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新书《经济学家拾趣》，略有修改。——编者注
旅行者指南
我在德里的有闲阶级朋友会向我感叹通胀时代的生活有多艰难，对此我很少能够产生共情。对这个阶层的人来说，通胀只是意味着他们现在得花更多的钱来撑门面。然而，为了一次性回应他们，我将专门讨论一些基本的经济学问题，即如何做到既不大手大脚又能不落人后。
我们都知道从前门登机时那种恼人的感觉：商务舱乘客在宽大的座位上舒展着四肢，你得在他们不屑的目光中沿着过道一路走下去。以下是避免这种情形的一个小技巧，一进入商务舱，你就开始看座位号，停顿一下，眯起眼睛，与你手中的机票对一下，然后再慢慢向前走。每走几步就重复同样的动作。那些穿着高定西装的人就会以为你坐的也是商务舱，这会儿走走停停只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座位。这样的话，你就会得到商务舱所有乘客的尊重，除了最后一排的乘客，他们显然能看到你进了后面的舱室。
不管你出门去了哪里，总有一些多事之徒不停地用闪亮的黑莓手机或苹果手机给你发消息。这些手机确实有一些优点，但我们可以不花一分钱就享受到其中最大的优点。每次你发送电子邮件时，在写完结束语后，手动输入“此信息发自我的黑莓手机”。你也可以把这句话放进电子邮件的“签名栏”，这样你就不必每次都手动输入了。你很快就会声名远扬，成为黑莓手机的拥有者，而你的银行余额却不用缩水。
21世纪的印度人喜欢游走四方。假设你到了某个遥远的以文化和历史著称的地方，比如意大利，那你肯定要去看看那些著名的博物馆——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和锡耶纳大教堂。要想真正看懂那些雕像和壁画，了解那些石头背后的历史，你需要一个导游，但请导游可不便宜。好在你只要稍稍动动脑筋，就可以一分钱也不用花。进去以后，先看看前面几件展品，在那附近徘徊片刻，基本上你会等来一个斯堪的纳维亚旅游团。他们总是会请一个讲英语的导游，只要看到这样一个旅行团，就跟着他们走吧。
一件标准的“商品”是指这样一件东西：如果一个人拥有了它，另一个人就没法再拥有。我所消费的苹果就是这样一种商品。在经济学语言中，“公共品”与此截然相反：一个人消费了它之后，其他人也可以免费消费。如果一个富人安装了一台机器来清除工厂烟囱排出的烟尘，那他可以享受到清洁的空气，其他人同样可以。因此，大多数环境产品都是公共品。
当然，你不应该偷听其他人请的导游的讲解，不过如果导游是在给一大群人讲解，他所说的话就会成为一种“公共品”，你只需要厚颜无耻一点就行。如果导游指责你，让你感到不太自在，那还有一种更高级的技巧可以在极端情况下使用。在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旅行团中，都会有一个被收养的南亚孩子，站在那孩子旁边，从大人们的肢体语言中可以看出，这个孩子是旅行团中的一员，因此导游会把你当成从印度农村过来看望侄女的叔叔。
在这些文化气息浓厚的地方，总有一些学者型游客，他们拿着一本厚厚的博物馆艺术品介绍，在每一幅壁画前都看个没完没了，而你却拿着一本薄薄的《欧洲各大博物馆》名录，像一阵风一样从旁边经过。不要因为这类游客而产生自卑感，要知道，一年以后，你们两个人将会是一样的。他不会记得自己仔仔细细看过些什么，而你也不会记得自己走马观花看过些什么。
印度东部蛮荒之地
印度东北部地区位于中国、缅甸和孟加拉国之间，通过孟加拉国以北的一片区域与印度其他地区连接在一起。这是一片优美迷人的土地，有着和善的居民、古老的文化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一个精明的观察人士马上就可以推断出，这是一个充满对立、纷争不断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地区。东北部地区的七个邦组成了一个多元化地区，这里有多种宗教、方言和部落，各自都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
米佐拉姆邦有一个玛拿西人（Bnei Menashe）部落，他们以犹太人自居，声称是古代玛拿西部落的后裔。还有一些来自附近比哈尔邦的群体，如来到阿萨姆邦茶园工作并定居在那里的原住民。他们要求享有原住民的特殊权利，但这一要求受到了当地人的质疑。当地人认为，他们在迁移之后就已经失去了原住民地位，因为他们不是阿萨姆邦的原住民。
在该地区的所有邦中，情况最糟糕的是曼尼普尔邦。1月8日上午，我乘坐靛蓝航空的短途航班，从古瓦哈提飞抵曼尼普尔邦首府因帕尔。
众所周知，雷沙德·卡普钦斯基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了不起的旅行作家，但他的身份不止如此。他也是一位哲学家，对人类处境有着敏锐而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卡普钦斯基前往偏远地区游历时，随身携带着古代最伟大的游记——希罗多德的《历史》。根据这一经历，他写出了自己的经典著作《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我正在效仿他的做法，只不过我在旅程中携带的是他的著作。
抵达因帕尔时，我只觉得头痛欲裂，到了尼玛拉酒店毫无艺术气息的大房间后便瘫在了床上。我想看看书，结果却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冬日的阳光正透过敞开的窗户照进来。从阳台望去，可以看到坦格尔巴扎的杂乱无章——街道没有铺设沥青，屋顶参差不齐，建筑物抹了半截水泥，低矮脱垂的电线在不同方向上纵横交错，电线下面搭着支线的小店面有着生锈的铁皮屋顶。一抹亮色来自那些穿着漂亮phaneks（类似于纱丽的裹身式衣裙）披肩的女子，她们似乎生来就拥有一种游刃有余的优雅。
这里基本看不到印度经济繁荣的迹象。这是一个经济崩溃、失业率居高不下、电力供应时断时续的地区。有人跟我说，在大多数时候，直接用手触摸那些裸露的电线都不会有事。
晚上，我去曼尼普尔邦一位老朋友家里吃饭。那是一座建成已有300年的老房子，风景如画，有着古朴的庭院、幽深的楼梯、薄纱的窗帘和走在上面咚咚作响的木地板。要想到达那里，先得开车经过一条布满石头、坑坑洼洼的道路，这条路已经修了四年。我们到了之后，刚好赶上停电，于是我们点上了灯笼和蜡烛。在回去的路上，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因为太不安全了，旅馆已经将卷帘门拉下来，并用挂锁把它们拴在地上。
东北部地区其实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本——米佐拉姆邦的识字率仅次于喀拉拉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拉坦·提亚姆的曼尼普尔剧院在国际上闻名遐迩。一个11岁的男孩在演奏塔布拉鼓时表现得就像一位大师。他叫哈尼·肯奥，是一个神童。毫无疑问，他的身影以后还会更多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在我前去演讲的各个机构和大学里，大家都非常活跃、非常投入地参与讨论。
但在这些表象之下，正暗流涌动。叛乱组织时不时就向官员、店主和教授勒索钱财，绑架事件频繁发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卡车经常被各方势力截停，要么货物被没收，要么在交“税”之后获准通过，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新产业进入该地区。
印度政府需要立即采取三项行动。第一，建立法律和秩序。政府必须取缔敲诈勒索，并明确征收税款和动用武力是政府的特权。马克斯·韦伯曾提醒过我们，国家必须拥有“暴力垄断权”，也就是说，有权动用武力的只有国家。第二，政府必须投资建设公路、铁路、金融服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第三，政府必须加强该地区与印度其他地区的文化和学术互动。
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行动，该地区完全有可能陷入前所未有的自相残杀。对于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地区来说，这实在叫人扼腕叹息。
置身于萨巴特克人之中
从纽约来到墨西哥之后，和煦的天气、热带花朵散发出的似曾相识的香气以及周围的褐色色调实在令人陶醉，我这个印度人毫不费力就能融入其中。要去瓦哈卡，就得在墨西哥城转机。就在机场专列的车门即将关上时，一位印度男子衣衫不整地走进来，车外的一位女士向他保证，这确实是开往1号航站楼的列车。他误以为我是墨西哥人，没有理会我，而是转向过道那边的美国人：“这趟车是去1号航站楼的吗？”几分钟后，他转向我，一字一顿地问：“你会说英语吗？”然后，他压低声音，免得被那个美国人听到：“这趟车是去1号航站楼的吗？”在我们抵达目的地之前，他已经问遍了整个车厢，别人都说我们印度人小心谨慎，倒也不是全无道理。
不过接下来我要去和一些印第安人*1.印第安人与印度人的英语均为Indian。——译者注——特奥蒂特兰的萨巴特克人——共处三天。这个小镇距离瓦哈卡大概一小时车程，曾经是萨巴特克文明的中心。据说萨巴特克人向好战的阿兹特克人供应手艺精湛的编织地毯，从而避免后者对他们发起战争。萨巴特克人可能不像其他一些中美洲群体那样四处征战、声名赫赫，但他们的文化具有坚忍不拔的品质，时至今日仍在蓬勃发展，并不逊色于公元前500年，那个时候，附近的阿尔班山成为一个拥有天文观测台和体育场馆的大城市。
这里的土地非常便宜，因此，虽然我借住的那一家——安娜·伯莎、她的丈夫奥兰多·洛佩兹、他的兄弟罗伯托和他们优雅从容的母亲玛莎莉娜——一贫如洗，但他们拥有一片土地。那是一大片长方形的土地，四周围着高墙，其高度暗示着该地区不时会发生叛乱行动。在院子里，洛佩兹夫妇、他们的女儿丹妮拉、安娜·克里斯蒂娜和妮亚拉以及他们的一些亲戚占据了三个角落。剩下的空间是山羊、驴子、公牛、公鸡和火鸡的住所。白天，动物们就在数目众多的针叶树、仙人掌、石榴和酸橙树下自由漫步。
奥兰多身上有一种无声的威严感，让我想起了已故演员桑吉夫·库马尔（Sanjeev Kumar）。奥兰多每天在瓦哈卡的路边出售他们编织的地毯，罗伯托则在大片的灌木丛地和起伏的山丘上放牛。晚上等他们俩回来后，一家人会聚在一起吃晚饭，主要是玉米饼和玉米汤。也许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吃晚饭时谈到了当地的梅斯卡尔酒，所以我就把玛莎莉娜喊成了“梅斯卡莉娜”。这相当于把一个苏格兰家庭中的老夫人称为“威士忌娅”，两兄弟强忍着不笑，安娜·伯莎却大笑起来，最后，玛莎琳娜脸上也闪过一丝淡淡的笑意，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等到夜幕降临特奥蒂特兰，环绕小镇的山丘就渐渐消失在黑暗之中。我们聊着天，奥兰多织着地毯，玛莎莉娜和安娜·伯莎梳理着原棉，并将梳理过的棉花捻成线。
