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

　　* Jamie Dimon，摩根大通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本文根据作者2009—2020年致摩根大通股东信函的内容编辑修改而成。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在建立更安全的金融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无论以哪种合理的标准看，毫无疑问现在的金融体系已经更加强大，在这方面监管机构是有功劳的。出于监管需要，它们迅速制定了数千条规则、法规和监管要求。政府和监管方也希望能顺利地制定规则，确保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中发生的事情不会重演。

　　现在到了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更审慎地看待大局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评估最近的改革是否产生了值得关注的意外后果。美国和全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诸多监管机构制定了成千上万条新的规章制度，本就极为复杂的金融监管系统被进一步复杂化，而这种复杂性有时候会导致更高的风险。我们应当重新审视或修订大部分的规则规范。

　　有些人认为，法规就像是简单的二元权衡：更强的监管体系、更慢的增长，或者相反。我们相信很多时候大家可以创造出二者兼得的监管办法，创建一个更强且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监管体系。

一、监管体系必须与时俱进、着眼未来

　　金融世界复杂多变，但监管体系却缓慢而落后。我在2011年度致股东的信中贴出了一张“意面图”（见图1），用以说明美国的监管环境已经变得十分复杂。我在这里再次提及是为了说明几点：我们有多个监管机构，规则制定、监督和检查权限存在部分重叠。所有的监管机构都是独立的，没有一个真正的权威部门能够协调管理所有的监管变化，弥合分歧。由美国财政部长担任主席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实际上只是一个召集机构，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有能力做出决策。任何一个机构都有可能影响重大决策的制定进度，这不可避免地会使监管决策过程趋于政治化并影响决策的速度。图2所示的内容可以部分说明上述问题。

　　监管机构没有获得足够的政治保护。监管政策需要深思熟虑，在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和风险之间不断权衡、微调。这使得作为关键监管机构的美联储处于尴尬的境地。货币政策对国家而言至关重要，而为了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美联储势必要对监管政策做出妥协和牺牲。

　　如果我站在监管者的立场来审视监管体系，我会怎么做呢？让我们从基本的监管原则开始： 将安全与稳健置于首位，但不应以牺牲长期经济增长最大化为代价；

　　 在不可避免的经济衰退和危机中，确保银行继续为客户提供资金支持；

　　 营造一个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不需要完美，但需要公平）；

　　 不断评估系统中新出现的风险。《多德-弗兰克法案》提出了很多要求，这些要求与安全、稳健无关，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无关，但平心而论，它们实现了几个基本目标：优质的资本和较高的流动性水平、更严格的压力测试、强大的处置能力以及更优秀的公司治理机制，这使银行体系更为健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时期银行遭到重创的情形不会再出现。

　　显而易见，我们已经陷入了困境。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多年，《巴塞尔协议Ⅲ》（修订版）还没有形成终稿，也不清楚在完成后，它是否会带来国际竞争的公平性。此外，还有许多内容需要重新修订。例如，抵押贷款规则有待修订，以期让更多的美国人民可以更容易地获得抵押贷款。图2美国的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监管规则

　　注：CCAR，即全面资本分析与评估（Comprehensive Capital Analysis and Review）；CECL，即当前预期信用损失（Current Expected Credit Losses）；DFAST，即《多德-弗兰克法案》压力测试（DoddFrank Act Stress Tests）；eSLR，即增强补充杠杆率（Enhanced Supplementary Leverage Ratio）；GSIB，即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LCR，即流动性覆盖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SCAP，即监管资本评估计划（Supervisory Capital Assessment Program）；SCB，即压力资本缓冲（Stress Capital Buffer）；NSFR，即净稳定资金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TLAC，即总损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这不仅让我们在应对过去的问题上存在时滞，而且还分散了我们关注未来的精力。目前已经有一些新出现的严重问题，需要我们加快重视起来。例如，影子银行的发展、加密货币的法律和监管地位、金融数据的不当使用、网络安全对金融体系构成的巨大风险、人工智能的规范及合乎道德的使用、支付体系的有效监管、私人市场的信息披露以及围绕市场结构和透明度（如订单流付款、高频交易和交易所）的有效监管。

