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第三种功能：改变文化类别的能力

　　* Karla Hoff，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客座教授，主要研究行为发展经济学、身份和文化对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的影响、贫困等领域。James Walsh，世界银行“贫困和平等全球实践”项目的分析师，负责与非洲经济赋能和儿童营养相关的“行为倡议”（Behavioral Initiatives）项目。原文“The Third Function of Law：Its Power to Change Cultural Categories”，载于Kaushik Basu and Robert C.Hocket主编的Law，Economics and Conflict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s，2021）第55—85页。——编者注

　　** 作者感谢Cass Sunstein、Vafa Ghazavi，特别是Nancy Folbre的评论

　　分类是为了对存在明显差异的事物等量齐观，为了将我们周围的各种物体、事件和人类划分为不同类别，进而按照其所属类别而不是其独特性区别对待。

　　——杰罗姆·布鲁纳等（1956）

　　法律是如何改变社会的？在理性行为人模型中，法律只能通过改变个人的激励和信息来影响社会，这就是法律的命令和协调功能。个人都是社会性动物，存在遵循社会规范和惩罚违反规范者的内在欲望，按照这一观点，法律也是一种有关社会规范的“路标”，即法律的表达功能（Sunstein，1996）。认知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洞见是，个人是有限理性的，如果没有类别和其他的图式就无法思考，而其中很多类别来自文化，我们根据这一洞见提出了法律的第三种功能。（*参见Markus（1977）的研讨会论文）。类别会调解个人对世界的体验。通过使新的社会互动类型、范例类型和榜样类型成为可能，法律可以改变文化种类。类别具有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即通过赋予或限制感知、联想和解释，影响个人行为。我们称之为法律的图式化功能（schematizing function）。

　　有关人们如何决策的观念，其演进在美国关于种族隔离的司法史中有明显的体现。（*Turner（2015）回顾了这段历史）。在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Plessy v.Ferguson，1896）中，种族敌视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大法官布朗（Brown）认为“法律无力根除种族的本能”。50年后，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1954）中，首席大法官沃伦（Warren）认为种族隔离会塑造个人的自我图式：

　　由于种族原因，将黑人儿童与其他年龄或资质相似的孩子单独分离开，会使他们产生社会地位低人一等的感觉，这可能会对其心智产生永远无法消除的影响。

　　又过了50年，大法官布雷耶（Breyer）在对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提出的反对意见中认为，种族隔离“固化”了种族主义：

　　这里的背景是，某种种族限制的目的不是寻求隔离不同的种族，而是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种族隔离政策不是简单地告诉学童们，“你们可以去哪里上学和不可以去哪里上学”……他们固化了某种种姓制度，而这种制度植根于奴隶制度和80年合法的下等地位。（*社区学校的学生父母诉西雅图第一学区案（2007））。

　　在行为科学中有相当多的研究支持首席大法官沃伦和大法官布雷耶的观点。经验创建文化分类，显著的文化分类影响人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大笔一挥，法律就可以发布一道命令，但是这不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然而，法律令经验和接触成为可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

　　分析性观点

　　很多领域的研究都提供了分析性论据，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和哲学有关图式或者心智模式的研究。主要论点如下：

　　1.通过使个人接触新类型的社会情境、范例、潜在的榜样，法律可能会改变文化类别和背景，其时间范围与政策制定者有关。这种改变会激活某种特定的类别，这又意味着社会规范的改变并使法定权利的改变合法化。类别主要由范例定义（Rey，1999；Smith and Medlin，1999）。接触新的范例可能会改变某一类别的意义及其成员的自我形象。法律有一种图式化功能。（* 人类学家Berger and Luckmann（1967）、Mary Douglas（1973，1986），心理学家Brunne（1990，第58页）、Nisbett and Cohen（1996）、Markus and Kitayama（2010），以及社会学家Friedland and Alford（1991）、DiMaggio（1997）讨论了制度的图式化功能。这些学者表明，制度会影响认知。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观点是，某种“通过法律消除偏见”的策略可能需要借助于反歧视运动来实施（Jolls and Sunstein，2006）。我们感谢所有这些学者的研究。）

　　2.没有类别，我们无法思考。（* 世界向个人呈现了各种可识别事物的无限排列。比如，专家估计，我们可以识别的颜色超过10万种，也许多至700万种（Myers，1995）。然而，如果我们把每一种可以识别的颜色或事物视作一个单独的类别，我们很快就会不堪重负。正如Bruner et al.（1956，第1页）说的：“对于这一貌似悖论的现象，即我们拥有识别能力，但是如果充分利用这一能力就会使我们成为特殊性的奴隶，解决的方法在于利用人类分类的能力。”）我们使用的类别会影响认知和解释。类别通常是提炼出来的（Rothbart and Taylor，1992；Haslam et al.，2000；Mahlingam，2003）。它们通常会影响下述观念，即特定群体的成员采取何种行为才是自然的和恰当的（Goffman，1963），类别还表明了有关世界如何运转的隐含理论。