我迫切地想看一看他们一家人的所有活动，所以凌晨 5点就醒了，比《预知死亡纪事》中圣地亚哥·纳萨尔（Santiago Nasar）在那个致命黎明醒来的时间还要早30分钟——那一天，他将死在一个中美洲小镇。吵醒我的不是主教那艘船的轰鸣声，而是驴子的叫声。玛莎莉娜要去磨坊磨玉米，为做玉米饼做准备，我想和她一起去，结果她已经出门了。
白天，我们把孩子们送去贝尼托·华雷斯小学。丹妮拉的老师不在，所以她就陪着我们去了一趟市场，当地人在那里买卖村里的工艺品和食品，如奶酪条、酸奶、猪皮。在市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开放的摊位，这是少数几个卖咖啡的地方之一，我坐在戴着宽边帽的男人中间，喝了一“碗”咖啡。丹妮拉虽然害羞地说她已经吃饱了，但还是坐在我旁边，喝着热巧克力，吃了一些饼干。
即将离开的那天早上，我没带翻译，独自在市场漫步，喝着热巧克力，观察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萨巴特克人让我感到陌生，我肯定也一样让他们感到陌生。他们停下来看着我，有人想起前一天见过我，于是对我微笑，以示欢迎。
我坐在这个陌生的集市上，清晨的阳光照在满是露水的草地上，不远处是可以追溯至2 000年前的废墟。这个小镇与我所熟悉的世界天差地别，耳畔传来的萨巴特克语不同于我以往听过的任何一种语言。然而，一种突如其来的归属感涌上我的心头。尽管在语言、服饰和其他方面存在差异，但我不由自主地觉得我与他们的共同之处要大于我们之间的差异。在过去的两天里，我与他们共同经历的那些小小的温情与悲欢让我觉得，我在心底深处能够理解他们，就像他们能理解我一样。我们同为人类，拥有共同的历史，虽然已经有了长达三万、四万或五万年的分离，但不变的是，我们拥有数百万年的共同历史，很可能还拥有成千上万的共同祖先。
在慕尼黑与经济学和禅学相遇
在这个商业和技术时代，世界是否变得过于机械了？几个月前，我在“BBC在线”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是时候给南盟改头换面了》。几天后，我发现这篇文章被关联到一个“拉皮手术”网页上。网页上除了我的文章之外，还有“腹部整形术”“吸脂手术”“减肥过滤器”等链接。这显然是机器人智能的功劳，如果有人工的参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从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和商业是两极分化的。然而，如果一个社会试图用一种事物来弥补另一种事物，那么整体来说会得不偿失。19世纪，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英国哀叹，由于经济学的兴起（他称之为“沉闷的科学”），艺术正在毁灭。他的这番哀叹在当时也许不合时宜，但对今时今日的印度来说，倒也应景。我们在颂扬财富女神拉克什米的时候，确实有可能会忽略非商业社会领域——艺术、音乐、优质电影和数学。
上个月，我在慕尼黑与经济学打了四天交道之后，发现自己（独自一人）还有两天的空闲时间。于是我坐地铁到了美丽的玛利亚广场，然后从那里步行去了现代艺术陈列馆和伦巴赫美术馆。20世纪初的德国艺术堪称人类最非凡的成就之一，表现主义、桥社、青骑士都在德国找到了归属。青骑士运动实际上就发生在慕尼黑，其成员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和他的搭档加布里埃尔·穆特（Gabriele Munter）（在我看来加布里埃尔更有天赋）、弗朗兹·马尔克（Franz Marc）和雅夫伦斯基（Jawlensky）都在尝试新的艺术形式和色彩。
我突然觉得，从长远看，经济和艺术的崛起有一些共生性。艺术需要创新，也离不开对卓越的追求，而这也是经济持续进步的要素，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如果我们在急急忙忙投身商业的时候，置艺术和美学于不顾，那肯定不利于文明，而从长远看，可能也不利于商业本身。
19世纪，巴伐利亚君主希望慕尼黑及其周边地区既成为伟大的工业中心，同时也成为世界音乐之都。该地区的艺术在皇室的支持下蓬勃发展。可以说，如果不是卢森堡公爵慷慨相助，卢梭恐怕写不出《社会契约论》。
在现代世界，我们不再依靠国王和贵族的赞助，而是依靠我们的大学和机构来为各种创新者提供一个家园。在印度，虽然管理学院和工程学院表现不俗，但大学体系举步维艰。文学、艺术、数学和抽象科学无法带来直接的商业价值。因此，如果交由市场摆布，这些学科往往就会枯萎。但在历史进程中，它们发挥着根本作用，推动着人类的创造力，因此政府理应给予支持和推动。
在乘机离开慕尼黑的途中，有人与我聊起了另一个不经常与经济学相提并论的话题——宗教。我旁边坐着一位德国学者，他听说我是教授，于是在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对这份职业不太上心的时候，他就操着一口磕磕绊绊的英语，滔滔不绝地大谈经济学和宗教。过了一会，我开始走神，这时他突然问我：“禅是印度的吗？”*2.此处应指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Sen与 Zen（禅）发音相近。——译者注我不知道话题是怎么转向东方宗教这个复杂的问题的，就结结巴巴地说起来。不过角色的转换让我大为高兴，于是我以独白的方式说了大概 10分钟，中间没有任何停顿，不给他插嘴的机会。
我对禅学的所有知识在半分钟内就可以说完，因此最后那九分半钟的独白让我自己都心生佩服。他很有礼貌，耐心地倾听着，不过，对于这一大段毫无意义的关于大乘佛教的阐述，虽然他谦逊有礼地点着头，但看上去满脸困惑，就好像他没想到我会说上这么一大段来回答他的问题。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他满脸困惑的原因。我们之后又聊了更多，顺带吃了早餐、喝了咖啡，这时他问我：“禅（森）是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人吗？”
你好：欢迎来到以色列
我随着蜿蜒曲折的队伍，走到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移民处，伸手去拿我的签证、回程机票以及邀请我在希伯来大学和特拉维夫经济学院做讲座的信函。之前曾有人提醒我，机场工作人员喜欢刨根问底，所以我做好了在气势上压倒他们的准备。结果令人惊喜的是，移民官是一位和蔼可亲、肤色偏深的女士，她看了看我的印度护照说：“您好，是第一次来以色列吗？”她解释说自己是犹太人，来自孟买，34年前移民到以色列。她问了我十几个关于印度的问题，对我的兴趣远远超出了其职责范围，这显然是思乡情结所致。
几分钟后我就出了机场，坐上出租车，行驶在443号公路上，前往耶路撒冷。路边闪过一个书写了厚重历史的告示牌。告示牌上写着“拉姆安拉”*3.巴勒斯坦临时首都。——译者注，指示的是一条向北而去的道路。
耶路撒冷——它的石灰岩房屋、柏树和蜿蜒小路——是一个见证了一切的城市。它是耶稣基督的圣地，是战火与屠杀之地，是主权争夺之地。你可能只是短暂到访，比如我这次过来只待五天，但这座城市会以其他城市无法做到的方式诱惑着你。事实上，有一个医学术语叫“耶路撒冷综合征”，指的是耶路撒冷游客暂时出现的精神错乱和情绪高涨。
站在老城区的苦路（Via Dolorosa）上，似乎可以遥想当年的画面：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在鹅卵石路上，因重压而倒地，圣女维罗妮卡为他拭面。在这座带有城墙的古城里，穆斯林区与犹太区比邻而建，而犹太区又与基督教区比邻而建，各种古老文化和宗教在此形成了大杂烩。在希伯来大学一位年轻博士后的陪同下，我参观了哭墙、圆顶清真寺和圣墓，并在丽娜餐厅吃了早午餐，这家供应鹰嘴豆料理的餐厅虽然很小，但很有名。
在某一天下午，我和我的朋友、经济学家约西·泽拉（Yossi Zeira）一起探索了米·歇雷姆区（Mea Shearim），这是耶路撒冷著名的极端正统社区。我们一边谈论着经济理论、共同的朋友和世界政治，一边走过那些看来就像孟买宿舍的简陋房屋。街道上，男子穿着长袍，女子穿着神秘的黑衣，小孩子因为穿着传统服饰而愈加可爱。出了米·歇雷姆区，是一条安静的殖民时期的街道，埃塞俄比亚教堂就在这条街上。
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和另一位经济学家朋友漫步在美丽的“七家之区”，抽着水烟，喝着酒，听着耶路撒冷的历史过往，最后在一家名叫 Barood的餐馆里吃了饭。是的，这个词翻译过来的意思是“火药”。
夜幕降临，音乐声从咖啡馆和酒吧流淌出来。我意识到，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是多么浪漫，同时又是多么悲伤。盛开着杏花和仙客来的耶路撒冷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光是城中的女子——犹太人、阿拉伯人和黑眼睛的埃塞俄比亚人——就足以让你驻足回首。几乎每块石头上都留有历史过往的印迹。然而所有这一切也都被笼罩在耶路撒冷特有的悲伤之下，处处都没有安全感——进咖啡馆或博物馆之前，每个人都要接受搜身检查。少数族裔，比如我在餐馆里和出租车上偶遇的阿拉伯人，认为自己在这片充满敌意的土地上被边缘化了，沦为了二等公民。站在希伯来大学斯科普斯山的山坡上，人们可以望见远处的隔断。一侧是犹太人定居者光洁明亮的白色房屋，一侧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治理下的巴勒斯坦人家园，房屋和街道都破旧不堪，居民的日常生活对外一览无余。
这是一个遍地都是检查站和路障的国家，很容易让人心生绝望，而政府采取的错误激进政策于事无补。令人庆幸的是，这片土地也拥有充满活力的媒体和非同寻常的声音，这些声音能让人产生道义上的共鸣，跨越种族和宗教界限，唤醒我们共同的本心。
我想到了吉迪恩·利维（Gideon Levi）和阿米拉·哈斯（Amira Hass）的专栏，也想到了达娜·国际（Dana International）*4.以色列流行音乐明星，也是一位跨性别女性。——译者注的歌（顺便说一下，达娜不仅尝试着模糊种族界限，也尝试着模糊性别界限）。
最后一天晚上，我从贝特哈克莱姆社区打车前往我在斯科普斯山住宿的酒店。出租车司机是个年轻的乐天派，他问我来自哪里，虽然我是从美国过来的，但这个问题问得模棱两可，于是我选择了更具异国情调的回答——“印度”。
“我喜欢印度，”他说，然后半是疑问半是感叹地补充说，“圣雄甘地的国家！”
我觉得没有必须纠结细节，就回答说：“是的”。
“他还是总理吗？”
“现在不是了。”