二、监管规则需要鼓励公平竞争、避免监管差异

　　监管机构需要决定希望纳入监管体系的内容，以及不希望纳入监管体系的内容。它们可以通过对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实现这一目标；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制定对每家机构都适用的相同规则。我们需要认识到，如果一个监管体系对资本的要求高于市场要求，那么产品就会转移到监管体系之外。如果必须要这样做，我们亦应该有的放矢，有意为之。当下，监管机构对从事同一金融活动的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监管要求存在巨大差异。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市场资本与监管资本的影响。在标准化的资本要求下，无论是AA级贷款还是BB级贷款，银行都需要配置大约10%的权益资本（包含其他成本较高的债务）。然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有效地使用大约5%的权益资本为投资级债权融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评级信贷就这样被挤出了银行市场，并刺激了更高风险的信贷行为。

　　银行与非银行或金融科技公司之间也存在着监管差异，如表1所示，不同类型的公司遵照的法律与监管条例可能不同。在有些情况下，这类监管差异可能完全合情合理，但这并不适用于全部情形。我们相信，这些新的竞争对手在缓解客户痛点和提供友好易用的数字平台方面做得极为细致。但影子银行增长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相比于银行体系，这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受银行的监管规则限制。虽然其中一些规则可能是制定者有意为之，但有时我们在调整监管规则时，风险被无意中转移了。我们应该清楚，风险的总体数量可能没有改变，它们只是被转移到了一个监管相对宽松的环境里，而且新的风险也会随之产生。虽然目前尚不清楚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影子银行的增长是否已达到系统性风险的程度，但这一趋势正在加速，需要密切监控。

　　银行金融科技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更高的资本要求（需要大量昂贵的负债和不能抵税的优先股），甚至对储蓄也有资本要求市场设定的较低资本要求操作风险资本无操作风险资本广泛的流动性要求无流动性要求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保险费用无FDIC保险英国银行特别税与附加费用无英国银行特别税或附加费用更高的监管成本，如贷款、金融消费者保护局（CFPB）、货币监理署（OCC），包括处置计划和全面资本分析与评估（CCAR）较低的监管成本严格的隐私和数据限制较为宽松的保密性限制，基本上无任何数据限制广泛的KYC（充分了解你的客户）和AML（反洗钱）要求范围较小的KYC和AML要求大量的社会要求（《社区再投资法案》，CRA）无社会要求广泛的公共和监管报告要求（如披露、薪酬）有限的公共与监管报告要求较低的收入机会（《杜宾修正案》）较高的借记卡收入还有几点需要进一步说明。对资本的要求应该是由市场而不是由监管机构决定的。如果对一个实体的资本要求远高于另一个实体，那么其经营活动就会发生转移。讽刺的是，由于标准化的资本要求和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并不能识别信贷风险的严峻程度，因此，银行有一种特有的动机去持有高风险信贷而非低风险信贷。所有的公司都存在操作风险，并且大多数公司都通过盈利来吸收操作风险带来的损失。但银行被要求持有巨额的资本金来抵御这项风险（这里我们不是在讨论操作风险是否存在的话题）。根据《杜宾修正案》（Durbin Amendment），如果银行客户的活期存款账户金额较低且一年的借记卡总支出为2万美元，那么大型银行每年只可以收取120美元的借记卡费用；而小型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则可以收取240美元。这种差异可能会决定银行能否在某些细分客户群中竞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一些新兴金融科技公司做得很好，但是对顾客来说，它们的服务可能并不便宜。

　　我们需要竞争，因为竞争会使银行业变得更好，我们也需要通过对公平竞争的监管来管理新型风险，以确保整个行业的安全和稳健。

三、银行与监管机构合作建立更安全的金融体系

　　1.监管体系改革应强化细节管理

　　虽然大卫·休谟曾说，“理性是，也只能是……激情的奴隶”，但倘若我们是出于愤怒或者民粹主义来改写规则，那么我们将会形成错误的解决方案，并可能给未来经济增长设置障碍。政策制定及金融改革必须建立在事实和分析的基础上，并且应当是全面、协调、连贯且相关的。我们需要建立新的银行监管体系，以求减少冒失行为，而不是减少风险承担行为，因为承担风险对资本主义体系非常关键。要掌握这样的监管平衡，细节至关重要。我们对良性监管体系的塑造，应当重质量而非重数量。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颁布一项过度监管且旨在达成多重目标却不能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政策。我们谁都无法承受不必要甚至恶性监管带来的成本。