　　3.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各自归属的群体拥有的法定权利不平等，那么习得的文化类别会鼓励那些使群体之间不平等持续存在的行为，在正式权利的不平等被废除之后很长时间，仍会如此。文化类别是由与历史相关的思想形式（* 参见Berger and Luckman（1967），Boyd and Richerson（1988），Bruner（1990），Sen（1992），Nisbett and Cohen（1996），DiMaggio（1997），Nunn（2012），Hoff and Stiglitz（2010，2016），Demeritt and Hoff（2018）。）以及可以接触到的范例（* 参见kahneman and Tversky（1973），Tversky and Kahneman（1973）。）决定的。

　　制度实践赋予类别以特殊的意义，而类别又会影响人们如何看待自身，如何行动，以及别人如何对待他。有关群体的某些模式化印象危害如此之大，对人的侮辱如此严重，以至于深深刻进了被侮辱群体的脑海之中，影响他们的表现，削弱了他们为改善自己生活而付出的努力，这可以参见我们2018年的研究。负面的模式化印象损害了人们在学习成绩（Steele and Aronson，1995）、职位申请（Linos et al.，2017）和职场（Davies et al.，2005）中的表现。针对某些群体的歧视是基于理性的计算，即统计性歧视（List，2004），但是有些证据与这一解释并不完全相符，而文化类别对注意力、阐释（interpretation）和偏好的影响能给出更好的解释。（* 参见Goldin and Rouse（2000），Bertrand and Mullainathan（2004），Shayo and Zussman（2011），Alesina and La Ferrara（2014），Barto et al.（2016）。）

　　被污名化的群体身份之所以重要，除了可能导致工具性伤害（instrumental harms），还有一些内在的原因（Anderson，1999；Wolff and De-Shalit，2007；Wolff，2015）：“缺乏尊重尽管不像直接侮辱那样有攻击性，也会产生同样的伤害。你不会侮辱另一个人，但也不会认同他。他不被视为完整的人，不被认为其存在本身就是重要的”（Sennet，2003，第3页）。

　　如果某种行为严重偏离人们普遍认为的恰当行为，法律就会对其予以规制，但是这些法律可能是无效的或者更加糟糕。巴苏（Basu，2018，第57页）利用博弈论论证了这一点，即如果一部法律导致的社会结果是没有这部法律时就不存在的均衡，那么它“注定无法得到实施”。在印度的法律中有两个明显的例证，法律旨在帮助女性，却导致很多女性被杀害。在殖民地时期的印度，执行寡妇从其丈夫那里继承财产的权利，强化了寡妇殉葬的规范（sati；Kulkarni，2017）。在有数据可得的1815—1821年，执行寡妇继承权使每个街区的殉葬寡妇数量普遍上升了115~437例。在授予寡妇继承权的街区，殉葬的平均值为153例，而在没有授予这一权利的街区，只有25例。最强烈地反对寡妇继承权的群体是婆罗门。一个街区中婆罗门的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平均而言就会多出56~102位寡妇丧身于丈夫的火葬柴堆。

　　在现代印度，有关女儿和儿子获得平等继承权的法律导致了女性胎儿堕胎率的提高、过高的女婴死亡率以及偏向男童的生育行为终止（Bhalotra et al.，2017；Rosenblum，2015）。根据自己对殖民地时期的印度所做的研究，库尔卡尼（Kulkarni，2017）的结论是，“平等主义需要有平等主义者”。

　　政策观点

　　从一个制度与观念模式“相匹配”的稳定系统出发（Lieberman，2002），利用法律改变社会需要某种组合拳。一套组合拳可被定义为“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以产生某种显著的影响”。（* Online Merrian-Webster Unabridged.）我们在这里关注两种力量：一种是权利的变化，即法律的命令和协调功能；一种是经验或接触（exposure）的变化，这可以为权利的变化创造认知基础，也就是图式化功能。就像拳击比赛中的组合拳一样，这两种力量单独发挥作用，可能效果非常有限，但是一起使用，就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总而言之，组合拳要求实施各种各样的法律，但是也有例外。一个例外是1993年挪威出台的一条法律，要求为父亲提供四周的育婴假。父亲通常在孩子大约10个月大时休这一育婴假，此时儿童的注意力正在形成。这一育婴假影响了家庭角色的演变，这会增加之后15年父母对孩子的照料时间（Cools et al.，2015）。挪威的这条法律实现了三种功能，一是命令功能，法律要求企业提供育婴假；二是表达功能，它将父亲应承担某些照顾孩子的责任表述为一种社会价值；三是图式化功能，法律确保有更多的父亲将会拥有休育婴假的经历，这永久性地改变了关于什么是一个“好父亲”的观念。

