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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的韧性与稳健性:一些政策启示

来源于 《比较》 2020年第4期 出版日期 2020年08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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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塞巴斯蒂安·米鲁多

  *Sébastien Miroudo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贸易和农业局服务贸易司高级贸易政策分析师。此前,他曾担任d'Economie Mondiale集团的研究助理,并在巴黎SciencesPo的硕士学位课程中任教。他的研究方向包括服务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政策影响。他目前在经合组织从事增值贸易的衡量和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构建。他拥有SciencesPo的国际经济博士学位。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与OECD秘书处或OECD成员国无关。原文“Resilience versus Robustness in Global Value Chains:Some Policy Implications”收录在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Richard E'Baldwin and Simon J.Evenett主编的关于新冠疫情的电子书COVID\|19 and Trade Policy:Why Turning Inward Won't Work中,发布在CEPR的门户网站voxeu'org上。感谢CEPR授权翻译。——编者注

  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关于全球价值链(GVC)的争论聚焦于生产的过度全球化是否造成了新的经济脆弱性。例如,贝亚塔·贾沃西克(Beata Javorcik)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中写道:“企业将被迫重新考虑全球价值链”,“尽管准时(just\|in\|time)制造可能是生产汽车类高复杂度商品的最佳方案,但这种需要所有部门有序安排的生产体系已经暴露出问题 ”。(*1.“Coronavirus Will Change the Way the World Do Business for Good”,Financial Times,2020年4月8日。)世界经济论坛也提出倡议:“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应当积极选用近岸选择方案以缩短供应链以及与客户之间的距离。” (*2.“Coronavirus Is Disrupting Global Value Chains.Here's How Companies Can Respond”,World Economic Forum,2020年2月27日。

  尽管我们必须吸取一些教训,并且企业和消费者在危机过后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是现在呼吁终止全球价值链或认为缩短供应链可以降低经济的脆弱性仍然为时过早。本文回顾了相关的商业管理文献,证据表明,全球价值链与要素供给的韧性及稳健性之间的关系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价值链在满足国家应急需求时的高效率。未来的政策应该鼓励企业建立更强大和更具韧性的供应链,而不是误解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进而造成公共卫生健康以及其他方面的风险。

  新冠疫情期间供应链的脆弱性

  我们谈论的风险到底是什么?在供给层面,公司会面临诸如工厂火灾、自然灾害、财务风险、政治不稳定、网络攻击、供应商质量问题和交付失败等风险。在需求层面,产品声誉、新竞争者、限制市场准入的政策、宏观经济危机和汇率波动都会带来风险。

  新冠疫情是一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在多个方面对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的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

  由于生产现场有感染病毒的风险,企业的生产被中断或打乱。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本身做出的决定,都不得不停产或者遵守确保员工安全的新规则来维持生产,这对企业生产造成了影响,导致延迟交付和产量下降。所有生产在同一区域完成的企业都会面临这类风险。然而,从不同地区采购生产资料的公司会面临其他额外的风险,那就是,即使生产地没有疫情,其生产所需的投入品却可能来自潜在的受影响地区。

  上述风险属于供应链风险。例如,在2020年1月的第4周,中国决定开始封锁武汉市并采取措施以防止病毒传播到全国其他地区。其他地区的制造公司很快就受到了冲击,尤其是那些没有及时意识到疫情传播风险的公司。由于来自中国的零部件短缺,现代汽车于2月7日中断了在韩国的所有生产。这种通过全球价值链传导的风险在一些自然灾害发生时也会出现,例如,2011年日本的地震和海啸以及同年泰国的洪灾。

  在2020年2月的短短几周内,疫情就迅速传播到了其他地区,先是欧洲,再到北美。这期间疫情的传播速度远超预期,供应链还未来得及反应。直到3月19日,福特公司才停止其在北美和欧洲的汽车生产。大众汽车则分别在3月17日和3月21日关闭了其在欧洲和美国的工厂。(*3.“Covid-19 and Plant Closures: The Automotive Industry's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Road Show,2020年4月17日。)国内外的零部件供应商也纷纷关闭工厂,但这是因为受到了相关措施的影响,而非无法按时交付。疫情的传播造成了冲击(Baldwin,2020)。