“可圣雄甘地很了不起，”他对这样的变化感到失望，“那现在谁是总理？”
“曼莫汉·辛格。”
“辛？他是中国人吗？”
我跟他说，1962年的中印战争并没有给印度带来这么糟糕的结果。我想他并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但他还是热情地笑着说了句“namaste”*5.意为你好或双手合十礼，表达尊重和感恩。——译者注。我真的很想知道，在他眼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在富士山脚下祷告
前段时间，我去箱根住了几天，这是一个风景怡人的山间度假胜地，距离东京有几个小时的车程。连绵起伏的乡间满是郁郁葱葱的杜鹃花丛，云雾散开的时候，我们就能透过粉红色和淡紫色的花朵，看到富士山像一件完美无瑕的艺术品一样直耸天际。
我们印度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只要有免费美食，我们就会暴饮暴食，就像骆驼喝水一样。因此，第一天晚上，我在会议宴会上大吃特吃寿司和腌鱼，当天夜里两点，我在酒店房间里病倒了。
在这之前，我只有过一次食物中毒的经历，那是我在德里从事第一份工作的第一周，我在大学咖啡馆吃了著名的“羊肉多莎饼”。当时我们人生地不熟，我的妻子在半夜时分跑去找隔壁的乔罕，据说他是一名医生。匆匆赶来的乔罕一边整理晨衣，一边问我是否想吐。我说是的，他想了一会，严肃地说：“这表明你感到恶心。”
不管大家怎么评价他的推理能力，反正他从随身携带的盒子里拿出针剂，给我打了一针。30分钟后，我好了。
唉，时隔20年，此地又离德里数千英里之远，我到哪里去找这位医术高明的乔罕医生呢？我在此地唯一认识的就是日本经济学会主席，但我不愿意这么一大早就把他叫醒，而且，说不定他这个时候也在与腌鱼的“后劲”做斗争呢。
可能是因为空灵的富士山就近在咫尺，我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试试祷告呢？我小时候非常虔诚，经常祈祷，我的母亲和家中长辈都以我为荣。但等我到了十几岁，开始明白道理之后，我就放弃了信仰。我亲眼所见的人间悲苦让我无法相信这世间会有一位法力无边而又心怀仁慈的神。如果他真的法力无边，那他必然不够仁慈，才能对人世间的种种疾苦置之不理。如果他真的仁慈良善，那他显然没有无边的法力来仁爱世人。我并没有像一些思想家（如伯特兰·罗素）那样，在抛弃童年信仰时深感焦虑，我只是觉得，如果我非去相信无凭无据的东西，那将是不诚实的做法。我得对老式印度教的宽容表示敬意，我那些极为虔诚的亲人没有因为我的个人信仰而批判我，我相信有些亲人还格外虔诚地代我做了祈祷。
总之，在那个悲惨的夜晚，我要么叫醒日本经济学会主席，要么在富士山脚下静静死去。在这样的两难境地里，似乎有必要试试祷告。于是，我有些难为情地跪在床上，双手合十，说道：“神啊，请怜悯我，让我康复。如果你对我迫不得已才来找你的做法感到不满，那就换个角度想一想。其他人日夜向你祷告，既没有什么规律，也没有什么理由，而我从来没有这样做。我上一次祷告应该是在几年前，所以现在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
然后我就安静地躺下了，15分钟后，我完全好了。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种推论：要么神并不存在，那晚发生的事情纯属巧合，要么神存在，并且爱我，因为我缺乏信仰，没有天天用祷告去打扰他。
令人失望的“空中王公”
*6.指印度航空，王公（Maharaja）是印度航空的吉祥物。——译者注
“朝气蓬勃”也许可以用来形容印度，但显然不能用来形容印度航空。我最后一次乘坐“空中王公”是在十多年前，因此很想看看这个在印度首屈一指的国际航空公司现在是什么状况。于是，上个月在我需要尽快前往印度时，我决定乘坐印度航空的航班。
当我进入机舱时，一名技术人员正坐在我的座位上，修理连接在座位把手上的手持电视遥控器。我告诉他我不打算看电视，他松了一口气，立马走人，留下遥控器悬在半空。自带魔术贴的座套有几处已经剥落。卫生间的一些设备被棕色胶带固定在原地，皂液器并不出液，有一块包在玻璃纸里的香皂，不过这玻璃纸十分难拆，我费劲全力想要取出香皂，结果把它给捏扁了。
在我们做好起飞准备后，飞行员——据口音判断是位美国人——告诉我们，他刚刚接到地面控制中心的通知，前方正在排队，我们得等一个多小时才能起飞。当然，航线过度拥挤并不是航空公司的错。90分钟后，在人们摆出各种休息姿势的情况下，我们的飞机轰隆隆地驶向跑道，没有人提醒我们要调直座椅靠背。我旁边的那位女士正以接近平躺的姿势打着呼噜，飞机起飞时，机舱里看起来就像在上演现代舞蹈，乘客们就像耍杂技般被轻轻抛到空中。
在过道另一侧，17B座位有一个其他座位都没有的奇特装置——一个安装在扶手上的狭长的、类似托盘的结构，往过道里突出了约 4英寸。飞机起飞后不久，该座位上的乘客，一位身材矮小、戴着眼镜的先生，发现了这个神秘装置。他肯定是位科学家，因为他在研究这个装置时，那种专心致志就像是法拉第在观察电磁波，或是莫蒂默·惠勒爵士在研究刚刚发现的“死丘”遗迹。
科学家在发现一个谜题后，不会马上投入大量时间去解题，而是会先看这个谜题是否已经被人解开了。这位乘客凭着科学家的敏锐直觉，问路过的女乘务员这个托盘是做什么用的。这位乘务员显然不是玛丽·居里，她第一次注意到这东西，并大声说：“先生，这是一个托盘。”
“谢谢，谢谢，”这位礼貌得无可挑剔的科学家说，然后迟疑地补充说：“但是，我想问问为什么只有我的座位配了这么高级的装置？”漂亮的女乘务员没有因为这一反常的自然现象而感到困扰，她咯咯笑着说：“这样您就可以把杯子或碗放在上面啦。”
“那是自然，”“法拉第”说道，决定放弃他的求知欲。
用餐时间过去了好半天之后，在距离终点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候，这位面带微笑的乘务员才给大家发放了飞机上的菜单。
在我从德里返回的旅程中，我那个机舱的音响系统出了问题，安全告示由一片嘈杂声交织而成，间或会出现“氧气”“救生衣”等令人惊恐的词语。如果你以为可以通过电视屏幕来观看演示，那就又要多失望一次了。屏幕上就像在放卡通节目，一些模糊而肿胀的脸正在演示如何佩戴氧气面罩，而面罩都是像素化的，就像在新闻频道上裸奔者被警察带走的画面会打上马赛克一样。
然而，11月刊的机上杂志《Namaskaar》中，它自豪地告诉旅客：“印度航空被《TTG亚洲》《TTG中国》《TTGmice》《TTGBTmice中国》的读者一致评为‘南亚最佳航空公司’。”（让我恼火的是，学校的老师没有教过我 TTG是什么意思。）“在芭堤雅举行的第17届年度旅游大奖颁奖典礼上，TTG亚洲媒体集团向印度航空公司颁发了这一奖项。”
印度一直在斥资向全球宣传印度品牌，这没有问题，但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好的广告就是这个国家在全球都有目共睹的实际产品。不幸的是，印度航空公司上演了这样一场令人失望的演出。印度显然有能力做得更好，从印度的国内航空公司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我在德里、海得拉巴和加尔各答之间乘坐的是捷特航空公司的航班，其服务质量毫不逊色于全球各地最出色的航班，甚至更胜一筹。
考虑到印度航空公司的战略重要性，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私有化是当务之急，但是单凭私有化可能还不够。美国的国内航空业是完全私有化的，监管力度也很小，但其运营状况很糟糕——准点率极低，服务质量低下。显然，私有化必须与明智监管相结合。
但最重要的是，高层对卓越的追求才是关键。正是这一点成就了今天的印度信息技术业和制药业，而正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漠不关心造就了今天的印度航空公司。我们需要让印度航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负起责任：这不仅仅是一家经营不善的航空公司，更重要的是，它有损印度的形象。
飞机起飞与经济起飞
印度机场有一些有趣的古怪之处。以现代化的自动饮水机为例，由于印度人的聪明才智，自动装置被完全省去了。有一天，我试着向德里机场的一台机器投币，一位中年女士拦住我，从我手中拿过硬币，像魔术师一样灵活地拆开机器的前面板，把硬币塞了进去，从自动出杯器中拿出一个塑料杯，放在水龙头下，转动一些旋钮，神奇的液体流了出来。
然而，在飞往加尔各答的印度航班上，当乘客被告知飞机上的音乐系统出现“短路”时，就没那么有趣了。音乐既不能关掉，也无法流畅播放。因此，我们会听到“Mera joota hai Japani”的曲调，然后是几秒钟的沉默，然后是“lal topi russi，phir bhi”，再一次沉默……前15分钟还让人觉得有趣，两个小时后，这简直让人抓狂。
更糟糕的是，我近来在孟买机场的印度航空公司航站楼里花了四个小时（原本应该是一个小时）等待前往德里的航班，航班信息显示屏上的内容与广播的内容并不一致，而广播的内容又与地面实际情况不符。此外，广播系统不仅被用来向旅客广播通知，还被用来向中央工业安全部队的工作人员发送信息：“中央工业安全部队的工作人员请打开18号登机口”。这句话被多次广播，语气也越来越强硬。
一个名为“欢庆”的摊位推出了20卢比的茶水，但一位昏昏欲睡的管理员让我们去另一个摊位“乔治亚”购买，在那里我们被告知机器已经坏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完全不提供帮助，唯一的善意来自一个等身立牌，上面是一位空姐微笑着双手合十。整个画面与所谓的印度繁荣相去甚远，它就像一个失败国家的怪诞再现。
印度的国营航空公司和近一百家机场简直令印度蒙羞，我们的高层领导和体制内的官员应该偶尔来个微服出行，看看这些地方的状况。
有些人可能会说，乘坐飞机旅行的只有一小部分印度人，因此，如果印度政府的宗旨是为穷人和弱势群体服务（我相信政府应该以此为宗旨），那么在国家的优先事项清单中，机场肯定被排在后面。
这种论述是站不住脚的。经济是复杂的有机体，一些看似与政策目标相去甚远的部门实际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航空部门就是如此，它是一种基础设施，能够使经济更好地运转，也有潜力帮助到所有阶层，包括那些从未乘坐飞机出行的人。此外，这是一个一举一动都在公众视线里的部门，因此更是举足轻重，它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广告效应”，从而推动贸易和外国投资。
正是出于这些更深层的原因，我一直在关注德里新近私有化的机场及其规划方案。负责建立并运营德里私有化机场的主要是GMR集团，我花了一些时间与他们沟通，并仔细研究了规划蓝图。规划方案和初始落实都非常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三四年，德里机场将向21世纪迈出一大步，为整体经济带来巨大收益。
