家实施封闭之前和之后的观测值中得出一条拟合线。在整个时期，瑞典民众使用谷歌搜索“椅子”的频率没有变化。相比之下，意大利和英国的数据较不稳定；拟合线表明，在封闭前的疫情初期，人们对椅子的兴趣逐渐下降，而封闭之后椅子的搜索量则有所提升。这说明，封闭之后，人们更热衷于在线搜索。（7.它还可能表明家里椅子的使用率增加，所以需要购买/更新椅子。）但是搜索趋势没有间断，与焦虑相关的“死亡”一词的搜索频率也是如此。我们认为，这证明公共政策的确对民众焦虑产生影响，而且这并非一种完全相同的、可以在所有词语中错误地观察到的倾向。因此统计研究证实，这种文化的叙事经济学实证方法是一种可靠且有意义的分析工具。在大数据时代，这是一个重要信息，毕竟语言证据虽然非常丰富，但是尚未应用于评估政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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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政策启示
公共政策创造了一个社会运作的环境，也是导致地方社会经济决策和行为复杂化的主要因素。环境有助于解释不同地域相同条件下的反应和影响的差异，也有助于解释对相同冲击的不对称反应。根据这一推理，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文化的发展方法，用于分析和理解应对新冠疫情的公共政策中根植于文化的地域差异，正如实施封闭政策的决定揭示的。
通过比较英国和意大利对封闭政策的反应，并将这些反应与瑞典作为对照国的“一切照旧”政策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剖析三组主要的影响。首先，我们得以研究封闭政策对实施国的影响及其对另一个国家的跨国溢出效应。意大利和英国借助媒体积极参与了这场疫情的国际监测，因此它们为研究跨国溢出效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的分析确定并区分了实施不同公共政策带来的影响以及死亡人数这一客观因素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区别了国家间的文化相对性和新冠疫情时期国家间的文化滞后现象。我们从中发现，瑞典、意大利和英国在疫情前后的死亡焦虑以及民众对封闭政策的心理反应，都存在差异。
借助谷歌趋势中对应“死亡”一词（表征民众对死亡的焦虑）的搜索频率数据，我们采用双重差分和中断时间序列分析法来确定英国和意大利的封闭政策是否产生影响。我们将瑞典作为对照国，从而充分利用了准自然的实验环境，因为瑞典不实施公共封闭政策。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意大利的早期封闭加剧了意大利和英国的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政策制定的不对称预示着应对新冠疫情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与这一思路相契合，我们发现英国实行封闭政策减少了英国和意大利的焦虑，这或许是由于它证实了一个共识，即封闭政策是正确的生存策略。
然而，尽管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国家的封闭政策影响其民众的心理健康，但是，对每日死亡人数统计的认知理解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意大利的死亡人数较高，因此完全压制了该国的其他影响，而英国的公共政策在整个新冠疫情期间能持续发挥作用。我们使用带有死亡焦虑含义的替代词（“自杀”）和情绪中性词（“宜家效应”驱动的词语“椅子”）对这些结果做了交叉检验。这些稳健性检验表明，根据基于文化的发展方法提出的语言叙事经济学方法，足以为具有经济意义的政策提供依据。我们进而说明了如何使用这种方法评估公共政策和公共统计数据对公众心理健康的影响。最后，我们详细分析了有代表性的24小时窗口期的死亡焦虑，结果显示，一天中最易受到伤害（即对疫情感受最深）的时间是傍晚和凌晨。■
（颜超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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