第一节 心智模式的机制

　　有限理性的人，也就是我们所有人，拥有既是表征（representations）又是信息处理机制的图式化结构。这些结构被称为心智模式，也就是图式。（* 参见Axelrod（1973），Brewer and Treyens（1981），Brewer and Nakamura（1984），DiMaggio（1997）。）
巴特里特（Bartlett，1932，第201页）提供了对心智模式的一个最早解释：“一种对以往反应或者以往经验的积极组织，在任何适应良好的有机反应中，这种组织活动被认为一定是存在的”。心智模式包括分类、识别、模式化以及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富有活力的因果叙事（Carey，2009）。这些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世界是什么样的，以及它如何运转的前提假设和默认假定。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利用心智模式处理信息，都是自动的和下意识的（Bargh and Pratto，1986）。

　　心智模式会影响我们如何分配自己的注意力以及如何找回信息。尽管社会对理性行动者如何思考没有影响，但是它对人类如何思考发挥着关键作用：“图式心智模式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感知的事物，这通常是基于主体间已经成为惯例的类型化”，使我们“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能够透过社会心理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Zerubavel，2009，第31页）。因此，个人更有可能感知和回忆那些与他们的心智模式相契合的信息，并抵制那些与之不符的证据。迪马吉奥（DiMaggio，1997）梳理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既然文化心智模式可以跨代传递，久远的祖先所处的社会环境就可能影响个人对世界的认知。

　　假定制度任意地强迫一组人（可以称之为“种族”或“种姓”）进入社会的底层，使他们习惯于受到特定方式的对待。多年之后，假定这种制度的法律基础被废除了。但是，隐藏在习俗背后的心智模式仍然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诺思（North，2005，第52页）认为，“在全部人为的结构中，信念、制度和组织的相互作用，使得路径依赖成为社会延续的一个基本因素”。这一基本思想由来已久。托克维尔（Tocqueville，1990/1835，第357页）在《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现代社会的真正问题在于习俗的改变，而不是法律的改变。

　　心智模式的三种来源作用于极为不同的时间范围。在数百万年间，演化过程深深地嵌入了人类的表征能力（representational capacity）。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社会文化过程创造了文化心智模式的全部内容。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每个人都创建了与众不同的心智模式（Carey，2009，第447—448页；Zerubavel，2009）。本文关注社会文化领域，即“社会秩序运作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制度控制着我们的分类和识别过程”（North，1986，第3页）。各种分类和其他心智模式不断演化，以回应社会群体面临的社会模式和范例（Smith and Medin，1999）。

　　识别社会心智模式对认知的影响说明了选择域（domain of choice）。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中，行动是激励和禀赋的函数；偏好被视为给定的，对均衡的信念与可以获得的信息相一致。

　　行动=f（激励，禀赋）（1）

　　行为经济学引入了两组附加的变量，一是做出决策的背景，这并不会影响实际的回报，但会影响决策者最看重什么；二是心智模式，这既是表征，也是信息处理机制。有限理性的个人不会注意到他们全部的机会组合，也无法想象他们全部可能的生活组合。他们能认识和思考的事物子集取决于背景和被激活的心智模式。考虑到影响决策的这些附加变量后，上述函数扩张为：

　　行动=g（激励，禀赋，背景，心智模式）（2）

　　操纵博弈标签的实验揭示了背景对行为的影响。在囚徒困境博弈中，一名参与者可以选择慷慨的协作，也可以选择自私的行为。在一个由美国大学生参与的博弈实验中，有一半的实验对象被告知他们在玩一场“社区游戏”（Liberman et al.，2004）。在那些被告知玩的是“社区游戏”的实验对象中，有67%的人选择合作，但是在那些被告知玩的是“华尔街游戏”的实验对象中，只有33%的人选择合作。由背景或标签诱发的心智模式对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德国的一项现场实验表明，经验对亲社会的行为有重要影响（Kosse et al.，2020）。实验的参与者是贫困儿童。这项研究随机选择了一组儿童，一位义务导师让孩子体验一年“非亲属但是高度亲社会的有归属感的角色，与其一起承担责任，并付出努力和时间”。那些有一年这种经历的儿童被作为实验组，没有这种经历的儿童被作为控制组。在这一项目结束两年以后，一组标准的揭示亲社会性（包括独裁者博弈）的实验室实验表明，相对于控制组，实验组的亲社会性显著增加。这意味着经验可以持久性地改变实验组的偏好。与传统经济学的假设相反，经验会改变偏好，而这对经济结果意义重大。

　　尽管在（2）式中我们把心智模式作为独立变量，政策只能通过引导经验和接触来影响各种心智模式。大学里随机分配室友（Boisjoly et al.，2006）、一位巴基斯坦公民成功地申请到去麦加朝圣的签证（Clingingsmith et al.，2009）以及在巴西的一个市镇播放Globo的肥皂剧，这些都会让个人或社会接触未曾见过的人或者新的故事，因而对于什么可以接受或者什么值得向往，他们的判断也会改变。但是，政策无法控制那些调节个人体验世界的心智模式。

　　认识到感知和偏好受人们头脑中的文化类别和故事的影响，会极大地扩展经济均衡的组合。社会学家迪马吉奥（1997，第280页）写道，这意味着“社会大规模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相互影响的参与者的思维框架差不多同时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本文第一节的剩余部分提供了两个例证，表明心智模式对经济结果的解释能力。第二节则表明法律和政策改变心智模式的能力。