我并不认为私有化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欧洲和东亚也有公共部门运营出色的范例，但事实就是，印度公共航空公司和机场管理机构的表现十分糟糕。一些统计数据就足以说明问题。直到近来，机场内务人员的缺勤率都超过35%，与之相比，印度公立小学的教师简直可以说是“勤勉的楷模”，他们的工作日缺勤率为25%。
再以免税店为例。机场管理局曾以每年2亿卢比的价格将其交给印度旅游开发公司。现在，GMR集团将其交给了Alpha Futures，预期收入将超过10亿卢比。早些时候，机场的广告收入约为每年3 000万卢比，现在，这一数字预计达到4亿卢比。
这些额外收入几乎是凭空而来的：只需要寻找最高出价人，并培训出充满活力、能干高效的员工，就可以获得这笔收入。根据私有化协议，政府将获得销售总额的459%。而所有迹象都表明，这将超过政府自己运营整个机场的收入。
机场的很多功能，如海关和进出机场的道路交通，将继续由政府负责，因此GMR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担心机场的成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服务的质量。他们能够意识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很了不起，我也确信很多事情都取决于此。不过，如果机场的主要职能得到改善，应该会对与之互补的国有部门产生有益的影响。在不远的将来，德里似乎有望运营一家像新加坡樟宜机场那样相对高效的大型机场。
非洲日记片段：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及迪普斯洛特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沦为那种以阅读预算演说报告为乐的人。因此，当我发现自己在坐上从华盛顿经达喀尔前往约翰内斯堡的长途飞机后，开始翻阅南非财长普拉温·戈尔丹（Pravin Gordhan）刚刚在南非议会发表的预算演说报告时，不由得大为震惊。更糟糕的是，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在看这份报告时，有一种愉悦感。这种愉悦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他的演说流畅自然，带有卓越的感受力；其次，他在演说中认识到，无论身处世界何处，我们当下面临的问题在本质上都是相似的。南非正在努力控制其财政赤字，提振低迷的经济增长，控制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我思考着这些问题，打起了瞌睡。等我醒来，机舱里一片漆黑。我很好奇前往非洲的都是什么样的人，于是就环顾四周打量起来。在这个机舱的乘客中，20%是黑人，70%是白人，90%的人在看*7.《涉外大饭店》《涉外大饭店》是由约翰·麦登执导的喜剧片，讲述了一群英国老人在印度旅游的过程中逐渐找回生命真谛的故事。——译者注。
当我在约翰内斯堡的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国际机场走下飞机时，只觉得天朗气清，只有非洲的天空才会如此明澈。人们的热情和微笑让我想起了泰戈尔那首著名的孟加拉语诗歌的开篇，这首诗的名字就叫《非洲》，诗中的诗句一直在我脑海中静静回响。这首诗是泰戈尔于1936年创作的，即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一年之后：这是一位诗人对强权野蛮行为的抗议之作。
世界银行驻比勒陀利亚办事处的官员前来接机，其中有阿萨德，还有桑迪普，雅各布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负责我的出行。他聪明过人，每当我们被一个问题难住时，不管是与街道方向、南非政治还是与历史有关的问题，只需探身询问雅各布即可。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士走过来和我握手，告诉我她是我的安保官，在我逗留此地期间她会陪在我身边。
我们开车前往比勒陀利亚的酒店，沿着打理良好的林荫道一直前行，路边闪过气派的住宅。有两辆豪车停在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衣着光鲜的男人（应该是其中一辆车的乘客）被另一个男人（可能是另一辆车的乘客）按倒在地。这画面令人不安，我问雅各布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打架，”雅各布实事求是地说，这让我无法再深入调查下去。
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南非那样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历史负担。残酷的种族隔离不仅是该国历史书中的沉重话题，也是当代政策辩论和文件中的沉重话题。南非是一个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于一体的国家，中间几乎没有过渡地带。漫长的种族隔离历史几乎给所有统计数据都蒙上了一层阴影。白人失业率处于可控水平，黑人失业率则会把欧元区危机中表现最糟糕的国家都衬托得相当出色。健康指标、贫困人口数量和人均收入也是如此。在今天的南非，政策掌舵者是一个杰出的群体，但其面临的挑战也同样不容小觑。历史会是一个棘手难题。以前在《种族隔离法》下，有色人种必须在黄昏前离开主要城市的辖区，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要求，但由于贫穷和居住费用，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会这样做。他们会回到乡镇，那里的土地很便宜，房费也不太昂贵。事实上，在过去十年里，居住在乡镇的黑人比例从30％上升到了37％。
我来南非主要是为了参加一个有关乡镇经济的会议，会议之前的那一天没有什么安排，我坚持要去一个乡镇看一看。第二天早上，我的陪同人员有：和我一起从华盛顿过来的塞莱斯廷，世界银行驻当地办事处的阿萨德和桑迪普，我的安保官和一名专为此次乡镇之行安排的特别武装安保人员（也是一名女性），两名来自巴西的访客阿纳克劳迪娅和爱德华达，他们是研究贫民窟问题的专家；张晓波是研究中国乡镇企业的专家，也是我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的学生，多年后我俩又重逢了；还有一些当地人。我们的目的地是迪普斯洛特，这个乡镇位于比勒陀利亚和约翰内斯堡之间，现有居民约20万人。
要进入迪普斯洛特，得先进入一个现代化购物中心，该购物中心与雅加达、新德里或华盛顿的购物中心相比毫不逊色。商场经理姆佐帅气迷人，他自豪地带我们四下参观，介绍商场出色的运营状况。然而，一进入这个庞大乡镇的内部，人们就会看到截然不同的画面。迪普斯洛特是在1994年凭空出现的，是流离失所者和低技能工人在此落脚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人因为找不到工作，已经从低技能滑落到没有技能。这里的地形崎岖不平，到处都是废铁和石棉，道路坑坑洼洼，没有排水管道。即使是穷人的房屋，外面也装了带刺的铁丝网和护栏。
我们随机敲开屋门，走进一些人的家里，也与街头小贩和当地商人进行了交谈。人们告诉我，等到天黑之后，我们就不可能再找到人交流，因为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大门紧闭，街上空寂无人，案件频发。在犯罪猖獗的地区，作为个体的居民往往都亲切友好，此地居民的友好坦诚让我大感意外。有个开朗的年轻人来自普马兰加（Mpulanga），他在此地开了一家小饭店，饭店里只有一个开放式炉子和一些破旧的桌椅。他向我解释说，对于他那间“餐馆”使用的土地和破旧建筑，他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租赁权，因此频频受到警察的骚扰。
卖菜的小贩克里斯蒂娜说，她随时做好了准备，警察一来，她就带上货物跑路，因为她的店面和土地也没有使用权和租赁权。有一位非常得体的女士是拎着一个手提箱从纳塔尔来到这里的，现在经营着一家由两间屋子组成的五金店。我们问她，既然没有所有权，那她有没有可能被赶出去，她毫不犹豫地告诉我：“随时都有可能。”
面对如此尖锐的财产所有权问题，不难看出，只有那些对风险有着超强承受力的人才会在此创业，难怪创业的人少之又少。迪普斯洛特的居民很少去附近的城市（如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工作，因为交通不便，费用高昂。那些在城里上班的人，平均要把收入的20%花在交通上。由于出去工作的人很少，也就不值得建设更为高效的交通运输方式，而由于缺少高效的交通运输，也就没有太多人出去工作。这真可以说是“第二十二条军规”般的困境。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在迪普斯洛特边上一家名为Momes的餐馆吃了午饭，经营这家餐厅的麦克斯韦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罗杰斯先生是一名镇议员（总共只有两名议员），他和当地一些商业人士与我们共进了午餐，我们讨论了乡镇经济问题。不难看出，此地迫切需要政策支持。人们赖以生活或经商的土地必须具备可以交易的产权。这种权利可以是所有权，也可以是租赁权，但必须透明公开，人们得有出售这些权利、随意搬迁的自由。我不禁想起我和帕特里克·爱默生合写的一篇论文（2000年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我们在文中阐述了明确的财产和租赁法能发挥的作用。其次，需要国家介入，提供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包括法律和秩序等软性基础设施。
我被关在会议室里度过了接下来的那一天。世界银行非常全面地收集了迪普斯洛特的数据，并深入分析了该镇面临的挑战。我们不仅与研究人员，也与当地行政人员、不同城镇的官员以及南非财长等几位高官就此展开了大量讨论。我们探讨了南非面临的问题，巴西处理城市贫民窟的模式，以及中国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单一产品的镇和村庄。我们得知，中国有一个城市生产的领带占到了全球总销量的40%，有一个城镇生产的纽扣占到了全球销量的一大部分。