  运输也是风险来源之一。对于那些封锁期间仍在生产以及解除封锁之后病毒依然存在的所有公司而言,国际供应链的脆弱性取决于国际运输网络是否仍在运转并且贸易成本是否显著增加。

  尽管限制商品贸易并不是公共卫生对策的一部分(除了对一些关键医疗用品和药品的贸易限制与出口禁令),但政府采取的人员流动限制和加强边境管理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际贸易的中断。

  服务贸易因为依赖于消费者或生产者的流动,会受到直接的冲击,例如旅游业、商业服务业以及运输服务业。

  商品通过服务在各个国家之间转移,商品贸易也会受到服务业限制措施的间接影响,尤其是空运行业。空运行业主要依赖于客机上的货舱,在疫情期间因可以降低关键物资的交货时间而受到青睐。针对空运或海运机组人员的检疫措施以及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其他卫生控制措施(或保护负责控制的人员的措施)则延缓了贸易。

  相比于国内运输网络和物流,国际货运的脆弱性以及国际生产网络的特有风险更为显著。但是,目前很难评估国际贸易遭受的冲击程度。除了某些特定航线或特定目的地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外,大多数物流公司的运营能力没有受到严重影响。(*4.详情可参考Bolloré物流(https://www.bollore-logistics.com/en/Pages/ COVID\|19.aspx)以及Kuehne+Nagel公司(https://www.kn-portal.com/updates_on_coronavirus)每日在其网站上公布的相关信息。这些公司遭遇了许多挑战,但仍然运营着在大部分地区的业务。)运费的波动性有所上升,但是随着需求的下降,国际贸易的成本反而降低了。

  上述所有风险都集中在供给端,是关于国际供应链脆弱性的争论焦点。但是,在需求端,封锁和限制人员流动(同时限制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可能会引发更加深刻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如果各地区相继取消这些限制并且对经济的影响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那么通过全球价值链的蔓延将再次成为问题。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由于需求下降和放大效应而导致危机进一步蔓延的机制将再次出现(Bems et al.,2009)。然而,新冠疫情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着本质的区别:新冠疫情期间的衰退源于服务和国内活动,而非贸易融资问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存在差异(Guerrieri et al.,2020)。

  当前没有证据表明复杂的供应链会受到更强烈的疫情冲击

  有许多言论认为,复杂的价值链会在新冠疫情期间受到更大的冲击,因为国际贸易会面临额外的风险和成本。(*1. 详情参见2020年4月8日发布的WTO贸易预测: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20_e/pr855_e.htm。)尽管现阶段的证据有限,但是也无法支撑这种观点的成立。生产的分散化水平和新冠疫情的影响程度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

  实际上,受影响最大的是酒店、餐饮以及客运这类依靠人员流动的行业。对处于封锁状态的国家而言,比起国际游客的减少,国内需求下降造成的影响才是主导。

  图1中,世界银行估计了泰国的经济在疫情期间受到的影响(Maliszewska et al.,2020)。因为泰国在制造业和旅游业方面已经加入了全球价值链,因此是一个值得参考的例子。对于任何部门来说,产出的减少主要是由资本和劳动力利用不充分、国际贸易成本的增加以及相关人员流动的下降造成的。由于疫情仍在蔓延,因此这些数据都是模型预测结果,而非观测结果。图中纵轴为产出的下降程度,横轴为生产的进口强度,进口强度可以解释为生产分散水平的指数(Timmer et al.,2016)。数据来自OECD的贸易增加值(TiVA)数据库。

图1生产的进口强度和预计的产出下降(%,泰国,按部门划分)

1

  资料来源:Maliszewska et al.(2020)以及作者使用经合组织TiVA数据库进行的计算。

  从图中的结果看,不论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其生产的分散水平与疫情影响的严重程度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例如,相比计算机和电子工业,泰国对纺织和服装的进口依赖度更低,但是这两类行业的预计产量呈现相似的下降幅度。尽管计算机和电子工业的生产分散程度最高,但与零售、批发贸易以及餐饮住宿服务相比,它们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小。

