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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保护法的经济学分析

来源于 《比较》 2016年第1期 出版日期 2016年0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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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H.韦尔克尔克

4.实证研究

  我们已经看到,理论无法针对就业保护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提供可靠的预测。而且,很多潜在的市场失灵足以说明规制干预的正当性。但是,法律强制的就业保护是促进还是阻碍效率很难知晓。因此,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对这些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确定可观察的经济行为模式是否可以用来阐明各种市场失灵的合理性。

  4.1国际比较视角

  最早试图分析就业保护与重大经济效应之间关系的研究来自跨国比较研究。

  4.1.1早期研究

  拉泽尔(1990)非常有影响地开拓了这一研究领域,他运用国际比较来研究就业保护是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该论文通过度量法律规定的解雇金和解雇通知的变量,来研究解雇的成本。尽管表面看起来他提供了一组面板数据,但是大多数国家在样本阶段最多只修改了一次关于解雇通知和解雇金的规定。因此,正如拉泽尔承认的,他的论证结果主要来源于法律变量中横截面而非时间序列的变化。他认为,要求支付更丰厚的解雇金会增加失业率,降低就业水平、劳动参与率以及工作时间。在对失业变化与解雇金变化的相关性研究中,拉泽尔认为,在几个欧洲国家,解雇成本的增加是失业率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上述论文发表之后,拉泽尔的论文引起了跨国研究的迅速发展,这些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索各种理论与实践的推测。这些分析的结果五花八门。对这一领域的技术性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艾迪森等人(Addison and Teixeira,2003)的综述。下文是早期文献研究的重要论点。

  在随后对拉泽尔的开创性论文的严格审查中,有学者发现,该论文在实证分析方面论证非常不充分。艾迪森等人(Addison and Grosso,1996)指出并更改了关于因变量和协变量的许多错误——例如,对意大利,使用每天而非每周的数据对工作时间变量进行编码,同时拉泽尔的论文错误地描述了法国、意大利、挪威和西班牙的解雇金水平。他们用修正后的数据估计确认了拉泽尔关于就业、劳动参与率以及失业率的结论,但是关于解雇金降低工作时间,他们得出了与拉泽尔相反的结论。他们运用修正后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提前比较长的时间发出解雇通知与较低的失业率、较长的工作时间、较高的就业和劳动参与率相关,这恰好与拉泽尔关于解雇通知的结论完全相反。更为重要的是,艾迪森等人修正后的估计显示,解雇金的变化对失业率的影响比拉泽尔声称的要小很多。艾迪森等人(2000)全面质疑了拉泽尔的研究,批判了拉泽尔在其论文中运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他们研究了备选参数(alternate specifications),其中包括固定与随机效应。他们发现并且使用了几种不同的方法纠正了现存的序列相关残差(serially correlated residuals),考察了具有影响力的观察值的作用,并开展了其他的敏感性分析。最后,他们运用矩估计(moments estimator)的一般化方法分析了拉泽尔模型的动态版本。这些更加精确的估计始终未能确认拉泽尔的结论,即解雇金的增加对劳动力市场有不利影响。在完成自相关的校正之后,解雇金变量几乎从未显示出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且其在许多备选参数中都未显示出显著影响。

  然而,没人能够从这些负面结果中得出结论,认为法律强制的就业保护可以促进效率。所有这些研究适用的都是狭义的就业保护概念,而忽略了解雇的其他限制。例如,在样本的某一阶段,有些没有解雇金要求的国家同样有效地禁止了个人解雇。对解雇政策更全面的解读应该包括程序性障碍、不正当解雇的标准、临时合同的限制以及工作时间的灵活性(Grubb and Wells,1993)。此外,关于解雇金和解雇通知要求的互相矛盾的结论说明,这些以及其他的法律责任可以通过细微和间接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Addison and Grosso,1996)。