　　细节决定成败，监管改革应在避免危害金融体系整体健康的同时，为金融体系的运行提供保障。同时，我们认为，若想创建一个更加坚不可摧的金融体系，应当着重留意以下几个方面： 对回购市场进行更好的结构调整、监测和管控；

　　 增强贷款拨备的逆周期性；

　　 修复和纠正资产证券化市场，使发起人和分销商实实在在地承担责任；

　　 构建一套能防范货币市场基金资金“外逃”的体系；

　　 极大程度地限制在不拥有证券或不承担证券相关风险的情况下购买股东或债权人投票权的行为，如果投资者投票将导致公司破产，并且可以凭借其空头头寸而非多头头寸获得收益，那么他们就不应当被赋予投票的权利；

　　 最后，我们支持对所谓的“无货沽空”投机行为进行强有力的管控。我们迫切希望监管机构和立法当局能够有的放矢，区分冒进与谨慎的企业，避免对所有公司采取一刀切的惩戒。2.建议合理修改部分银行法规，进行更全面、更具前瞻性的思考

　　在美国，每一部重大而复杂的立法都会在将来的某一时刻被重新审视，其目的都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法律。目前，政治时机尚未成熟，但总有一天会轮到银行业方面的法规。我们并不是说要重写银行业的法规或者彻底推倒重来，我们提出的方案是进行一些合理的修改。下面是一些具体的例子。

　　（1）流动性。监管机构可以为自己准备更多的工具，为适应市场的需要调节流动性。此后，通过适当的修改，就可以实际上改善现行规则的顺周期性；另外，我认为这样做还可以增强安全性、稳定性并改善经济。

　　（2）房产按揭贷款。对按揭贷款的发放、还款、资本要求和证券化的相关规则进行修订和简化，这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更活跃的按揭市场；而且如果做得恰当，它会降低客户成本，且不会对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带来任何风险。这一点对客户和经济都是有好处的。

　　（3）资本规则。在不降低总体资本水平的情况下，应该修订资本规则以降低其顺周期性，这既可以抑制泡沫，也可以使泡沫破裂时更加温和一些。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加速经济发展并减少整体的经济风险。现在有一些规则扭曲了正常的市场功能，比如对存放在美联储的每笔存款都要保有相应的资本储备。除非我们认为在美联储的存款是一笔风险投资，否则取消这些规则并不会对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产生任何风险。最后，修订银行资本规则可以消除对银行的又一拖累，使银行在资本规划上更加连贯、更加一致。这将有助于提升大家对银行的信心，从而也会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4）增加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如果每一个问题都涉及5家、6家甚至7家监管机构，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成本高昂和没有效率，这不仅是对银行而言，对监管机构本身也是如此。它会导致政策和规则的制定变慢，同时这也是许多监管规则目前还不能完成的原因之一。我们学到的一个教训是：在面对危机时，政策制定者必须要迅速行动。当每一个机构都致力于进一步提升协作时，相信我们可以达成更多的成果。

　　（5）更具前瞻性。随着银行正在逐步满足各项监管要求，监管改革的步伐虽然很快，但速度正在放缓。这已经将银行和监管机构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它们能够在日益关键的问题上投入更多资源，例如网络安全、数字服务、数据保护、金融科技和关注新型风险等问题。

　　随着金融体系逐步达到监管机构要求的强劲水平，我们希望伴随着监管机构的支持和信心，银行扩张的速度可以稍微加快一些（当然，还是要负责任地扩张），不仅仅体现在地域上，也包括产品和服务的种类。这也会促进健康的经济增长，正如我们一直热切希望的那样。

　　3.企业和政府需要强有力的合作

　　我们都知道，缺乏真诚的合作以及解决迫在眉睫的政策问题的意愿，导致当前争议不断和两极分化的环境。显然，关于这一点有很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回头看固然重要，而当下更重要的事情是企业和政府应当通力合作，寻找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并制定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以便推动经济发展并为所有人创造机会。这一点，单凭政府或者单凭企业都无法做到。