  全球价值链的韧性并不等同于稳健性

  风险管理文献区分了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健性

  韧性可以定义为在生产中断后的一段时间内恢复正常运营的能力。

  稳健性则是在危机期间维持运营的能力(Brandon\|Jones et al.,2014)。

  建立韧性与稳健性分别需要不同的策略,而在关键医疗用品(例如口罩、呼吸机、药品)的供应方面,稳健性比韧性更重要。

  例如,供应商的囤货或可替代的生产区位是稳健性的策略。当一个地区发生灾难时,拥有多元化供应商和跨国生产网络的公司可以较快地调整其生产。经历2011年日本地震之后,汽车制造商开始构建供应商的多元化(Matous and Todo,2017)。

  由于灾难可能会在一国经济中发生,使用完全本地化的产品来增强稳健性是不可取的。三星电子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三星通常在韩国生产最新一代的智能手机,老一代的产品放在国外生产。韩国的主要工厂在大邱市附近,而大邱也是2020年2月新冠疫情的中心。当有员工确诊后,工厂立刻关停了几天,随后三星决定将部分智能手机的生产线转移至越南工厂。 (*5.“由于冠状病毒,三星将部分智能手机生产转移到越南”,《金融时报》,2020年3月6日。

  然而,生产地域并不是公司抵御中断的主要策略。管理文献更多地、强调信息共享以及供应链的可见性。准确了解库存水平以及整条价值链的产出对于预测中断尤为重要。

  大型跨国企业开发了“控制塔”和信息系统,可在生产网络上提供准确的实时信息。这些工具可有效管理风险,而不受生产和供应链长度的影响。

  网络的复杂性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但是公司不会简化网络(因为网络的存在是为了提高绩效),而是通过投资一些工具来解决这种复杂性,并在操作中引入一些反应性和灵活性。由于稳健性与一些重要的成本相关,例如对可监控风险工具的投资,因此一些公司对供应链的韧性更感兴趣。公司接受停产的风险,但仍然会投资以减少恢复所需的时间。

  韧性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建立:

  通过产品(选择方便更换的缓冲库存和标准化投入品);

  通过价值链的设计(确定风险较小的地点和供应商);

  通过韧性监控(评估每种类型供应商的恢复时间)。 (*6.请参阅Sáenz and Revilla(2014)中有关Cisco Systems的示例。

  有些策略对于增强韧性和稳健性来说是相通的,不同之处在于有韧性的公司倾向于降低风险,而不会大量投资于预测并避免各种类型的中断。这样的公司倾向于经受中断,并最大程度地降低中断带来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单一采购和与单一供应商建立长期关系是提高供应链韧性的策略。当风险来临时,就稳健性而言,此策略并非最佳。然而,该策略不会让公司转向其他供应商并产生沉没成本,而会使供应商增加投资以促进复苏,并最终缩短供应中断的时间,以减少损失。

  有经验证据表明,供应商多元化会导致供应中断恢复较慢,而长期合作有助于较快的恢复(Jain et al.,2016)。

  2011年日本海啸和泰国洪灾的教训:更多的离岸外包

  2011年日本海啸和泰国洪灾的经验表明,“复杂”的价值链并不总是那么稳健,它们承受了灾害带来的直接影响和供应链相互联系带来的间接影响。但它们非常有韧性。在日本,大多数受到地震直接影响的工厂在三个月内全面复工(Inoue and Todo,2017)。尽管“复杂”的供应链是增加风险的根源,但它们提供了可促进复苏的贸易伙伴网络和经济收益。从企业层面的数据看,藤堂等人(Todo et al.,2015)发现,拥有广泛供应商网络的公司恢复得更快,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供应链的积极影响通常超过消极影响。有学者(Zhu et al.,2017)强调,受地震影响地区的公司通过增加离岸外包活动以应对灾难。