　　案例1 在实验室博弈中产生不平等的性别心智模式

　　在产业界和学术界，身居高位的女性比例较低，而身处底层的女性比例较高。导致这一极化现象的因素之一，是女性和男性在有助于职业晋升的任务与无助于晋升的任务之间分配工作时间的方式有所不同。比如，在营利性企业，晋升较快的工作都能够产生收入，而晋升较慢的工作包括使新雇员适应工作或者组织圣诞聚会等。在强调研究的大学中，晋升较快的工作都与研究有关，晋升较慢的工作包括为大学生提供建议等。很多人感觉有义务投入一些时间，用于帮助他们所在的组织，尽管这对他们的职业晋升并无益处。但是，巴布科克等人（Babcock et al.，2017，第715页）表明，在美国的产业界和学术界，有更高比例的女性承担这些晋升较慢的工作。

　　何以如此？为了一探究竟，研究者们发明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博弈，并让美国的大学生参与实验。每期实验都会让参与者坐在一间宽大的房间中，每个人都有一台电脑。博弈一共有十轮。在每一轮的一开始，参与者都被随机分配到一个新的三人小组中。他们之间的互动是匿名的，且只有一次。参与者每轮都要做出决策，决定是否要“志愿”投资。只要有人挺身而出，或者过了两分钟，并以这两个条件先满足者为准，本轮博弈就会结束。博弈的报酬如表1所示。

　　投资决策增加了本组中每位成员的报酬，但是投资者获得的报酬（1.25美元）要比不投资者（2美元）少一些。如果本组没有人投资，每位参与者的报酬都是1美元。因此，一位参与者只有认为本组另外两个参与者不会志愿投资，才会出于自利的目的进行志愿投资。

　　在每一轮中，几乎每位参与者都等着看本组其他人是否会成为志愿投资者。绝大多数投资决策是在每一轮的最后两秒内做出的。在混合性别实验中，即参与者中男性和女性各占一半，女性成为志愿者的频率比男性高50%。图1中的折线表明，在每一轮中，女性进行投资的可能性始终显著高于男性。从第一轮至第十轮，代表女性行为的概率折线在0.4至0.3之间波动，而男性行为的概率大约为0.25，而且越往后的轮次，概率越低。

　　行为的性别差异是否反映了性别特征的差异？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女性比男性更友善的结论？答案是否定的。当这一实验在单一性别参与者中开展时，即参与者知道同组成员的性别与其相同，男性和女性进行志愿投资的可能性是相同的。如图2中的折线所示，男性和女性的概率折线都遵循相似的下降轨迹，第一轮投资的概率略高于0.3，第十轮的概率略高于0.2。

　　由于在单一性别组中并未出现性别差异，在混合性别实验中出现的性别差异不可能是由于男性和女性的慷慨程度不同。对社会惩罚（social sanction）的预期也无法解释这一结果，因为博弈是一次性的，并且是匿名的。（* 如果这一博弈不是一次性的和匿名的，公平的博弈规则并不能保证性别平等，因为个人可以在以后的互动中施加惩罚。Gottlieb（2014）在马里所做的案例研究证明了这一点。马里的某些地区为本地人提供公民课程，旨在促进对公民生活的参与，特别是女性的参与。实际上，这提高了男性的公民生活参与率，而女性参与率有所下降，因为男性亲属和村里的长者会惩罚参与公民活动的女性。这种公民课程增强了对公民参与重要性的认识，并将公民参与转变为“一份男人干的活儿”。）但是文化类别以及文化类别中蕴含的社会规范可以解释这一结果。一个解释是，男性和女性都预期女性会自愿获得较低的报酬。这种一致的预期使他们协调行动以实现某种结果，而这种结果会导致传统的性别不平等。另一个解释是，女性想要通过接受低报酬的工作，以服从性别规范。正如桑斯坦（Sunstein，1996，第2043页）注意到的，在家务劳动存在性别分工的背景下，“一位女性拒绝接受这一安排，其社会含义可能是她拒绝了自己适合的性别角色……通行的规范推动了不平等的出现”。

　　总之，实验表明，产业界和学术界可能普遍存在这种情况，性别平等规则不足以实现性别机会平等。性别的文化心智模式限制了女性和男性自认为可以利用的机会组合。

　　案例2 美国内战之后南方精英以种族叙事作为武器

　　如果法律的实施赋予特定的群体某些权利，并以另一个群体为代价，后者可能会起而反抗。如果后者得到很好的组织，就有可能通过改变文化表征并予以策略性地应用，以进行反击。美国内战之后的种族主义经历提供了一个残酷的例证。

　　直至19世纪初期，奴隶制度仍是美国的国家法律。绝大多数奴隶以及绝大多数拥有奴隶的家庭都在南方。奴隶提供农业劳动力，为南方经济创造了大量财富。到19世纪中期，美国政府寻求在那些尚未建州的领土上禁止奴隶制。这引起了最南部的某些州脱离联邦，从而引发了内战。在美国政府赢得战争之后，美国宪法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确保黑人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并赋予黑人男性以投票权。