  后来的许多研究运用更可靠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及多种来源的数据,发现了统计上显著的负面影响。例如,赫克曼等人(Heckman and PagesSerra,2000)使用一个包括20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以及16个主要欧洲国家在内的样本进行分析。他们得到了一个关于就业保护的更宽泛的指数,该指数纳入了整个工作期间对解雇通知和解雇金的法律要求的评估。尽管1990年代的改革极大地减轻了其中5个国家的雇主要承担的责任,但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雇主需要支付的预期解雇成本仍然是发达国家的两倍。赫克曼等人发现,就业保护对就业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影响对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pooled ordinary least squares)和随机效应的估计是统计上显著的,但是对固定效应的估计并不显著。就业保护对年轻劳动者的影响尤其大。预估的弹性表明,就业保护使拉丁美洲年轻人的就业率下降了10%。对不同类别国家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程度较低 (Grubb and Wells,1993;Scarpetta,1996;Nickell,2007;Di Tella and MacCulloch,2005;Nicoletti and Scarpetta,2003)。

  尽管较为严格的就业保护会抑制就业这一结论已经广为认可,学者们仍认为现有对就业保护的研究是不够的。解释法律规定时出现误解是相当常见的。工业化国家法律执行的效力差别非常大,发展中国家的差别甚至更大。尽管法律上的解雇金与解雇通知的要求更容易观察到,但它们与其他雇佣法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量化这些其他的法律规则都要求研究者采用比较随意的标准生成易处理的指标。世界银行雄心勃勃地开展了被称为“营商环境调查”的项目,该项目试图量化60多个国家的几百条法律条款(Davis and Kruse,2007),需要从具有许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真实法律实践中得到量化结果(World Bank,2007),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使用非常随意的标准。此外,正如“营商环境调查”项目一样,大多数国际比较项目仅仅专注于雇佣法律,而低估了普通法国家对此领域的规制。

  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对雇主态度的调查来衡量规制的灵活性(Pierre and Scarpetta,2004,2006),但是这些调查数值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Addison and Teixeira,2003)。大多数雇主以地方性的视角来形成他们对法律限制的预期。因此,这些预期和认知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商业周期阶段,可能会系统性地发生变化。

  实证文献至少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就业保护显著地降低了失业人员的流动 (Addison and Teixeira,2003)。这一流动如何影响短期和长期就业水平仍需要继续讨论。布兰查德等人(Blanchard and Wolfers,2000)为了超越其他研究中所使用的有限的因果关系模型而做了极具创造性的努力,他们认为欧洲高水平的失业源于就业保护和不利经济冲击的相互作用。他们观察到,经济冲击对生产率、利率和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太过于一致了,以至于无法解释不同国家间不同的失业水平。而且,近几十年,在许多国家出现失业率上升之前都存在限制性的劳动规定。布兰查德等人认为,限制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阻碍了对经济冲击做出动态调整。因此,在雇佣制度会阻碍企业将劳动者配置到更有效率部门的国家,失业水平的上升是最多的。尽管他们关于雇佣制度的数据有极大的局限性,但他们仍然发现了可以证实交叉项影响的显著证据。虽然布兰查德等人认为他们的结论仅仅是初步的,但他们利用更加精细的方法研究就业保护如何影响失业率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4.1.2更多近期的研究

  近年来,实证领域最显著的发展是运用企业层面数据对某个国家的规制变化的研究越来越多。

  例如,皮埃尔等人(Pierre and Scarpetta,2004,2006)进行了常规的跨国比较,但使用了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而非国家层面的加总数据。他们发现,就业保护的严格性与雇主声称的规制缺乏灵活性高度相关。为了应对这些法律限制,企业更加集中地培训员工,并更加频繁地使用临时雇佣合同。有学者(GomezSalvador et al,2004)同样运用13个样本国家的企业层面数据,发现就业保护降低了工作岗位的流动性。

  尽管使用了企业层面的数据,但是这些跨国研究仍然存在问题。由于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将国家法律体系与经济产出或者经济行为相关联的努力可能会失败。雇佣规则的内生性问题还可能干扰我们厘清这些变量间的真正关系。虽然内生性的问题仍然存在,仍有一些研究采用面板数据来探索具体的法律改革在某个国家的影响。这些准自然实验缩小了可能产生混淆的变量范围,同时允许使用双差分法,该方法对识别假设要求相对较弱。