  泰国的湄南河洪水是2011年的第二次重大自然灾害,对占据泰国43%生产份额的硬盘驱动器(HDD)行业造成了深远的经济影响。HDD行业的领先企业西部数据公司(Western Digital)的工厂被淹没,竞争对手希捷的工厂在同一处,但希捷的地势较高(Haraguchi and Lall,2015)。东芝的一些工厂也被淹没,不过他们可以将生产转移到菲律宾。然而,西部数据公司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重新夺回了市场领先地位,且于2012年创造了硬盘驱动器产量的最高纪录。虽然很多人预计2011年后能够实现生产地点的多样化,但西部数据公司不仅继续在泰国生产,而且还决定在2017年关闭一家在马来西亚的工厂,以便将生产进一步集中在泰国。(*7.“Western Digital Formats Hard Disk Drive Factory as Demand Spins Down”,The Register,2018年7月17日。

  新冠疫情期间,各国仍依靠全球价值链来解决基本医疗用品的供应短缺问题新冠疫情是一场全球危机,与2011年日本地震和泰国洪灾造成的局部自然灾害完全不同。现在谈论韧性为时尚早,因为疫情尚未结束。但全球价值链似乎在疫情期间相当稳健,甚至被用来解决基本医疗产品供应中的短缺问题。

  在韩国,出现了一个新兴行业,即向100多个国家出口核酸检测试剂盒。这些试剂盒可以快速识别受感染的人,并在限制病毒的传播中发挥关键作用。现在大约有25家韩国公司获得了出口核酸检测试剂盒的授权(预计不久后将有40家公司) “(*8.Korean\|made COVID\|19 Testing Kits Demanded by over 100 Countries”, Maeil Business News Korea,2020年4月9日。)Seegene是其中最大的公司之一(拥有400名员工):

  2020年1月16日,开始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系统开发核酸检测试剂。

  2020年2月5日,初步测试完成,并于2020年2月23日获准在韩国使用。(*9. “How This South Korean Company Created Coronavirus Test Kits in Three Weeks”,CNN,2020年3月13日。

  一个月后,该公司每周生产100万个试剂盒,4月初,每周产能达300万个,其中90%可出口。

  在几周内为全球政府提供最新一代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是一项壮举,如果不利用全球价值链,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之所以发生在韩国,是因为它是G20经济中全球价值链集成度最高的。疫情暴发之前,韩国已经在生产体外诊断(IVD)产品,但主要的医疗出口产品是超声成像设备和牙科植入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转向新产品的生产需要国际网络、熟练的供应链管理人员、反应能力和敏捷性。这种经验并不是来自规避了竞争的本地生产和活动。(*10. 我们有兴趣进一步研究,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生产规模,尤其是口罩,是如何得益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方面的经验,而不是政府和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与在生产口罩或呼吸机时需要大量投资,且有些投入品难以获得不同的是,大多数国家都可以生产核酸检测试剂盒。美国和欧洲具有体外诊断的生产能力。事实上,一些领先的公司已经开发了新冠病毒试剂,并在当地市场供应。主要投入品是制造难度较低的化学品和试剂(韩国主要依靠国内供应)。由于这些试剂盒的大规模生产需要在3个月内组织起来,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些人倡导的本地生产和回流模式没有被其他人效仿,为什么韩国能够向欧洲和美国出口数百万个试剂盒。

  无论我们考虑口罩(法国等能够生产口罩的国家更愿意从中国进口数十亿美元的产品而不是自己增加产量)还是试剂盒,全球价值链看起来都是疫情期间有效供应关键产品的首选方式,尽管被认为具有脆弱性。这是需要在危机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因为这表明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创新、灵活性、反应灵敏、接入分销网络等,它们为全球价值链在有效供应基本商品方面提供了优势。

结语

  在决策中引入全球价值链概念的一种动机是需要了解商业现实和公司在实际中如何生产、交易商品与服务。在新冠疫情期间,质疑全球价值链是可以接受的,但政策审议(policy deliberations)必须以商业现实为指导。

  全球价值链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基于全球价值链缩短和经济活动回流,后新冠疫情时期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应对生产力冲击,以及如何从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中恢复。20多年来,风险管理文献一直关注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健性,但并未提出国内生产和缩短供应链是解决风险的最佳方式。这些文献为不同的策略提供了一些指导,强调了一些公司可能会寻求稳健性(例如医疗用品和药品),而另一些公司侧重于不同类型的供应链组织末端的韧性。