我在当天晚上以及会前会后与多位身居要职的南非决策者进行了沟通交流，谈话不可避免地转向了金砖国家这个议题，因为南非当时正在筹备金砖国家峰会。我们讨论了正在拟议中的金砖国家银行。在去世界银行任职之前，我一直在研究金砖国家银行的规划蓝图，因此有几个人很想听我谈谈这样一个多边银行的职能范围。不过，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欧洲，这也是这个全球化世界的一个标志。欧元区的危机何时才能结束？该地区的边缘国家是否会分裂出去？这种情况会对南非、印度、巴西、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产生什么影响？我阐述了自己一段时间以来所持的观点：至少在 2015年初之前，欧元区的日子都不会好过，因为届时会有一堵还款巨墙逼近银行。
通过在比勒陀利亚、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以及早些时候在其他很多论坛上与决策者的交流，我意识到人们为什么这么不信任公开声明。尽职尽责的政策制定者应当平息市场情绪，安抚民众，告诉他们刚刚发生在希腊、塞浦路斯或其他地方的危机只是一起孤立事件，不会蔓延至更多经济体。话是这么说，但即便领导人告诉民众刚刚发生的危机只是一起孤立事件，不会蔓延至更多经济体，也没有人相信他们，由此造成的净损失是，即使确实不存在溢出风险，也没有任何语言能够传达这一信息。正是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可能说出真相，即使在敏感和棘手议题上也该如此。这种做法偶尔可能会导致股市轻微震荡，但从长远看，信誉的提高会让我们受益匪浅，因此值得一试。虽然牺牲了一些眼前的平静，但我们能够获得长远的稳定。
南非的乡镇会议结束后，我和塞莱斯廷访问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和开普敦大学，并发表了演讲，又会见了多位官员，包括南非社会保障局的负责人和官员，他们正在着手推进社会福利发放工作中的个人生物识别。然后，我们在10月6日出发前往达喀尔。而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萨摩亚日记
每次去一个鲜少有人涉足的地方时，最令人不安的莫过于当地人流露出来的惊讶之情。我还记得自己乘坐索蒙航空公司的飞机从莫斯科前往杜尚别时，一位年轻的塔吉克斯坦女乘务员在得知我是居住在华盛顿的印度人时，一脸疑惑，字斟句酌地问我：“我想请问一下，您为什么要去塔吉克斯坦呢？”这番询问似在暗示我决策失误，叫我不由心生疑虑，而火上浇油的是，阿里斯托蒙·瓦卢达吉斯（Aristomene Varoudakis），一位天资过人的经济学家，也是我在世界银行的顾问之一，在飞机起飞十分钟后宣布：“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这番话本意是一种安抚，却叫人越发不安，因为听他这意思，在这次旅程中，如果十分钟没有发生意外，那就值得干一杯。
我去萨摩亚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形。飞机上坐满了萨摩亚人，他们简直就像是从保罗·高更的壁画中走出来似的。此外还有几个冲浪者和一些传教士。来自世界银行的我和吉米·奥拉索（Jimmy Olazo）不属于任何一类，因此少不了要受一番“盘问”：我们为什么要去那里？萨摩亚这个国家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访问对象，它小得不能再小，人口不到20万，资源少得可怜，只有渔业和一些农产品，不过风景非常壮丽。对经济学家来说，这样一个经济体连基本生存都是一个难题，这样一个国家从哪里获得规模经济来制造汽车、建设医院、生产服装？它又能向其他国家提供多少渔业产品和旅游服务来支付这些费用？有没有可能帮助萨摩亚人形成一支稳定的劳工队伍——既包括技能工人也包括非技能工人——到其他国家务工，并靠他们汇回来的收入为生？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发现自然灾害主导了萨摩亚人的生活，那么该怎样提供保障来抵御这些风险？在这样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国家，怎样去实施货币政策？
在为期三天的短暂访问中，这些疑问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找到了其中一些问题的答案，但对其他很多问题仍然一筹莫展。对于如何减轻风险并推动经济发展，我有了一些想法，并与总理图伊拉埃帕、财长福穆伊纳、央行行长阿塔丽娜（一位女性）、卫生部几位要员——七位女性和一位不太自在的男性——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所有会议的细节都将被写入各种官方文件和返程后必须递交的调研报告之中，我就不再赘述了。
萨摩亚重新激活了我长期以来的自我定位——一位隐秘的人类学家。当时我正在飞机上，阅读着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该书的开篇就像晨间的拉加曲一样能够唤醒人的内心：
一天的生活从黎明开始……年轻人的呼喊在黎明前就从山坡上传来。夜间躁动不安的他们一边匆忙干着自己的事儿，一边劲头十足地相互呼喊……晨曦铺在柔软的棕色屋顶上，细长的棕榈树映衬着无色的、明亮的海面，显得格外突出。恋人们或是从棕榈树下，或是从独木舟的阴影中，悄悄溜回家去，这样在日光照射进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睡在了该睡的地方。虫鸣声漫不经心，面包果树上传来一声声尖锐的鸟叫。
我知道，米德的萨摩亚人类学研究在准确性上受到了质疑，尽管如此，这些优美的语句还是捕捉到了萨摩亚的本质。这可能是我在地理上的一种见异思迁，总觉得新近到访过的国家是最好的地方，是一个我可以安家的地方，就像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e Stevenson）曾在萨摩亚首都“城市”阿皮亚（Apia）外的一座庞大庄园安家一样。刚刚离开萨摩亚的我只觉得它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有起伏的山丘、热带的花卉、温和的民众（用该国一家印度餐馆年轻老板的话说就是“人们非常老成”），生活没有紧迫感。最后一天，在赶飞机离开之前，我和吉米、梅娃、安东尼娅一起去爬山，刚提到的伟大作家史蒂文森就长眠于这座山峰。站在山坡上，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壮阔的景观，也能明白他为何会被吸引至此。
目前也有一些外地人定居于此。一天早上，我们去离阿皮亚不远的地方见万妮亚·陶勒阿洛。万妮亚是位了不起的女性，她于1976年从新西兰搬来此地，嫁给一个当地人——她名字中的“陶勒阿洛”应该就是这么来的——并在这个村子里安了家。目前她的主业是绘画和经营一个艺术展览馆，展览馆展示的是当地萨摩亚人的手工艺品和艺术作品。她的作品充满了创意和想象力，她的家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我们稍微费了一番口舌才得以进门参观。
即便如此，我们仍无法忽视一个事实：萨摩亚有自己的难题。这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生活在灾难的边缘（仅2012年12月的热带气旋“埃文”就摧毁了全国16%的资产），基本享受不到现代生活的便利。然而，这个国家有它的神奇之处：虽然贫穷（3%的人口生活在每天 12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但并不脏乱。这一点很是令人费解，因此，一个熟知撒哈拉以南非洲或南亚地区贫困局面的人很容易被蒙蔽，以为这里没有贫困。萨摩亚、塞内加尔和南非等国情况迥异，使用的却是相同的贫困标准，这个问题确实令人费解。这里有一座监狱，我听说里面有囚犯，不过该国的犯罪率可以忽略不计。我后来得知，萨摩亚的警察不能带枪，而美国的普通公民都可以。
这里也有等级制度和精英主义，但有一点让我心生敬意。周日早上，我在熙熙攘攘的鱼市上看到渔民向普通民众出售捕来的鱼，其中就有像高更画中那样用热带花朵装饰在发间的女子。在我离开鱼市后不久，总理来到市场给自己和家人买鱼。（市场上的一个人后来告诉我：“你可能没认出他来，因为他戴着帽子。”）
乍看上去，岛民们似乎体重超标，但这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很多看法带有社会偏见。他们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魅力，很快就能让你打消这样的看法。当地报纸《萨摩亚观察家》就对来自该岛的世界小姐参赛者、美丽的佩尼娜做出了简洁有力的点评：她“打破了选美比赛的陈规”。
我上面提到的那家印度餐厅名叫蒂非莫阿那。我们在阿皮亚来来回回转了好多次，每次都能看到它。因此，最后一天晚上，我和吉米决定从我们所住的塔努阿土西塔拉酒店走到那家餐厅。我们出发的时候，天色已晚，街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流浪汉和几条流浪狗。我很想知道，是谁拥有这么浪漫的灵魂，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开一家餐馆。餐馆经理是一个年轻人，来自孟买卡延（Kalyan）。他的姐夫在斐济做生意，三年前来到此地，粗略估算了一下在萨摩亚开一家印度餐馆的经济可行性。他们从德拉敦（Dehradun）带来了两个厨师，一个负责烧烤，另一个负责其他所有事项。他们雇用了一些当地的帮手，蒂非莫阿那就这样开张了。七八个深夜食客舔舐着手指，啧啧有声，由此看来，它提供的服务满足了在开办之前的纳克斯式需求。*8.这里意指非投资品需求。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R Nurkes）在英国经济学家辛格（HW Singer）的基础上阐发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认为贫困既是资本形成不足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贫困的恶性循环从供给侧看：是因为资本形成不足导致生产率低，这又导致收入不足和储蓄过低，进而使资本形成不足；从需求方面看则表现为，收入不足导致购买力不足，市场狭小，对投资品需求不足，进而使资本形成不足和生产率低下。两个循环相互作用，使经济难以实现增长，走出贫困陷阱。——译者注