  库格勒等人(Kugler and Pica,2008)使用异常详细的雇主—雇员面板数据,来研究解雇成本如何影响劳动者与工作岗位的流动。1990年,意大利的一项立法修正案将本就很严格的就业保护适用范围扩大到雇员人数在15位以下的企业。作者发现,对小企业来说,上述解雇成本的增加使得就业人数的流动率降低了13%—15%。他们还估算出小企业入职率的显著下降,但是离职率方面没有受到明显影响。里奥纳迪等人(Leonardi and Pica,2007)研究发现,相同的改革使劳动者刚入职时的工资减少了10%左右,且增加了工作任期内工资分布曲线的陡峭程度。

  马里内斯库(Marinescu,2007)考察了英国1999年的就业保护法改革,该改革将劳动者可以因不正当解雇起诉雇主时需要满足的工作期限从两年降低为一年。马里内斯库发现,就在试用期结束之前,解雇风险达到了峰值,而在试用期结束后立即就会出现一个低谷。马里内斯库还发现,改革后,近期受到就业保护的劳动者以及那些仅有较短工作期限的劳动者面临的解雇风险降低了。企业似乎通过加强员工雇佣方面的工作和培训来回应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更加严格的就业保护对就业或者失业的持续时间没有负面影响。

  亨特(Hunt,2000)早期的研究使用行业层面数据,来研究德国企业如何对那些存在降低解雇成本与提高工作时间灵活度的改革做出反应。亨特发现,这些降低解雇成本的改革并未加快就业调整。对这一发现的最好解释可能是法律修正的地方非常有限,并不能对雇主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亨特同时也发现,提高工作时间灵活度的改革稍微放缓了劳动者人数的调整,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些边缘的调整起不到太多作用。

  托莱多等人(Dolado et al,2007)专注于1997年西班牙的劳动法改革,该改革创造了一种新型长期合同,此类合同减少了某一类特殊群体的解雇成本,包括年轻劳动者、长期与年长失业人员,以及残疾人员和从临时合同过渡到长期合同的劳动者。他们开发了一个搜寻和匹配模型来说明就业保护对异质劳动者群体的影响,然后根据西班牙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对模型进行校准。使用校准后的模型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聚焦于低生产率劳动者和受到频繁生产率冲击的工作岗位的改革,可能是降低总失业率的最有效策略。

  有学者(Behaghel et al,2008)研究了法国一部对解雇50岁以上劳动者征收特殊税的法律。当1992年的改革增加了一项针对该税的新豁免条款时,50以上与50岁以下劳动者从失业向就业的转换率大幅上升。作者认为,对50岁以上劳动者的就业保护造成了他们被更年轻的劳动者大量取代,因此这损害了表面上受保护群体的利益。减税可以帮助这些年长的劳动者。

  最后,还有对欧洲以外国家的改革措施的有趣分析。有学者(Freyens and Oslington,2007)对澳大利亚中小型企业进行了广泛调查,该调查计算了这些企业解雇成本的货币价值。澳大利亚的“工作选择”改革方案对员工少于100人的企业适用了解雇限制豁免,作者对该改革所创造的工作岗位数量进行了估算。他们估算的数量为大约6000个工作岗位,这一数字远远低于改革的政府支持者声称的77000个工作岗位。

  4.2确定美国州法律的影响

  除了对世界范围内各国立法变化研究的不断关注外,越来越多的实证文献通过研究美国各州法律的变化差异来确定就业保护法的影响。前面我们谈到,美国劳动法规对解雇行为施加了全国统一的显著限制。然而,公共政策、默示合同以及诚实信用这些对于雇佣自由原则的例外都是州法律的产物。每个州的法院自行决定是否认可这些例外规则以及如何解读这些例外规则。很多学者已经利用这些丰富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变量,来估计这些司法创新是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的。