  以往危机和灾难的经验表明,全球价值链相当有韧性。与全球价值链中的制造业相比,新冠疫情对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影响更大。例如,航空运输业或旅游业应该比计算机和电子工业有更高的优先级。

  在医疗用品和药品等基本物品的分配问题上(这可能是目前重点关注国内生产和回流的原因),今后讨论贸易和投资政策时需要避免两个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将自给自足或国内生产等同于稳健性。

  如果目标是建立更稳健的供应链(而不推进新的重商主义议程),那么将国际贸易和当地供应相结合是最有效的办法。这是三星从智能手机中发现的。哪种采购策略最具适应性应该由企业决定,因为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公司的答案都会有所不同。引入新的贸易和投资壁垒以推动企业进行国内生产或回流的政策将提高成本,并导致采购模式受政策风险而非解决其他风险所需的最优生产组织驱动。

  第二个陷阱是专注于生产地点;在危机期间,当务之急是维持和扩大生产。

  一些国家的政府感到沮丧,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其国内的工厂没有生产口罩或呼吸机。但是那些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国家通常也面临类似的供应短缺问题,而且大多数国家最终选择进口而不是增加自己的产量。

  当需求突然增加10倍或更多时,政府和公司就不得不转向其他生产模式。因此,让国家将一个产业的产能维持在危机时期的水平是不现实的。与孤立和独立的战略相比,未雨绸缪和国际合作可以取得更好的结果。

  在不久的将来,新冠疫苗的大规模生产需要强大的国际努力与合作。只有通过国际生产网络,才能扩大生产规模,使更多的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受益于疫苗。把健康考虑放在首位,需要对哪些措施有效进行公正评估,并切实利用过去已经形成的生产模式。现在不是试验未经检验的新贸易和产业政策的时候。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玉琳 王恬恬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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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ms, R., R. C. Johnson and K. M. Yi (2013), “The Great Trade Collaps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5: 375-400.

  Brandon\|Jones, E., B. Squire, C. W. Autry and K. J. Petersen (2014), “A Contingent 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 of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Robustness”,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50(3): 55-73.

  Guerrieri, V., G. Lorenzoni, L. Straub and I. Werning (2020),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OVID\|19: Can Negative Supply Shocks Cause Demand Shortages?”, working paper, 2 April.

  Haraguchi, M. and U. Lall (2015), “Flood Risks and Impacts: A Case Study of Thailand's Floods in 2011 and Research Questions for Supply Chain Decision Ma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14(3): 256-272.

  Inoue, H. and Y. Todo (2017), “Mitigating the Propagation of Negative Shocks Due to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VoxEU.org, 25 April.

  Jain, N., K. Girotra and N. Netessine (2016), “Recovering from Supply Interruptions: The Role of Sourcing Strategies”, INSEAD working paper No.2016/58/TOM, August.

  Maliszewska, M., A. Mattoo and D. Van der Mensbrugghe (2020),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COVID\|19 on GDP and Trade: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WPS 9211, World Bank Group.

  Matous, P. and Y. Todo (2017), “Analyzing the Coevolution of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utomakers' Production Networks in Japan”, Applied Network Science 2(5): 1-24.

  Sáenz and Revilla (2014), “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Summer.

  Timmer, M., B. Los, R. Stehrer and G. de Vries (2016), “An Anatomy of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based on the WIOD 2016 Release”, GGDC Research Memorandum No.162,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Todo, Y., K. Nakajima and P. Matous (2015), “How do Supply Chain Networks Affect the Resilience of Firms to Natural Disasters?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5(2): 209-229.

  Zhu, L., K. Ito and E. Tomiura (2016), “Global Sourcing in the Wake of Disaster: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6\|E\|089.法和经济学强大证券市场的法律和制度前提Bernard S.Black,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Nicholas D.Chabraja 讲席教授,克洛格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和金融、国际公司治理、卫生法律和政策、公司和证券法。原文“Th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Preconditions for Strong Securities Markets”发表于UCLA Law Review 48,2001年,第781—8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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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李东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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