我知道，一个局外人很容易被萨摩亚不可抗拒的魅力征服，而忽略了这个小国面临的诸多挑战。这对该国人民来说是不公平的。萨摩亚面临的其中一个巨大挑战是环境问题。对这个国家来说，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该国的每个公民都深知这一点。自然灾害越发频繁——2009年的海啸和 2012年底的热带气旋“埃文”留下的痕迹仍历历在目，我走了很多地方，目睹了这些灾难造成的破坏，发生海啸的地方和明信片上绘制的美丽太平洋岛屿没什么两样。问题是，在海岸和陡峭的山脉之间，只有一小片地方，当海啸袭来时，人们被困于此；他们匆匆忙忙地往山上爬，很多人被海浪卷走，伤亡惨重。
现在，世界银行牵头开展了多项行动——一些简单的举措就能带来攸关生死的变化，比如安装警报和通告系统，提醒居民风暴和海啸即将来袭；沿着山坡修建道路，这样居民就可以爬到安全的地方。此外还需要将一些重要的建筑，如学校，搬到高处，因为即便我们最终能够阻止全球变暖，这个过程也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萨摩亚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要想尽快完成这些任务，就迫切需要外界的持续支持。世界银行目前参与了该国两个主要岛屿——萨瓦伊岛和乌波卢岛——的全面建设，修建道路并为其他基础设施提供支持，但眼下挑战重重，需要更多的全球力量支持和参与。
紧凑而奇妙的三天旅程很快就接近尾声，在我准备离开萨摩亚之际，我问阿皮亚的一位居民：“萨摩亚的犯罪率和盗窃率为什么这么低？”他回答说：“因为我们的房屋是完全开放的，没有墙，也没有门，所以没有人敢进去偷东西。”我得承认，当我走向停机坪上即将载着我们飞越广袤太平洋前往奥克兰的飞机时，我试着剖析这番话的逻辑，并不由自主地想，这样的逻辑只有在萨摩亚这个令我心仪的国家才说得通。
不丹：喜马拉雅地区的发展经济学
要想降落在不丹的帕罗机场，飞机需要做一个问号状的动作，同时迅速降低高度，以免机翼蹭上帕罗河谷周围的喜马拉雅山脉。帕罗河谷也是不丹首都廷布的所在地。同机的一位乘客告诉我，全球只有九名飞行员接受过这种降落训练。我平时很少祷告，这回却用掉一次机会，祈祷我们所坐航班的飞行员就是这九个人之一。我想，可能正是因为我祈祷的次数不多，所以才如此有效，我们的飞机平稳降落，安全落在停机坪上。
在为期四天的访问里，我先是与来自不丹和邻近国家——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尼泊尔和阿富汗——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见了面并给他们做了讲座。这是世界银行赞助的一个项目，旨在推进区域内的学术合作和交流。在不丹之行接近尾声时，我与该国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思想领袖和企业负责人举行了圆桌对话并共进晚餐。在访问期间，我与首相策林·托杰（Tshering Tobgay）见了两次面，探讨不丹面临的挑战；我与不丹的财政大臣以及皇家货币局的官员会面进行了磋商；与不丹研究中心主任达索·卡玛·乌拉（Dasho Karma Ura）进行了沟通，并与不丹第五任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陛下（Jigme Khesar Namgyel Wangchuck）有过一次令人难忘的对话。
此行的一个亮点是我参观了廷布郊区的两个城市基础设施发展项目，同行的有不丹首都的市长金莱·多吉（Kinlay Dorjee）和世行驻当地代表兼高级经济学家吉纳维芙·博伊罗（Genevieve Boyreau）。这两个项目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资助。除此之外，我还与世界银行的乔·钱（Joe Qian）一起徒步走上了宏伟的杰里寺，两个小时之后，我从山上走下来，感觉自己就好像在冥想营里经受了为期一周的洗礼。
不丹是一个神奇的国家，既传统又现代，其他国家几乎不会这样。该国佛教文化盛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透露出与生俱来的简单朴素。与此同时，该国也在推行高标准的环保和有机农业，并尝试将禁烟范围扩大至全国，而不仅仅是建筑物和公园内。
不丹面临的发展挑战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这两个特点：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和对现代可持续性的追求。该国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活在125美元（经购买力平价调整）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47%降至2011年的3%。就百分比而言，其下降幅度是各国之最。世行《2014年不丹贫困状况评估》指出，不丹的增长一直是包容性增长，这是一个社会流动性很高的国度。
然而，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阴云。不丹有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在 2011年甚至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但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加国内宏观结构承受重压，如经常账户出现高额赤字，因此该国GDP增长率在 2013年放缓至21%。此外，按照欧元区的标准，不丹的失业率虽然不高，但也有所上升，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出现了明显上升。
要想在保护该国宝贵文化遗产、坚守环境承诺的同时应对这些挑战，并非易事；几乎每一场讨论和双边会议都会谈到这一点，南盟八国的区域合作议题同样屡被提及，对于内陆小国不丹来说，这一区域合作尤为重要。
水力发电和对印度电力出口是该国重要的商业领域，另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部门是旅游业。该国有一项不同寻常的旅游政策，除极少数情况外，要求每名游客每天至少消费 250美元。虽然可以理解该国为什么急于推行“高价值、低影响”的旅游政策，但这一方案显然不是最优政策。首先，我认为不丹可以做到旺季多收费，淡季少收费，从而提高利用率，增加旅游收入。此外，该国可以使用非线性定价，甚至可以采取拍卖体系，提高旅游业带来的收入。
我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但我知道，通过严谨的分析，再稍稍辅以运筹学，该国就能提高旅游部门的收入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有过亲身经历，我在印度工作时，政府计划拍卖 3G频谱，据我们估算，其大约价值70亿美元。令人庆幸的是，政府决定通过专业拍卖的方式，而不是以政府估算的价格来出售 3G频谱，结果拍卖所得的资金是估算价格的两倍都不止。良好的政策设计能够发挥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不丹在培育人力资本、促进居民健康方面取得了成功，因此，它也应该能够发展其教育、信息技术和数字数据管理部门，这些部门的发展可以帮助吸收本国受过教育的劳动力。
最后，该国在区域间贸易和旅游方面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南亚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当然，仅凭一国之力是无法推动区域间经济合作取得成功的。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共同的决心，也取决于印度这个地区大国的决心。这个问题应该被视为南亚地区需要优先关注的事项之一，也许小小的不丹可以发挥中立作用，推动大国行动起来。
在亚洲以及广义上的东方，成功发展、表现突出的城市和地区往往被冠以“东方某某地”之名。在不丹这个宁静地依偎在高山之间、居民热情友好的国家度过了奇妙的四天之后，我决定颠覆这一传统，将瑞士视为“西方的不丹”。
来自马来西亚的明信片：轻轻穿过雾霾
我的马来西亚之行始于该国遥远的东部边界，沙巴州的首府哥打基纳巴卢。这个陌生的名字让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家甚远。与当地百姓、政客、艺术和手工艺大师见面交谈之后，我很快就发现婆罗洲这个古老的岛屿体现了人类历史迁移的种种神秘和浪漫。当地居民看起来像是一直定居在此，但其实他们经过长途跋涉，穿过危险的荒野和海洋才来到这里。他们以现代人的身份来到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之后，很快就被同化，成为下一波抵达者和像我们这样的现代游客眼中的土著。在哥打基纳巴卢机场迎接我和弗雷德里科、维维安、库普（财政部的一名高级官员）的是一位迷人的年轻女子，名叫伊坦。她身材高挑，头上戴着头巾，包住了头发。伊坦解释说，她有部分阿拉伯血统，部分中国血统，还有部分比尤血统，这是一个古老的部落民族，她微笑着补充说，她对自己的定位是比尤人。
沙巴州似乎是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大熔炉。从我的酒店窗户望去，可以看到大海，海的边缘处有一个不规则的蓝色顶篷，人们告诉我，这里原本是菲律宾移民经营的集市。两个男人自在地蹲坐在那里聊天，由此可见，沙巴州是近来才获得中等收入地位的。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沙巴艺术学校，两个明显做过变性手术的学生非常自在地坐在男生和女生中间，一边说笑，一边绘画。这才该是评判文明程度的标准。
从婆罗洲来到吉隆坡之后，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雾霾。马来半岛被笼罩在印度尼西亚燃烧木材和草炭而产生的雾霾之中。我们抵达的时候，“API指数”（一个衡量雾霾强度的指数）与意大利主权债务在GDP中所占比重不相上下。请读者自行理解吧。雾霾带来了一股淡淡的烟熏香，让人无处可逃。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解决之道是说服我的大脑相信，有人在附近打翻了一瓶拉弗格单一麦芽威士忌。这种做法很有效，我享受着此行的每一刻。
我此次前来是为了看看马来西亚面临的经济挑战，发布《马来西亚经济监测报告》，与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在位于布城的办公室见面讨论马来西亚的经济问题，在总理的经济委员会上发言，探讨世界银行和马来西亚进一步合作的空间，并见一见那些手掌舵柄、指导经济方向的决策者。根据目前的预测，该国在2013年和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51％。