　　南方白人精英出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坚决反对这一权利扩展。尽管输掉了战争，精英们仍能很好地组织起来，足以采取某种策略，使黑人很难实施自己新获得的权利。南方精英“‘日复一日地讲述黑鬼残暴行径的故事’，因此黑人经常对白人犯下罪行的贪婪、暴力和富于攻击性的形象取代了黑人低等但是无害这一为人熟知的形象”（Glaeser，2005，第67页；同样参见Faust，1981），这激发了对黑人男性的仇恨。格莱泽（Glaeser，2005，第68页）表明，美国南部仇恨黑人的情绪表达是如何随着时间变化的，“在内战之前，仇恨情绪并不严重，在吉姆·克劳主义盛行的时期，这种情绪有所抬头，一战之后逐渐销声匿迹”。对于那些试图行使其投票、担任公职或自我雇佣等权利的黑人男性，南方精英采取了恐怖主义行径，并将这些行径描绘成朴素的正义行为（Budiasky，2008）。

　　我们利用博弈论，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展现了内战之后发挥重要作用的某些因素。表2表明了两个参与者的策略集，即美国政府和南方精英，分别在第一列和第一行。这张表在每个单元格中列出了每位参与者的报酬（美国政府的报酬排在前面，并且包含了非裔美国人的报酬）。

　　每位参与者选择一个策略以最大化他们的效用。无论南方精英的策略如何选择，内战之后美国政府的最佳选择都是赋予黑人男性以平等的权利。这反映了内战过程中北方态度的演变，以及奴隶在这场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表2表明了美国的政策如何触发了南方白人精英的策略变化。既然无法消除权利平等的可能性，将黑人男性描绘为邪恶和不可信任的，并以此为基础创建种族仇恨的意识形态，在这一博弈中能够使南方精英获得最高的报酬。比较表中第二行精英的回报，我们可以发现，强化对黑人的敌意是精英偏好的选项。从这一博弈中可以推断对黑人的模式化印象将发生改变，与实现权利平等以及种族平等的意识形态相比，黑人的报酬会出现急剧下降，而且总效用也将更低。

　　美国在重建时期若要实现黑人和白人政治平等的目标，需要有两种干预，既要提供平等的法律权利，也要采取一些举措，为种族平等奠定认知基础，从而使权利平等获得合法性。相信对黑人的压迫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恶的，才有可能克服南方精英在经济方面的自利行为。

　　精英有能力煽动对黑人的仇恨，这可以被理解为他们有能力改变种族的含义。即使受益于农业工资上涨的很多贫困白人，也会持有种族主义的观点。人们经常说，北方赢得了战争，但是南方赢得了和平（参见Gates，2019）。如果美国政府坚持重建政策，并为黑人民众提供土地和教育，结果可能有所不同，“40英亩土地和一匹骡子”的政策一直持续到林肯总统遇刺为止。教育和土地将创造新的范例和新的社会格局（social patterns），将经济和政治权利扩展至黑人的政策也可能因此获得合法性。

　　阿查亚等人（Acharya et al.，2016）证明了南北战争之后那段时期的经济因素与当前有关种族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他们的研究表明，白人仇视黑人的意识形态最为强烈的，是南方那些最依赖奴隶劳工的县，而这些县也具有最强的经济和政治动机来强化种族主义规范，从而维持对以前奴隶的控制。如果一个县在1860年的奴隶占比更高，并因而在1860年更依赖奴隶劳工，那么，与奴隶人口比例较低且在其他方面均相似的地区的白人民众相比，现在这些县的白人民众更有可能表现出种族主义情绪，并反对平权运动。历史上对奴隶劳工依赖较少的地区，以及通过农业机械化从奴隶解放运动带来的经济冲击中迅速复苏的地区，反对黑人的态度也较早退却。历史上奴隶主比例较高的县，黑人被处以私刑的比例更高，奴隶主比例每增加10个百分点，每10万本地居民中被处以私刑的人数就会增加两人。两者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阿查亚等人（2016）还表明，在美国南方各县中，土地适宜种植棉花的程度预示了当前白人种族主义仇恨和反对平权运动的水平。

　　总之，权势集团在南北战争之后的时期创建了新的心智模式，煽动白人阻碍黑人民众行使他们的新权利。无论在南北战争之前还是之后，在改变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信念方面，美国政府付出的努力都是有限的。

第二节 法律改变文化类别的四个案例

　　我们现在要表明的是，法律可以使社会交往的新类型以及人们接触新的范例和榜样成为可能，从而改变文化类别，由此可以产生解放的作用。

　　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首先考虑法律的表达功能。劳伦斯·莱希格（Lawrence Lessig，1995）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1996）表明，通过表达社会价值观，法律会影响社会规范。实现这一点的一种方式是影响个体关于其他人允许或不允许何种行动的信念，即个体的二阶期望。即使违反某项规则只会引发轻微的法律惩罚，只要这一规则能够影响规范秩序，它就能对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芬克（Funk，2007）表明，瑞士一些州的法律发挥的表达功能使投票成为一种义务行为。违反者通常只被罚款大约1欧元，然而撤销这一法律使得投票率下降了6～10个百分点。这一撤销表达了价值观。