  德图佐斯等人(Dertouzos and Karoly,1992,1993)的早期研究发现这些司法创新对就业有显著影响。利用两阶段准工具变量(twostage quasiinstrumental)的分析过程,他们预测采取侵权例外原则的州总就业率下降了2.9%,而同时采用合同例外的州总就业率在上述基础上又下降了1.8%。这些估计表明,激进的司法机构仅仅通过削弱雇主随意终止雇佣合同的权利,便可能造成该州损失接近5%的就业机会。尽管这些研究结果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宣传,随后的研究发现上述司法创新对就业的影响甚微甚至根本没有影响。例如,米勒斯(Miles,2000)使用双重差分估计法,发现采用雇佣自由例外原则对于就业或失业均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然而,当某个州采纳了默示合同例外原则时,企业增加了15%的临时雇员。奥托(Autor,2003)确认了这种关系,并发现在采样期间,默示合同例外原则的采用可以解释就业外包大增中的20%。

  奥托等人(Autor et al,2004,2006)近期的两篇文章,在理解雇佣自由例外原则对于总体就业的影响方面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其中一篇论文(Autor et al,2006)的估计与米勒斯的无影响结论相反,但是其值又远低于德图佐斯等人的结果。和米勒斯一样,奥托等人也采用了双重差分法估计框架。他们的核心发现是,在采用默示合同例外原则的州,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了0.8%—1.6%。负面效应对备选参数仍然稳健,这些备选参数包括州固定效应、时间和地区虚拟变量,以及一系列协变量的交叉项。这些结论与德图佐斯等人发现的侵权例外原则对就业影响最为严重的结论相悖。他们认为,无论是公共政策还是诚实信用的例外原则均没有对就业或者工作岗位的流动产生持续的、统计上显著的影响。

  两篇论文中较早的一篇(Autor et al,2004)深刻讨论了其研究结果与早期文献结论的完全相悖。该文认为,大多数差异源自德图佐斯等人为了克服法律变革的内生性而采用的工具变量估计方法有缺陷。不幸的是,德图佐斯等人所选择的那些工具变量对就业有独立的影响,而这与雇佣自由例外原则的采纳与否毫无关系。与因变量的直接相关性意味着,这些法律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是偏高的。此外,他们使用了许多连续变化的工具变量,这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危险——工具变量仅仅反映了与因变量中其他平稳趋势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在他们的模型中加入州的时间变化趋势,就极大地降低了州法律的估计影响。在精心设计后,双重差分估算法可以消除这些偏差。

  为了解释米勒斯的无影响论以及奥托等人稳健的适度负影响论之间的差别,我们需要更加精细地考察他们对法律政策变量进行编码的方法。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在某个司法辖区“认可”了每个新的雇佣自由例外原则时,我们如何衡量这一事件。我们应当如何界定这一事件?传统方法要求研究者识别出那些接受任何上述三种不正当解雇原则的司法判决。但这并不简单。美国州法院体系包括初审法院、中级上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联邦法院也可以根据管辖的多样性原则裁决雇佣合同案件。许多联邦基层法院审理的重要案件引导或是阻碍了某个州的法律发展。

  普通法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及演化性特点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当某个州法院首次表示接受某个特定的责任理论时,我们可以将此标记为“采纳”了该理论。但这样可能并不准确。或许,我们应当等到法院明确表明支持某个新的学说,才标记为该法院“采纳”了该理论。或者,当法院在某一裁决中明确地对当事人适用该原则,而且充分阐明了适用新原则的基本原理时,我们才可以将此标记为采纳。

  奥托等人(2004)不遗余力地重复之前的研究,并运用三种不同的分类方案——德图佐斯等人(1992,1993)、莫里斯(1995)和施瓦茨等人(Walsh and Schwarz,1996)采用的方法——重新估计了他们的模型。尽管德图佐斯等人与莫里斯使用的法律分类中有某些细节的不同,但是他们利用法律变量确认了奥托等人的主要发现,即只有默示合同这一例外原则对就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然而,米勒斯使用了施瓦茨等人的分类方法,重新估计了奥托等人提出的模型,得出了与米勒斯相同的结论,但统计上并不显著。据作者解释,施瓦茨等人选择案件的标准是这些案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解释了法院采用新原则的基本原理。相反,奥托等人选择研究采纳新原则的第一个信号。米勒斯依赖于施瓦茨等人的选择标准,这就意味着他将法律变化的时间界定得过晚,此时企业已经将新法律原则产生的预期成本纳入了他们的新雇佣决策中。鉴于此,奥托等人的方法更加准确地模拟了法律变化的进程。