　　我们必须通力合作，摒弃“一切照旧”的思维方式。商业机会的缺失是一场道德和经济层面的危机，这将影响所有人。有太多人无法获得向上发展及向上攀登经济阶梯的公平机会。这与“人人有机会创造美好生活”及“下一代美国人知道他们也能如上一代那样成功”的美国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绝对相信，银行和监管机构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确保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强大、稳定的银行体系。

　　银行需要通过勤勉尽职和持续努力来满足所有的监管要求，需要在行业实践中做出重大改变，因为这些新规则将涉及公司的几乎每一个系统、每一个法律实体、每一种产品和每一项服务。

四、合理设置银行的流动性和资本要求

　　在金融体系的所有改革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对银行的资本与流动性要求提出更高、更合理的标准。但这些要求不能是任意的或政治性的，它们必须有理有据，设计的根本目的是让银行能做好最佳准备来应对极端压力环境。但是，如果资本水平设置得太高，它们不仅会阻碍经济增长，还会将银行业务更多地推向非银行金融机构。

　　1.资本监管规则为什么需要改变，又该如何改变？

　　（1）我们需要的是一贯、透明、简单且更加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标准。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需要一贯且透明的资本与流动性规则，这些规则应建立在简单且以风险为基础的原则之上。这将使银行能够更经济地运用资本并妥善规划未来年份的资本水平。任何变化无常的规则或者会导致银行资本价值乃至银行整体价值下降的规则，都可能引发银行不当或低效的风险承担。最后，合适的资本规则将促使银行做好本职工作：无论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还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它们都将持续一贯地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

　　（2）银行的资本明显过剩。还有一个重点是：美联储针对33家大型银行进行了压力测试，在测试中假设每家银行都是金融危机中表现最糟糕的银行（当然这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从而估计该银行会发生的损失。但即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把所有银行的极端损失加到一起，总损失也不到银行全部资本的10%。这就表明银行系统存在过剩的资本。

　　（3）需要修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补充杠杆率（SLR）规则。针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附加要求迫使大型银行增加更多的资本，这是套用一些存在严重缺陷且不以风险为基础的复杂公式计算出来的。实际上，这种规则还对一些基本无风险的交易具有惩罚性，比如在美联储的储蓄存款和短期有担保的融资等。类似地，补充杠杆率规则要求资本以美国国债和其他流动性证券的形式存放在美联储。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没有考虑营业利润率、业务多样化或年金收入这样的业务来源。这些计算方法应当进行重大修改或调整，以使其最起码能够促进融资和其他政策目标的实现，包括维持资本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衍生品清算，以及引导更多的私人资本流入抵押贷款市场等。

　　2.监管政策是如何影响货币市场的？

　　与大多数银行不同的是，货币中心银行（money center bank）帮助大型机构将短期资金转移到金融体系内最需要的地方，这些机构具体包括政府、投资者、大型货币市场基金等；这些资金的接受方则包括金融机构（包括非货币中心银行）和企业，它们每天都有大量的投资或借贷需求。

　　货币中心银行向大型机构提供的产品主要包括存款、证券、货币市场基金及短期隔夜投资（也被称为回购）。这些产品涉及大量的资金流动，货币中心银行可以便捷、谨慎且安全地对其进行处理。这些产品一般都是配对叙做（matchfunded）的，几乎不承担任何信用风险，大多数借贷都以美国国债或政府担保证券作抵押。由于新的监管政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基本无风险的短期业务也必须占用银行的资本，我们认为这已经造成了市场扭曲。例如： 掉期利差（swap spread）史上首次转负，这意味着企业为对冲利率敞口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 经纪公司的债券库存减少已经影响了市场的流动性。

　　 许多银行开始拒绝一些大型机构客户的大额存款。这是一种客户很难理解的反常现象。2016年，摩根大通拒绝了3 200名大客户，总计大约为2 000亿美元的存款。事实是我们接受这些存款不会招致任何额外的风险，只是需要将这2 000亿美元存入中央银行。我们需要与监管机构密切合作，评估新规则对特定市场、流动性波动以及潜在信贷成本的影响。我们应该做出适度改变，在不影响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改善现有市场。

　　3.新的流动性政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银行信贷流动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新的资本和流动性法规如何影响信贷创造，比如贷款，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还没有看到经济学家深思熟虑地全面分析这个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很难计算那些可能的反事实情况。