根据《马来西亚经济监测报告》，2013年第一季度增长缓慢，但回弹的国内需求正在推动经济复苏。消费者和企业支出的增加预计将提振GDP，而该国的涉外经济部门将会抵消财政紧缩政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成为提振经济的关键驱动力。
马来西亚的贸易以原油、棕榈油、天然气和橡胶为主，而我们都知道，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商品篮子”里并非明智之举。由于中国和欧洲等主要出口市场增长乏力，因此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受到抑制，而且在全球供应充足的大背景下，马来西亚需要加快结构改革，以确保维持其经济的多元化和增长活力。
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做出了合理的政策选择，确保将资源开采带来的收入以设备、建筑和教育的形式重新投资于经济。这为高速增长提供了支撑，人民也得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二十年来，底层 40%的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每年提高 71%，贫困率迅速下降。
世界银行设定了两个新目标：一是到2030年将极端贫困率降至3%以下，二是让各国最贫困的40%人口的实际收入出现增长。有鉴于此，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相信，我们可以从马来西亚学到很多。之前我并不知道，早在世界银行设定目标之前，马来西亚就已经自行设置了以该国最贫困的40%人口为重点关注对象的目标。
马来西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为改善营商环境而做出的努力，政府官员被反复提醒，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该国公民，为企业家创造高效的营商环境。这一点在某些治理领域比较明显，比如我们在访问马六甲的城市改造中心时就有明显感受。现在，护照在收到申请后两个小时内就能发放。
马来西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是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的社会，不得不面对所有这类社会都必须处理的矛盾和裂痕。它必须继续推进产业多样化和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它必须建立人力资本，促进研究和创新。
更为宽容的印度教
我出生在加尔各答，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7岁，然后去德里上了大学。我经常来这座城市，在这里也一直有一个家，也许是因为太过熟悉，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有必要下笔写写这座城市。
这个月早些时候，我的心态变了。当时我一时兴起，决定在白鲁尔庙（Belur Math）过上一夜。这是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RKM）的一座寺庙建筑群，位于恒河西岸的城市外围。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是这样介绍白鲁尔庙的：“坐落于恒河西岸，占地40英亩……来自世界各地、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将这里视为朝圣之地。对宗教并无兴趣的人也会前来这里感受宁静祥和的氛围。”最后这句话意味着我不会被拒之门外。
一路穿过加尔各答蜿蜒的小巷和拥挤的街道，途经那些身着衬衫、将头探出窗外的单身男子，然后突然之间，寺庙出现在眼前。这是一个无比宁静的地方，坐落在古老恒河的河岸上，沐浴在阳光下，与恒河一样散发出永恒的气息。这样的永恒气息被很多歌曲吟唱，如布蓬·哈扎里卡对布拉马普特拉河的赞叹和猫女乐队的《密西西比》。
大约 120年前，辨喜*9.又译斯瓦米·维韦卡南达，著名哲学家和宗教改革家，印度教最有影响的精神领袖，新吠檀多思想的首倡者。——译者注在临河而建的房间里写下的一段文字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此刻我正在恒河岸边白鲁尔庙的房间里写作。如此静谧，如此安宁！宽阔的河流在明朗的阳光下翩翩起舞。只有在货船偶尔经过的时候，船桨溅起的水花才会打破寂静。”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从它在印度各地开办的学校、高校和医院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访客和游客落脚白鲁尔庙，但这里却一尘不染。它的各项活动，包括各种社会福利工作和诵读赞美诗，都像钟表一样精准运作。
6月12日傍晚，我和妻子来到传教会的国际招待所后，立刻就感受到了这一点。办理入住手续的职员愉快地告诉我们，早餐在早上6：30供应。我问了一个住酒店时都会问的常规问题：早餐会供应到什么时候？他很困惑，重复了一句“早餐在6：30供应”。他着重强调了“在”字，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晚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们与几位僧侣和一些游客聊着天，听着传教士们神秘的诵经声，古老的德鲁帕德音乐飘扬在空旷的主庙里，人们安静地坐在那里。我们出来的时候，天色已晚，人群都已散去，时钟不再报时，唯有深邃的河流奔腾不息。
国际招待所就在传教会正式场所的外面，位于一条狭窄小道的拐弯处，旁边是一处穆斯林圣地，我们看到几个人在那里一直交谈到深夜。显然，这一片地方都由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监管，小路安静而整洁，上方有几盏明亮的路灯，驱散了夜晚的黑暗。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偶尔可以看到路人经过：身着橘黄和白色衣物的僧侣、结束一天劳作回家的工人，以及穿着镶有红边的传统白色纱丽、眉心点有吉祥痣的女子。
第二天早上是个挑战，我们被告知，点灯仪式是一项不容错过的仪式，举行时间是凌晨 4点，不必说，自然是 4点“整”。在漆黑的夜里，走在无人的小路上，头顶是安静的路灯，两边是窗户紧闭的房屋，这样的画面很像艾略特诗歌中的某一幕，或是卡瓦菲斯时代亚历山大城中的一条小巷。晨间的点灯仪式和河上的破晓时分有一种精神上的力量，让我的思绪飘回到了印度的吠陀时代。一定是这种日常生活与自然奥秘的融合，引发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使“吠陀”显得如此特别。
对于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热情友好的招待，我感激不尽。我之所以需要它，不仅仅是因为在忙乱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花时间去思考人生的种种未知，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往何处，而且还因为我需要看到印度教的这一面：达观、包容、对其他宗教持开放态度。
这完全不同于如今的右翼印度教团体以印度教的名义所宣扬的那些理念。与年轻的僧侣和寺庙的游客聊天时，我也很高兴地看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想要与狭隘印度教划清界限，同样要划清界限的还有某些团体宣扬的对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仇恨，以及以保护奶牛为名的谋杀和仇恨。*10.牛在许多印度人的信仰中是极其神圣的，不少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以保护奶牛的名义迫害他人，而受害者往往是穆斯林或其他少数民族。——译者注看到普通印度教徒意识到自己并不想被这种仇恨文化所裹挟，真是令人欣慰。
辨喜在此处设立传教会的一个原因是这里靠近达克希涅斯瓦寺，这座寺庙由拉尼·拉什莫尼（Rani Rashmoni）建造。她是低种姓出身，因此很难找到一位婆罗门牧师。最终她找到了两位离经叛道的兄弟，其中年轻的那位就是罗摩克里希那，他欣然打破了所有的宗教规矩和仪式，只是简单地传达了普世之爱的理念，而他的弟子辨喜在1893年9月11日著名的芝加哥演讲中重申了这一理念：“我衷心希望，今天早上为这次大会而敲响的钟声将是所有宗教狂热主义的丧钟。”
对我们来说，值得记住的是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现任主席在引用辨喜的演讲内容后所讲的：“自从这些话说出来，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在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人们感觉我们正在向着野蛮时代倒退，在那个时代，强权就是正义，除了群体忠诚，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真诚：一段旅程，一种教育
从小旅馆的阳台上望去，黎明正挣扎着冲破雨季之夜的迷雾，目光所及之处，只见一片荒凉。一阵微风拂过大片几乎无人居住的土地，树叶沙沙作响。远处的湖泊闪烁着清晨的微光。眺望着这既神秘又玄妙的风景，人们完全可以在脑海中想象勃朗特姐妹所处时代的约克郡荒野。我独自站在阳台上，逐次看向绿色的棕榈树、学校操场上的红色和蓝色秋千以及普鲁利亚的远山，那是孟加拉国与贾坎德邦接壤之处。此时此刻，我的心中充满了希望。
为期三天的访问到此就要结束了。这次访问始于7月28日，当天我乘机抵达兰契之后，驱车四个小时穿越了贾坎德邦和孟加拉国的西部边缘地区。我去那里是为了看看非政府组织Nanritam经营的一所乡村学校和一家眼科医院。为了纪念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的斯瓦米·洛克斯瓦南达（Swami Lokeswarananda），两名女子在2002年创立了Nanritam。它于 2004年在普鲁利亚区的帕拉街区展开了工作，其团队由勤勉的医生和社会工作者组成，其中很多人定期从加尔各答和附近的普鲁利亚镇前往那里。该组织最初的目标是经营一家眼科医院，并为贫困农民开展农业推广工作。这项工作现在仍然开展得红红火火。眼科医院完全可以媲美城市里的医院，拥有现代化的手术设备、整洁的房间和干净的走廊，贫苦病人稳定流动，很多人会在这里留宿等待手术。