  尽管奥托等人使用传统方法来评价美国法律的影响并没有很好地说明与解雇相关的州普通法的主旨,但是,我们应当钦佩奥托等人所做的努力,他们认真对待法律分类的不同,而且建立了可以更精准的法律变量来反映新原则可能对雇主行为产生影响的时间点。施瓦茨对法律原则的分类区分了三种例外原则中每一种的“狭义”与“广义”理解。虽然这种方法更精细,但是仍然不能反映不同司法辖区的本质差异。哈雷等人(DauSchmidt and Haley,2007)对不同的雇佣自由例外原则的细微差别进行了精彩的讨论。我们可以按照州法院对雇佣合同诉讼的接受程度将其分为自由派、中间派和保守派的司法辖区(Verkerke,1995)。表面上认可某一特定的就业保护理论的司法辖区实际上可能会有极大的差别。因此,用按照原则分类的传统方法评估这些法律规则的实践意义会产生实质性错误。

  其他的研究超越了雇佣自由例外原则的采纳对总就业的影响,而是研究这会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库格勒等人(Kugler and SaintPaul,2004)研究了就业保护对在职求职者和失业的求职者是否有不同影响。他们发现,采纳雇佣自由例外原则降低了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可能性,但不影响在职求职者的再就业。施瓦岑巴赫(Schanzenbach,2003)关注雇佣自由例外原则如何影响工作期限和期限内薪酬的变化情况。他的研究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结果大体一致,即公共政策与诚实信用原则均未产生稳健的、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尽管默示合同例外原则可能会增加工作期限,但是它不影响期限内的薪酬。最后,奥托等人(2007)利用企业层面数据分析就业保护程度的变化对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发现,只有诚实信用例外原则会显著降低工作岗位流动,企业会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和雇佣非生产性劳动者来应对这些限制。他们试探性地提出,尽管劳动生产率在上升,但全要素生产率是下降的,这意味着可能对效率有负面影响。不过,负面的投资冲击也能解释这些影响。

  麦克劳德等人(MacLeod and Nakavachara,2007)采取了稍微不同的方法,他们认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当理由保护原则可以解决低效率的缔约问题。在他们的模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低估了劳动者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法院收集了更多有关员工工作表现和不正当解雇诉讼的信息,通过激励雇主更仔细地筛选员工而降低了人员流动。就业保护也鼓励员工增加有效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为了检验他们的经验模型,麦克劳德等人根据员工在工作中获得的培训水平划分职业群体。他们发现,诚实信用例外原则具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但是默示合同例外原则并未呈现一致性的影响。对高投资组的估计显示出对就业和薪酬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低投资组则显示出显著的负效应。根据他们从高技能水平员工身上观察到正的就业和薪酬效应,他们得出结论,诚实信用例外原则可以对经济产生有利的影响。

  最后,马拉尼(Malani,2008)提出了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评估就业保护法规的影响。他使用特征回归法,估计雇佣自由例外原则——以及无过错机动车保险法律、医疗保险要求和侵权法改革——是如何影响房屋价值、租金和工资的。马拉尼利用这种新的方法得出了如下结论:采纳诚实信用例外原则每月会产生128美元的显著的负福利影响,而采纳默示合同例外原则会产生每月57美元的负福利影响。尽管他考虑到这些人均影响可能“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马拉尼依然坚信他采用的方法,并认为这些雇佣自由例外原则“对福利的影响只是比预期值大而已”。认可或者反对用特征回归法评估法律规则都为时尚早,但是一则适用范围狭窄并极少被使用的就业保护原则每年会减少每位公民至少1500美元的福利,这一点确实令人难以置信。有趣的是,预估的福利影响大小与认可每种例外原则的州的数量成反比。或许,这些州的其他一些重要特点与雇佣自由例外原则的模式紧密相关。这一问题与下面将讨论的评估法律原则的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4.3就业保护的政治经济学

