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如何科学化却又丢失了它的主题

　　*Nicholas Gruen,Lateral Economics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伦敦国王学院政策研究所（Kings College London Policy Institute）访问教授，悉尼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原文“How Economics Found Science…and Lost Its Subject Matter”参见https：//www.ineteconomics.org/perspectives/blog/how-economics-forgot-its-subject-matter。——编者注

　　**感谢Steve Roth、Gene Tunny、Peyton Bowman、Reuben Finighan和Martin Wolf对初稿的评论和（或）鼓励。

　　恶总是伪装成善。没有例外。——瑞安·米德（Ryan Meade）

1.引言

　　一门学科的组织思想决定了什么能被看到，什么不能。这些思想主导着学科常识并作为一个系统来运作，所以它们很难被改变，而一旦改变又会引起混乱。这是经济学的一个特殊问题。它强调的是精通技术，而不是批判性地审视技术背后的思想，以及随着经验的积累重新表述那些思想。本文仅举一个例子，说明这种不幸安排的代价。

　　自90年前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定义这门学科以来，经济学家描述该学科的方式被证明极具诱惑力：经济学是关于稀缺性的科学，因此，它是关于权衡的范式。这种描述方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的质疑可能会令人感到震惊。但这正是我的目的。正如误传为出自马克·吐温的那句名言：“让你陷入麻烦的，不是你不知道的事，而是你自以为知道其实却是错误的事。”事实上，我认为，经济学家描述经济学的方式已经变成一种伪形而上学，由于这种方式，实践变得越来越草率、越来越脱离经济现实，同时实践者也影响了经济学自身的严谨性和洞察力。

　　本文提供一个抛砖引玉的例子，以说明被认为必要的权衡实际上完全不必要。20世纪70年代，制造商认为成本和质量之间存在必要的权衡。随着更多的支出用于降低容错率，以及增设检查人员以发现生产错误，质量得到改善。但是，丰田公司开发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一丝不苟地专注于在生产链中“第一次就做对”，因而大大提高了质量，降低了成本。此外，这为未来生产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因为生产团队可以制定战略、修复错误，实现无止境的设计和工作流程优化。更令人吃惊的是，20年内，丰田的劳动生产率达到美国竞争对手的4倍。到了80年代中期，有两款车型的制造质量最高，一款是豪华的奔驰Sports车型（每辆车的检测人员比其他任何车型的车都要多），一款是丰田卡罗拉（装配时根本没有检测人员）！

　　难道我们不该期待经济学对这些现象着迷，进而沉浸于寻找和探索这类“免费午餐”并创造出更多“免费午餐”吗？但遗憾的是，经济学的通用方法并不鼓励人们好奇地探究这些还没有被假设完全排除的现象。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涌现了许多经济学分支学科，但它们都源于该学科的内在需求，源于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创新或数据的可得性。尽管一些令人瞩目的进展向我们揭示了新式的经济关系，但所有这些专业上重要的进展都没有从经济本身的新生现象中受到启发。并行生产（peer production）和小额信贷背后的集体债务就是例子，丰田的生产系统也是例子。

　　丰田使整个社会技术体系发生了深远而微妙的变革。经过十年抗拒，美国公司在随后的十年里尝试复制丰田的生产方法。大家可以从图1中见证这一切，也可以看到美国人失败了。难怪爱德华兹·戴明（Edwards Deming，帮助开发丰田系统的美国工艺控制工程师）戏谑地说：“美国管理层认为他们可以直接抄袭日本，却不知道要抄袭什么！”换言之，美国的管理方法对丰田如何实现奇迹的过程视而不见。无独有偶，新古典经济学也看不见奇迹的存在，我们将在下文探讨这一话题。

2.经济学力争成为一门科学

　　众所周知，自19世纪末以来，经济学一直努力成为科学。它围绕着经典物理学的数学重建而成，还被赋予了一个独特的焦点，即研究稀缺性的科学。但是，这种方法控制而不是服务于经济探研。为了使选用的方法奏效，实际的经济生活日益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是这种转变的早期设计师。但他力求在方法论上调和经济理论与对经济生活深刻的理解。这些学科价值观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继而，在为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大厦添砖加瓦之际，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等理论家也深思熟虑，在简化假设以便得出数学结论和对经济现实的歪曲程度之间谋求平衡。