　　法律的表达功能主要作用于外部的规范秩序，而法律的图式化则作用于内部的认知秩序。法律让新的经历或者接触新的范例或榜样成为可能，从而改变秩序。表达功能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而图式化功能是由国家间接控制的，国家并不能控制个人从新的社会格局中得出何种信念。图3说明了法律的这三种功能。

　　如上所述，文化心智模式可以一直持续下去。14世纪黑死病时期大屠杀发生的地点预示了后来几百年的反犹主义（Voigtlander and Voth，2012）。为了用比较的方法说明这一关系，考虑两个德国小镇柯尼希海姆（Konigheim）和韦特海姆（Wertheim）。两者相距6英里，在黑死病之前都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在流行病暴发时，柯尼希海姆没有发生大屠杀，而韦特海姆发生了。在六个世纪之后的1928年，纳粹党在柯尼希海姆获得的选票率为1.6%，而韦特海姆为8.1%。

　　经验和接触对心智模式的影响以及心智模式对行为的影响，为政策制定者创造了机会，他们可以运用法律和政策改变人们对不同群体的看法，以及这些群体如何看待自己。下面我们提供四个例证。

　　通过为女性保留政治席位来改变性别表征

　　哲学家曾经以为，人们会从某一概念联想到它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比如，对一个正方形，其充分和必要条件是平面图形，并且四个边相等，四个角相等。这就是概念理论中的“古典视角”。相反，哲学中的现代视角是，人们利用范例和榜样来定义概念（Rey，1999；Smith and Medin，1999）。卡尼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1973）提供了多种证据，证明人类使用范例和榜样对事物进行概念化，因为这比抽象的条件更容易理解。

　　1950年的印度宪法赋予男性和女性以平等的政治权利，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无论在地方还是在国家层面，很少有女性竞争公职，更没有多少人当选。在印度的农村地区，一个普遍现象是，“女性从孩童时期所受的教导就是将自己限制在家务劳动领域，通过在家中的一些劳作帮助男性”（Dandeska，1986，第68页）。村庄里很少有本地女性领导者的范例，除非是之前村庄首领的妻子，她们被选为村庄的领导，以便她们的丈夫可以有效地延长自己的任期。

　　印度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随机选择了印度三分之一的村庄，为妇女保留了村庄首领（prandhan）的职位。比曼等人（Beaman et al.，2009，2012）以多种方法度量其在西孟加拉邦产生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一法律减少了不利于女性领导者的偏见，使人们以新的方式看待女性。为了衡量针对女性领导者的偏见，村民们被要求聆听与村庄领导者有关的演讲，并对其按照效力等级进行排序。演讲的内容总是相同的，但是演讲者的性别是随机选择的。这一实验是戈德堡范式（Goldberg paradigm）的一个例子。演讲内容改编自实际的村庄会议。在作为控制组的村庄，即没有为妇女保留职位的村庄，受访者对演讲的女性领导者的排名低于男性领导者。在那些女性作为村议会领导者只有五年时间的村子里，受访者同样如此。但是，在接触了这一制度七年之后，男性对女性领导者的偏见消失了。

　　第二种度量由内隐联想测试（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组成。这类测试要求受访者对一系列名词进行分类。得分取决于准确度和速度。一个测试使用了以下类别，即男性、女性、领导活动、家务劳动。有时按照与有关性别的模式化印象相一致的方式进行类别分组，如下所示：

　　有时则按照与有关性别的模式化印象不一致的方式进行分组：

　　个体在计算机上将每个名词分到左边一列或右边一列。在与模式化印象相符和不相符的条件下，各次测试在准确度和速度方面的差异被作为模式化印象强度的一种度量。通过保留席位接触女性领导者，会弱化这种模式化印象。也就是说，这提高了男性将女性与领导活动联想到一起的能力。

　　第三种度量方法是村民们对本村领导进行评价。那些第一次接触女性领导者的村民，评分要低于男性领导者所在村庄的村民。但是第二次接触女性领导者的村民，他们对女性领导者的评价与对男性领导者的评价相当。这一发现与村民对女性领导者认知的改变一致，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某种改变已经发生，因为处于第二任期的女性可能比处于第一任期的男性资质更佳。

　　接触女性领导者会改变文化类别，并为女性行使其获得政治职位的权利消除障碍，对于这一观点更有力的证据来自如下情形：女性经过一段时间的保留政治席位之后，更有可能在自由选举中竞选公职，而且女性候选人当选的概率更高。理性行为人模型可以解释这一点，但是无法解释内隐联想测试的结果，因为对理性行为人而言，思考并不会产生成本。能够同时解释这两组结果的备选理论是，个人按照文化类别进行思考，接触女性领导者改变了个人对何谓好领导和何谓女人的理解。个人对某类人是什么样的有着生动的图像，这些图像会把他们的理解组织起来（Swidler，2001，第36页）。