不过，由于我对教育很感兴趣，所以在眼科医院旁边的菲利克斯学校花了过多的时间。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经历。这所学校建于2014年，已经有逾 400名学生，从托儿所到六年级都有。大多数学生定期支付学费，但也有很多学生不支付任何费用，因为这是一个贫困地区。不过所有人都穿着同样的制服，坐在一起，学习、欢笑和玩耍。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财富、宗教和种姓背景各不相同。
生活在纽约的我，有一段时间一直想看看3D打印机究竟是如何工作的。没有想到的是，我的 3D打印初次体验居然是在菲利克斯学校，一群天真的六年级学生争着向我演示它是如何工作的。这所学校的难得之处在于，它传授的现代教育有着过硬的质量。学生们学习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但从就业角度看，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说英语，还会学习逻辑、数学和现代科学等课程。该校借鉴了芬兰的一些教育理念，而芬兰在学校教育领域一直是佼佼者，Nanritam的创始人在访问荷兰时就有着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把最好的理念带回印度。
老师和学生都很喜欢学校。当我从一个班走到另一个班时，学生们向我提出了很多逻辑和思考题。其中有些问题非常棘手，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只好被迫采取这种情况下的唯一策略：表现出我是在假装不知道答案。
菲利克斯学校的模式值得向印度其他地区推广。这所学校的现代化程度堪称典范，看到这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们欣然接受这样的现代化教育，实在令人鼓舞。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明，这种类型的教育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印度来说，我们现在必须投入时间去做科学和数学研究，而不是竭力证明我们在五千年前做过相关研究。
参观完学校后，我借机访问了一些名字令人回味的小村庄，如乔里达和塔姆纳，还穿越了阿约提亚的丘陵，这里是焦达讷格布尔高原（Chota Nagpur plateau）的一部分。就在几年之前，人们在这一地带根本不可能四下走动，因为有可能会遭到袭击。
居住在村庄和森林里的桑塔尔人（Santal）构成了印度最大的部落之一。他们皮肤黝黑，相貌出众，在雅利安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在印度半岛定居。他们的村子给人一种视觉享受，手工搭建的房屋排列整齐，外墙都是手绘的。他们的语言属于南亚语系，有近12亿人使用这种语言，他们分布在南亚、高棉地区和中国南部。这种语言最初没有自己的文字，不过桑塔尔人后来出了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领袖，名叫拉古纳特·蒙达（Raghunath Munda），他在20世纪发明了一种被称为桑塔利（Ol Chiki）的文字，这种文字现在已经广泛流传。
在胡达街区的哈斯马拉村，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艺术家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的艺术和节日。最大的节日是“迦梨女神节”，不过与传统印度教不同，他们在这个节日并不制作神像。在与这些居民交谈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对自己的历史发出赞叹，想要知道我们来自哪里，我们的祖先是谁，以及天南海北、各个大陆上的所有人类之间有何联系。
最后一天早上，我早早起床欣赏黎明的曙光，并参加了凌晨5点在罗摩克里希那小教堂举行的晨间点灯仪式。钟声袅袅，梵语诵经声不绝于耳，令人更觉超然物外。
我不想误导我的读者。我是一个怀疑论者，除了逻辑真理之外，我没有什么信仰。我相信，只要不是逻辑上说不通的事情，就是有可能的。点灯仪式吸引我的地方不在于宗教，而是其哲学内涵。它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所知甚少，应当时刻保持谦逊之心。它把握住了一种与政治团体教唆的仇恨崇拜截然不同的印度教精神。当我走过这些村子，与普通民众交谈，看到他们也为这些极端宗教而不安时，我感到非常欣慰，这也正是我在本节开篇时提到我满怀希望的原因所在。
佛罗伦萨一夜
10月6日，我在里斯本转机。等我们坐上座位并系好安全带后，一位空姐拿着一个罐子向机舱内喷洒了一些增压液体。对讲机里沙沙作响，一个明显带有葡萄牙口音的声音响了起来，这让我有片刻恍惚，觉得自己好像身在果阿邦*11.果阿邦曾是葡萄牙殖民地。——译者注。他告诉我们，喷洒这种消毒剂是法律要求，并向乘客保证，它不会影响我们的——唉，我听不出来接下来的词是“健康”还是“财富”。我安慰自己，这两者中至少有一样不受影响，是好事。
之所以有这种满不在乎的感觉，是因为我即将前往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而且此行的目的非常美好。我要去佛罗伦萨拿一个荣誉学位，也许用拉丁语说出来会更好听，laurea honoris causa。拿到学位是好事，更好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不过真正让人快乐的是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像雅典一样，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可以明确自称人类文明摇篮的城市之一。
正如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言：“与中世纪相对立的现代观念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佛罗伦萨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的城市，也是文艺复兴的主要源头。”当我利用空闲时间漫步城中，欣赏一些伟大的艺术和雕塑作品时，无法不惊叹于佛罗伦萨在14世纪至17世纪的成就。这座城市孕育了马基雅维利、但丁和波提切利。米开朗琪罗出生在此地，伽利略出生在附近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达·芬奇也在此地工作过。
但是，仅凭天赋并不能将艺术和科学传播至全世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是如此。当时的佛罗伦萨非常幸运，拥有一个了不起的商业家族——美第奇家族。他们将自身雄厚的财力投入艺术、哲学和科学培育事业。洛伦佐·德·美第奇是这个家族最知名的人物，他在15世纪末成为学者、艺术家和诗人的赞助人。在推动文艺复兴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的过程中，他发挥了关键作用。
不过，在访问这样一个美妙的城市时，如果只去探访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话，那就太不明智了，街头生活以及与普通人的互动深深吸引了我。意大利人热情友好，很容易和他们聊上天。我和朋友马里奥·比杰里行走在大街小巷，遇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例如，一个嬉皮士模样的人在路边摆了一个小型艺术作品展。这些作品令人惊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街头作品。马里奥为我们翻译，我得知他叫路易吉·拉诺特，来自普利亚。当我夸奖他的才华时，他羞涩地接受了我的称赞，并说他的作品也在一些美术馆展出，而美术馆老板不认同他在路边展示作品的做法，但他解释说，美术馆太有局限性，所以他绝不会放弃街头艺术。很显然，他是一位真正醉心于艺术的艺术家，完全不将市场营销放在心上。
漫步在中央广场，打量着街边的小贩、咖啡馆和商店，我感受到了人类学家的快乐。我停下脚步，想在一个生意看起来很红火的年轻小贩那里买一条皮带。他的英语说得结结巴巴，我也试着说了几句意大利语，但无济于事。然后我们发现，我们俩都会说另一种语言——孟加拉语。我发现，那里有很大一部分商店和摊位是由孟加拉人经营的，他们看上去过得快乐顺遂，大家都很高兴用孟加拉语和我聊天，其中还有个人指出我的口音听起来不太地道。
旅行的美好之处不仅在于游历本身，还在于一些不经意间闹的笑话。在佛罗伦萨大学一个华丽的礼堂里参加完学位授予仪式后，我和一些教员去一家咖啡馆吃午饭。意大利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食物都很美味。我有时会想，英国之所以能在抢夺殖民地的竞争中胜过其他欧洲国家，是不是因为它在美食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
吃完美味的千层面后，该点咖啡了。当服务员转到我身边时，我说：“一杯卡布奇诺。”他的脸色变得很奇怪，屋里的人也都鸦雀无声。我不由得想，之前那个孟加拉店主说我的孟加拉语说得不标准，这一次我是不是把卡布奇诺也给念错了。周围传来一阵尴尬的低语声。然后，一位教授好心地向我这边靠了靠，悄悄告诉我，服务员之所以大惑不解，是因为只有英国女士才喝卡布奇诺，而且只在上午10点之前喝。
我的糟糕品味被暴露在众人面前，不管我做什么，都已于事无补。
离别到来之际，我感受到一种奇怪的乐观情绪。之所以说“奇怪的”，是因为意大利正在经历一个艰难阶段，右翼政治势力骤然兴起，加剧了对难民的仇恨情绪——这些难民为了逃离冲突和迫害，来到欧洲寻求庇护。然而，在意大利的这几天，我不仅在学术殿堂，也在市场和咖啡馆见到了很多人，感受到了他们与生俱来的热情和善良。我不由得感觉，未来属于人民，而不属于鹰派边缘政治团体，他们可能会一时得势，但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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