　　与之相反，战后一代经济学家领袖保罗·萨缪尔森认为，马歇尔试图弥合经济理论与经济生活之间的鸿沟令大家陷入绝望的混乱。他觉得那些尝试“含糊其词”，这没有错，但是将思想与生活相匹配本就如此。而且，新方法实质上是以忽略问题的方式解决了马歇尔的问题。这类讨论认真解释了为什么理论家选择的工具是解决手头具体智识困境的最佳方案，却变得越来越流于表面。于是，正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言，专业经济学家对无法用正式模型刻画的重大经济现象视而不见，已经成为无可厚非的常态，这种情况一再重复，克鲁格曼甚至毫不避讳地承认，他做研究时也是如此。

　　借助某种奇特的炼金术，经济学家的新方法又被投射到他们对经济现实本身的性质所做的假设上。一个世纪前，哲学家伯特（E.A.Burtt）发现了下述现象：

　　如果某人从事某项重要研究，他必定会找到某种方法，他还会受到强烈而持续的诱惑，想从自己的方法中得出某种形而上学的结论，并据此认为，他的方法必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鉴于实证主义思想未能在谨慎的形而上学思考中自成体系，因此，这些方面的探索往往显得可怜、不足甚至荒诞。(*1.E.A.Burtt，1925.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Kegan Paul et al.，第226页。)

　　萨缪尔森认为，他的方法将揭示经济世界何以构建的秘密。他曾预期这种新方法将“积累众多趋于一致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成果，它们收敛于一个可检验的真理”。40年过去了，他终究承认了自己的期望“没有实现”。(*2.Samuelson，P.A.，1986.“My Life Philosophy”，In Crowley， K.（ ed.），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Samuelson，Volume 5，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oston，第793页。)

3.权衡作为一种范式

　　对比其他目标，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重视经济效率（即生产给定商品和服务所需的劳动力和资本等投入）？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重视平等？相较之下，人们的健康又有多重要？这些都是经济学家鲜少直接解决的价值观难题。相反，经济学家对这些价值观在更广泛世界中的关系却言之凿凿：它们相互之间必定存在权衡取舍关系。因此，阿瑟·奥肯（Arthur Okun）将他在1975年为布鲁金斯学会撰写的里程碑著作命名为“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他的观点可谓直截了当。奥肯写作这部书时，美国经济正因致力于从越南战争到消除贫困等各种目标而饱受煎熬。奥肯及时而又明确地指出，如果做过了头，促进平等将损害效率。

　　正如他所说，政府通过“漏桶”重新分配收入。补贴和为补贴提供资金所需的税收，都会带来行政管理成本，改变激励机制，进而改变行为。随着再分配的增加，“漏出”会变大，政策的效力会降低。在极端情况下，绝对的收入平等将消除所有工作和投资的物质激励。

　　然而，除了某些近乎极端的情况，效率与平等之间的权衡在哪里会变得举足轻重远不清楚。而且正如我在下文要讨论的，效率与平等也可以相辅相成，就像丰田工厂的生产率和质量相得益彰一样。但是，经济学对这样的复杂情况缺乏耐心，它教导学生，效率与平等是典型的对立价值观，如2016年的一篇文章(*3.https：//cepr.org/voxeu/columns/trade-between-efficiency-and-equity.)和文中的图（即图2）所示：

　　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政策有助于确保收入分配更加平等。然而，这是以扭曲工作、教育、投资等方面的激励为代价的，因此反过来又会导致更糟糕的经济表现。

 　　这就好像“效率”与“平等”是一个经济体可以生产的两种产品。哦，且慢……事实的确如此吗？图2和你用来说明想生产或消费多少苹果或橙子的图并无二致。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许多东西一样，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在其领域内足够合理化之后，接下来就是普及化。其结果是，这门学科变得莫名地缺乏好奇心且毫无实际意义。

　　平等与效率形成权衡关系的原因在于“平等不是效率”这一空洞命题。在这个模式中，效率（或生产苹果或其他任何东西）与非效率（或不是苹果而是橙子）的生产之间存在权衡。譬如，拼写表现和效率之间需要权衡。那么只需把x轴改成良好的拼写，你投入越多的精力（你知道的，学校和养老院、电视问答节目、游轮等都有拼写比赛），一切就会以你在y轴上的效率为代价。

　　整个经济学思想体系的结构围绕着“此物不同于彼物”的空洞观察而被无休止地复制。进而，有一本《卫生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构成卫生“三难困境”的是卫生政策中体现的三种不同的抽象价值观：健康、财富（或交付效率）和（健康方面的）公平。

　　图3描述了卫生政策固有的三管齐下式权衡。在理想的世界中，这三个目标可以同时实现：人们会健康长寿，支付很少的医疗保健费用，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这种幸福的生活。