　　哲学家雷伊（Rey，1999，第281页）认为：“有能力使用概念的人知道典型性特征是什么……对人们的实际分类行为而言，古典视角下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似乎并无作用。”个人非常倚重模式化的信息。模式化观念倾向于夸大不同群体之间的微小差别。（* Bordalo et al.（2016）用实验的方法证明了这一点。）在印度，两轮政治席位保留似乎让村民可以充分接触本地的女性领导者，改变有关好的领导者和女性的概念，从而普遍接受一名女性也可以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概念会影响偏好。如果有关女性的文化类别发生改变，对于女性的偏好和态度也有可能发生改变。比曼等人（2012）的研究表明确实如此。与没有经历过为女性领导者保留政治席位的村民相比，与席位得以保留的女性领导者接触七年的经历使青少年女孩更不愿意成为家庭主妇，也更不愿意由她们的姻亲来决定自己的职业，更有可能在18岁之后结婚，并且更想从事一份需要接受更多教育的工作。父母的期望也发生了类似变化，进而改变了这些父母对待其孩子的方式。这轻微地缩小了青少年在家务劳动方面投入时间的性别差异。

　　上述行为和期望的改变，是在女性的教育和就业机会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发生的。

　　印度1993年宪法修正案导致的另一个变化是，将所有村庄中村议会的三分之一席位留给女性。印度各邦实施这一法律的年份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引入这一法律，有助于识别其中的因果关系。艾耶等人（Iyer et al.，2012）发现，在一个邦实施这一新法律后，针对女性的登记在案的犯罪有大幅增加的趋势，但是针对女性的实际犯罪并没有明显增加。有很多证据支持下述结论：针对女性的登记在案的犯罪增加，主要是因为这类犯罪的更多女性受害者愿意向警方举报，而警务人员也更愿意将其记录在案。从长期来看，通过司法行动，越来越多的犯罪行为受到举报，将会使针对男性和针对女性的犯罪行为受到同样的抑制。

　　总之，就印度为女性保留政治席位产生的影响而言，证据表明这改变了乡村文化。这类影响并非自动产生的。印度为女性保留政治席位的宪法修正案，也为在册种姓（Scheduled Caste），也就是之前的贱民保留了政治席位。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仍未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这影响了乡村文化。相反，就目前可以获得的证据而言，当出现一名借由这一法律而产生的在册种姓领导者时，会刺激高级种姓的教师变本加厉地刁难在册种姓的学生。普里扬卡·潘德（Priyanka Pandey，2005）开展了一项研究，她随机选择时间去访问印度北方的公立学校。她发现，在那些为在册种姓保留政治席位的村子，高级种姓的公立学校教师会从在册种姓学生那里盗取更多的奖学金，更频繁地缺勤，学生成绩的进步也更小。一种解释是，这一法律触发了高级种姓的强烈反应，他们努力使在册种姓“留在自己的位置上”。

　　维克托瓦尔·吉拉德（Victoire Girard，2018）研究了实施五年的保留在册种姓的政治席位对歧视的影响，用2006年印度农村经济和发展调查中的一个问题来衡量，该问题为：“你或者你的家人现在是否因为你的种姓而被禁止进入村子里的某条道路？”2006年，45%的在册种姓家庭回答了“是”。调查结果表明，在册种姓担任村领导期间，保留在册种姓的政治席位将使这一种姓受到的歧视减少10个百分点，但是席位保留结束后，这一影响就消失了。在册种姓被严重污名化了。很多世纪以来，甚至在当今的很多村子里，在册种姓和高级种姓之间的隔离也极为严重。

　　如前文所述，从一个稳定的社会均衡出发，对法律而言，可能需要两类措施或者说组合拳，才能产生社会变革：一类是激励的改变，一类是文化心智模式的改变。不幸的是，无法确保第二记重拳，即提供某一文化类别的新范例使文化心智模式发生改变。

　　通过司法裁决废除某些精英学校按收入阶层招生的种族隔离政策来减少歧视

　　如果一部法律增加了与外族群交流的机会，就有可能提高对外族群的理解，而对外族群的有限理解通常会导致歧视。（* Allport et al.（1954）；Pettigrew and Tropp（2006）；一个与众不同的发现，可参见Enos（2014）。）高塔姆·拉奥（Gautam Rao，2019）表明，在新德里的私立学校里，富裕学生和贫困学生从四岁开始在合作背景下的互动关系，降低了富裕学生对贫困孩子的歧视，也使富裕孩子更加慷慨。（* 拉奥还评估了对富裕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他对英语、印地语和数学学习进行了测试，并收集了有关学生行为的报告。他发现富裕学生的英语成绩在边际上有显著下降，但是对印地语和数学成绩以及针对所有学科的综合指数没有影响。这表明，富裕学生增强了对穷人的理解和共鸣，但他们在学业成绩方面付出的代价非常低。）