　　然而，很清楚的是，如果银行能够使用更多资本和流动性，那么它们在扩张方面会更激进：更多的银行客户经理、分支机构和地域扩张都将加快信贷规模的扩张。

　　我想重点关注流动性政策对货币政策和贷款有效性的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存款和贷款的总量基本上保持平衡。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截至2016年底，贷款余额比存款余额大约少了2万亿美元。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但我们可以用以下两个极端论点对此做些解释：一是经济增长放缓导致贷款需求不足；二是新的流动性法规要求银行无论是否存在贷款需求，必须在美联储存放约2万亿美元作为储备。

　　显然，银行合理地降低了某些类型的贷款投放，比如一些不适当的次级抵押贷款；但新的监管规定也让银行减少了其他类型的贷款，例如，根据全面资本分析与评估（CCAR）的要求，我们减少了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发放；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相关监管要求则限制了跨境贷款的发放。

　　显然，受制于新的资本和流动性规则，现在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已不同于以往，但我们还不清楚这些规定对贷款规模下降的影响程度。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找出问题所在，制订改善方案，确保我们能够在不损害系统安全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

　　4.需要调整对银行的流动性和资本要求

　　总有一天，有人会问，为什么银行系统在现金、美联储存款及国债科目中保留了4万亿美元。难道我们不应该利用这些流动性来投资经济增长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而我还没有看到人们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在原来的监管体制下，银行可以在资金需求激增时，向美联储贴现，用证券和贷款作抵押获取巨大的流动性，然而现在不能这样做了。在今天的监管制度下，向美联储申请贴现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情，以至于越来越少的银行选择这样做，这意味着美联储的流动性永远不会进入银行系统，自然，它也不会参与经济发展。

　　这种校正调整将是决定最终应该将哪些产品或服务纳入监管体系的主要因素。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过多的资本和流动性可能会阻碍经济发展，并促使更多资金进入影子银行体系；而资本和流动性过少会使银行风险加大，难以抵御冲击，更容易倒闭。请记住，在一个监管良好的金融体系中，产品和服务通常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透明度更高，而且也要有相应的报告制度来支持。一家大型银行是否会倒闭主要取决于监管机构对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的决策，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应该允许大型银行倒闭吗？

五、银行“大而不能倒”问题已基本上得到解决

　　1.金融体系的力量与安全，以及“大而不能倒”是否已经解决？

　　毫无疑问，现在的金融体系比以往更加安全也更加强大，而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几乎所有银行的资本都大幅增加；

　　 几乎所有银行都具有更高的流动性；

　　 银行向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披露了更多信息，透明度更高；

　　 美国国内及国际监管的合作得以强化；

　　 更强有力的合规与管控体系；

　　 不仅仅是救助岌岌可危的商业银行，相关法律还允许监管者救助投资银行（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投资银行无法从监管机构获得扶持）；

　　 推出了“纾困债”这一无担保债券，该债券可以在困难时转化为股本，从而立即实现困难银行的资本补充；

　　 新规则禁止衍生品合同在破产时作废，这使衍生品合同能够维持有效，从而有序地向破产过渡；

　　 开展极端市场行情下的压力测试，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资本比率进行监控；

　　 要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制订危机情况下的企业恢复计划，从而防止破产（这类计划在国际金融危机前是不存在的）。综合来看，这些改变不仅会极大地降低当今大型银行倒闭的风险，同时一旦出现倒闭的银行，也能够防止它们对其他银行以及整体经济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即便大型银行倒闭，监管机构也具备必要的工具对其进行有序处置。此外，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涉及银行业本身的固有利益，因为如果金融体系崩溃，整个行业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1）“大而不能倒”问题已基本上得到解决，纳税人无须为银行破产承担损失。作为纳税人，美国公众有权要求政府不为破产银行兜底，保障银行破产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过大的伤害。在我看来，这些要求现在都得到了满足。首先，现在如果一家银行陷入困境，已无须使用纳税人的钱去承担相关损失，由于有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这一监管规则提供的缓冲，股东和债权人将承担所有的损失。即使所有资金都不足以清偿，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就是行业本身，行业存款基金有法律责任承担任何超额损失。