　　但实际上，大家不可能拥有一切。任何国家想要更接近这三个目标中的一个，必然会涉及某种权衡，使这个国家远离其他目标。例如，任何有效对抗逆向选择并促进公平的假想政策x，至少对一些人来说要么会增加成本，要么会降低健康水平。这三个目标之间存在权衡不足为奇。倘若这三个目标能同时实现，卫生政策就不会成为无休止政治争吵的根源，研究卫生政策也不会那么有趣或重要了。

　　然而，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而且在新冠疫情中更显而易见的是，一个社会的健康是其经济的基本投入品。

4.另一种（制度）框架

　　这里提供一个极其不同但同样普遍的分析。图4的队列是在完全陌生的人中自发形成的。它很简单，有点像经济学家的模型，但它在分析中的作用并不是产生数学上的可处理性。确切地说，它把排队这种简单且经常是自发的社会现象，作为更一般事物的范式，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将它表述如下：

　　任何类型的社会有机体，无论大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个成员在履行自身职责时都相信其他成员也会履行他们的职责。只要某个预期结果通过许多独立个体的合作得以实现，那么它作为既存事实，就是……直接相关者彼此信任的结果。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一套商业体系、一艘船、一所大学、一支运动队，都是在这个条件下存在的，缺少了这个条件，不仅一事无成，甚至不会做任何尝试。

　　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学术共识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一个更现代的出发点(*4.Nicholas Humphrey于1976年发表的论文“The social function of intellect”是这一进程引以为傲的“原爆点”。)，即人类拥有非凡而独特的能力，即共享意向（shared intentionality），这是我们的惊人生产力的基础。实现共享意向的最根本方法，是借助我所说的衍生的秩序（generative orders），语言和文化是最突出的例子，市场和货币则是其他例子。在这些衍生的秩序中，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我们的意图以及我们对彼此的期望交织在一起。这一基础使我们能够建立其他的特殊目的制度，比如上文詹姆斯提到的那些制度。

　　图4所示的自发排队是一种即时的、非正式的特殊目的制度，是一个更广阔世界中的小世界。因此，它为制度“理论”提供了种子。它建立在每个成员的理解之上：

　　（1）它帮助每个成员与他人一起完成无法单独完成的目标；

　　（2）成员之间相互承担对等义务。

　　当大家理解并履行义务时，我们的排队制度运作良好。如果个人利用他人的善意谋取私利，排队制度就会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效率与待遇平等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尽管我们可以在头脑中将它们辨别为抽象概念，但在经济生活中，它们不会以这种方式被体验，它们只会融合在一起，无法分割。正像质量是丰田生产线高效率运行的基础一样，公平是我们在制度内外有效合作的基础。

5.结语

　　所有这些能证明更大的平等必然会提高效率吗？显然不能。我的目的只是展示一个理论框架，它基于对现实细致和批判性的观察与抽象，阐述效率与平等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判断正确，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就会升华，我们改善现实的前景也会更好。教科书式的方法与此相去甚远，它不过是一种形而上的童话。“效率与平等”权衡以一般情况“你想做成某事，可能会有另一件事阻碍你”的特例而存在。无论是苹果、橙子、效率、拼写能力、香蕉、诺贝尔奖、停车标志还是幸运饼干，全都适用。呃，我差点忘了：还有平等。谁知道呢？

　　如果经济学这类学科没有适当关注玛丽·米奇利（Mary Midgely）所谓的“哲学探索”（philosophical plumbing，即把这类学科的组织思想联系起来，让我们更接近现实），就像我在本文中提供的哲学探索，那么它们可能会变得百害而无一利。没有这种探索，经济学家使用的思想和方法就担负不起真正帮助人们理解世界的重任。然而，无论是学术期刊中的文献还是核心经济学课程，都完全缺失关于对此类思想如何恰当利用的缜密反思。（事实上，据我所知，这类反思几乎从未进入“经济学哲学或方法论”的文献和教学，因为经济学家一直沉溺于更加刻板的各种教条，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呼吁的根据预测的质量而不是假设的现实性来评判理论。）

　　最后请注意，本文批评的那种思维方式屡屡犯下排中律的谬误（fallacy of the excluded middle），这对经济和政治辩论的内容，乃至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都造成了巨大伤害。因此，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有力地证明，对复杂的经济实行完全的集中化管理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他论证这个极端的不切实际，是为了证明向另一个极端倾斜的合理性，以及“原则上少一些政府管理比多一些政府管理更可取”这个一般原则的合理性。这种从论证到实际结论的急功近利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特点，其推理令人吃惊地不合逻辑，而许多经济学家至今仍未从中解脱，世界也仍未摆脱其影响。■

　　（颜超凡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