  另一部分文献试图解释采纳就业保护的起源和政治动态。克鲁格(Krueger,1991)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认为美国提出不当解雇立法(在蒙大拿州已被采纳)的目的是回应对雇主任意解雇权利的司法侵蚀。他对蒙大拿州的案例研究阐明了假设机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蒙大拿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创设了一种极具干预色彩的不正当解雇的诉讼理由。违反一个相对模糊的诚实信用原则可使胜诉的原告获得大量侵权损害补偿。商业群体大力抨击这些判决,同时反对大额损害赔偿以及法律对是否允许解除合同的不确定性。作为回应,蒙大拿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不正当解雇法》,规定了更加宽松的解雇标准,限制了法律救济,并激励当事人采用花费更少的仲裁程序。

  克鲁格通过分析不正当解雇立法建议和认可雇佣自由例外原则的法院判决的面板数据来支持他的因果猜想。他发现,立法建议和诚实信用、公共政策例外原则以及各州认可的例外原则的总数之间均存在统计上显著的联系。雇佣自由例外原则数据中的序列相关性严重限制了克鲁格从实证角度考察因果关系。然而,他对交叉滞后(alternate lag)和超前结构(lead structure),以及有限的格兰杰—西姆斯(GrangerSims)因果关系测试进行了研究,这为司法认可雇佣自由例外原则会促进不正当解雇立法的假设,提供了更多支持。

  另一部分研究试图解释不同国家就业保护起源的差异。圣保罗(SaintPaul,1997,2000)提出了一套基于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刚性互补(complementary rigidity)理论。因此,强大的工会和高度管制的市场容易实现用严格的法律限制解雇的均衡。就业保护也倾向于加强内部人的权力,同时使那些依靠这些法律获得现有岗位的劳动者成为该法案的支持者。圣保罗发现,如果过去有更好的就业保护,那么今天就会形成更强大的政治支持来维持(或者可以说巩固)就业保护。他得出结论,一旦一个国家制定了严格的就业保护制度,就很难被取缔。

  其他学者提出的理论补充了圣保罗对就业保护立法的认识。有些研究考虑了国家间公民观念、宗教信仰和信贷市场的差异(Algan and Cahue,2004,2006)。贝洛特(Belot,2007)提出,在移民成本高昂的国家,就业保护对劳动者来说更具价值,反之亦然。在美国,较高的劳动力市场流动使得中间选民更希望实现较低保护和较高劳动力流动的法律制度,因为更高的劳动力流动性提升了流动的劳动者找到更匹配工作的几率。相反,欧洲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使得劳动者更加看重在这些国家更加严格的就业保护。

  布鲁格恩曼(Brugemann,2007)采用另外一种方法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的劳动法规之间会持续存在差异。他考察了新的就业保护措施被提出、讨论、制定并实施所经历的多阶段政治进程。在他的模型中,企业有机会在新的就业保护措施通过之后但在实施之前调整雇佣关系。如果立法机关采用更严厉的法律,同为就业者的选民可以预见雇主会试图裁员。在那些已经具有严格解雇保护的国家,劳动者几乎不会感到担心,同时他们对新法律的支持也不会削减。然而,在那些相对来说就业保护较弱的国家,劳动者的权益更容易在法律实施之前受到侵害。他们将不大可能支持新的保护立法。布鲁格恩曼由此得出结论,就业保护既难以被摧毁,也难以获得。

  最后,一个不断发展的研究领域将有关法律渊源的分析扩展到解释劳动法规的差异上。波特罗等人(Botero et al,2004)考察了85个国家的就业、集体谈判和社会保障法律。他们收集了关于法律规定的大量数据,并用此构建了每个法律领域的总体指数。他们的实证研究探讨了这些劳动力市场干预的三种不同的解释性假设——效率、政治权力和法律渊源。就雇佣法律来说,波特罗等人发现了普通法国家的规制比那些拥有大陆法系渊源的民法国家更宽松的证据。不出所料,左翼政府同样更具有保护性,但是法律渊源的影响更显著。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结果与其他领域大致相同。这种相关性支持了一国所采取的管制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法律渊源的观点。只有个别例外。

版面编辑: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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