　　（2）市场恐慌从不会完全消失，监管必须足够灵活，让银行作为抵御恐慌的堡垒，而不是迫使金融机构采取防守之势，使情况变得更糟。市场恐慌还会再次出现，届时它影响的不仅仅是银行，还会波及整个金融市场。请记住，在危机期间，银行一直以正常价格提供贷款，而市场并非如此。在危机期间，许多公司无法在公开市场融资，许多证券无法交易，证券发行量大幅下滑，许多资产价格下跌到预计大萧条即将到来的估值水平。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银行向客户提供了资本与流动性，帮助它们渡过了难关。

　　但如今的资本与流动性规则带来的条条框框，将会制约银行应对经济下滑的能力，就像它们曾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时期所做的那样。这意味着银行需要利用大量原本可以用于帮助客户、公司和社会的资本才能在下一波市场恐慌中存活下来。

　　2.应该允许大型银行倒闭吗？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做出比较极端的回答。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之后，答案通常是“大型银行再也不许倒闭了!”我们重建了银行体系，试图将银行倒闭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这样无论后果如何，都不会再允许大型银行倒闭。美联储必须决定是否愿意接受一家大型银行的破产，前提是这种破产不会拖累市场，也不会伤害普通客户的利益。

　　而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市场有能力消化银行破产带来的影响，即使最大的金融机构倒闭，政府现在亦拥有对其有序处置的工具。此外，如果看看银行负债的市场价格，就会发现银行破产已经被考虑进去了（就像所有其他公司一样），银行的负债和银行发行的优先股并不便宜。市场可以处理银行负债违约事件，事实上，目前的处置方案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收回资金的可能性。挽救即将倒闭的银行，与对经济造成的代价相比可能并不值得。《多德-弗兰克法案》完成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银行破产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第二，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对一家即将倒闭的大型银行进行破产管理，使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不会大于任何一家倒闭的大公司。牛轭太紧会勒住牲口的脖子，过于严厉的监管标准可能会扼杀经济活力。

　　最后，应允许银行适当地进行资本管理，使其在市场上保持不同形式的溢价。适当的资本管理意味着连贯一致的股息政策、对企业进行再投资的能力，以及在股价处于低位时回购股票的激励。会计和银行监管的顺周期性实际上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这也是银行股交易不是特别好的可能原因之一。

　　3.当市场出现压力时，谁来充当做市商？

　　在过去几年里，回购市场、国债市场曾出现几次市场错配失灵的情况，2020年3月，所有市场都出现了混乱。在许多情况下，美联储不得不介入，充当中介为这些市场提供融资支持。

　　出现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新监管规则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是无心之错。我们试图通过优化和最大限度地使用二十多个资本和流动性要素来管理银行（我们经营银行是为了服务客户，但最大化资本和流动性要求是有经济原因的）。三个主要的监管约束即流动性覆盖率、补充杠杆率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无法跨越的红线。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看到了美国国债回购市场出现的严重错配和混乱，这无疑与上述监管规定有一定关系。在这些危机时刻，只要降低美国国债回购的监管成本，我们就可以向市场额外提供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融资（这将得到适当的质押担保，而且非常安全）。

　　此外，当市场压力较大时，我们可以用公司债券、抵押贷款证券、股票作抵押，融出数千亿美元，帮助市场参与者有序出售其资产或去杠杆。我们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时期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但现在新的监管规则不再允许我们这样做。

　　如果大型金融机构由于监管要求无法在市场中充当做市商的角色，那么美联储将不得不担负起重任，而且要比在最严重的危机中更加频繁地充当做市商的角色。我认为这并不是好的、长效的中央银行政策。

　　最后，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在金融危机中使用压力测试和缓冲安排。关键问题在于，当深陷危机时，金融机构应该如何进行压力测试，从而避免掉进无底洞？银行董事会是否应该在此时批准管理层减少资本缓冲？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不干预的话，反周期资本缓冲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抛开公众言论和将复杂的监管问题政治化不谈，监管当局应合理制定监管制度来保障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让民众受益。总的来说，银行已经准备好，也能够做得更多。

　　银行和监管机构在消除“大而不能倒”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将与监管机构密切合作，努力达成这一目标。因为当该目标完成时，市场、监管机构和政界人士应该有信心，我们能够以一种不损害经济、不需要纳税人买单的方式对大型银行进行破产处理。■

　　（德勤中国副主席 吴卫军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