　　德里政府以极为优惠的价格向很多私立学校永久性地出租土地。作为回报，法律要求这些学校要服务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一法律并未得到实施，直到德里高等法院命令近400所私立学校将五分之一的名额留给低收入家庭，并由该邦提供部分补偿。这一决定要求这些学校随机录取来自贫困家庭的申请人。它还要求这些学校将拥有奖学金的学生整合到没有奖学金的学生的班级中。结果，从2007年开始，按照德里消费支出的分布计算，通常在95%分位以上的富裕学生，与平均而言处于这一分布25%分位的学生，共享同一课堂。

　　在德里，绝大多数儿童在四岁时入学，所有更高的年级都待在同一所学校。法院的命令仅适用于新入学儿童。从2007年或2008年开始，在受影响的精英私立学校，有20%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通过控制适用法院法令的这些学校之间的固定差异，拉奥识别出了废除隔离产生的影响。

　　为了研究歧视，拉奥设计了一场带有奖金的拉力赛。在实验开始前，学生们会观看每个孩子进行一系列一对一的短距离赛跑，这能够显示所有孩子可以跑多快。然后，自己并不跑的参与者（我们称他们为“领队”）选择他们想要的跑步者加入自己的队伍。在他们能够招募的孩子中，如果贫困的孩子能够比富裕的孩子跑得更快，领队就要进行权衡，即如果她选择跑得更快的贫困孩子，赢得拉力赛奖金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但是她与贫困孩子交流的乐趣可能会少一些。如果她选择跑得较慢的富裕孩子，赢得奖金的可能性会下降，但是与那些和自己所处的收入阶层相似的孩子进行社交活动，可能乐趣会更多一些。

　　废除隔离减少了歧视。在学校里接触贫困学生，使富裕学生中歧视贫困儿童的比例下降了一半。在班上没有贫困同学的富裕学生中，有23%的人歧视贫困儿童，他们会选择富裕的队友，哪怕贫困儿童在短距离赛跑中跑得更快也不会选择他们。与这些富裕学生相比，那些班上有贫困同学的富裕学生歧视行为更少一些。在那些参加奖金最少的比赛的学生中，这一效应最为明显。

　　拉奥还使用一系列行为和博弈比较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慷慨程度。学生们应邀参加学校的周末活动，帮助一个服务于弱势儿童的慈善机构募集资金。与控制组的学生相比，实验组成为志愿者的概率高出10%。拉奥还让孩子们进行独裁者博弈。如上所述，这是一个衡量对其他匿名者慷慨程度的标准博弈。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学生分享出去的资源要多45%。

　　拉奥确定了促使这些行为发生变化的机制。学校将2～4名学生结成“学习小组”，他们共同协助解决数学、阅读和手工等方面的问题。在某些学校，这些小组根据名字结成，即一个班上姓名字母接近的同学组合在一起，也就是说，Aarav将与Aditay和Arjun结成小组。这形成了一个将富裕孩子和贫困孩子结成一组的准自然实验，取决于他们的名字在按字母表排序的名单中有多接近。（* 除非富人和穷人有不同的特点，从而在给孩子起名时使用的名字前面的字母有系统性差异，结果导致一些思想平等、行为慷慨的富裕孩子的名字首字母更有可能与贫困孩子的首字母相同。但这似乎不太可能。）对那些采用这一字母表方法结成学习小组的学校，拉奥比较了两类富裕学生：一组富裕学生的名字只与其他富裕学生的名字相邻，另一组富裕学生的姓名与贫困学生的姓名相邻，并以后者作为实验组。图4比较了两类富裕学生的歧视程度。该图表明，正是由于和贫困学生处在同一个学习小组，从而拥有与之密切互动的机会，才使得富裕学生的歧视程度出现了大幅变化。与实验组的富裕学生相比，在仅有富裕学生组成的学习小组中，富裕学生出现歧视行为的可能性要超过两倍。

　　投资于孩子和改变其抱负的短期项目带来的长期效应

　　生活在贫困之中会影响一个人原本应有的品质，而且贫困经历会影响人们对自身的看法（Fell and Hewstone，2015）。很多美国人都拥有如下模式化观念：穷人的个人能力和热心程度都比较低（Fiske et al.，2002），而这一模式化观念会使人们蔑视穷人（Cuddy et al.，2007）。穷人的这种“自我图式”（self-schemas）会使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感到耻辱和羞愧。在一项有关贫困人口的全球调查中，受访者强调了这种羞耻感：

　　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匮乏感使得他无法去做那些社会上习以为常的事……无法招待访客或享受社交生活……因没有供客人使用的厕所，或者没钱购买一副棺木埋葬亲人而感到羞愧……对自尊而言，外貌和衣着被认为是重要的，而且这些正是导致羞耻感的重要原因。在保加利亚的埃特罗波莱，“那些买不起冬天厚衣服的人去工作。他们回来之后就待在家中，躲在一堆毛毯之下，冻得瑟瑟发抖。他们不外出。在遇到他人时，他们会感到羞愧。如果他们碰到一位朋友，并被邀请去喝一杯，他们肯定会拒绝。于是，他们宁愿不外出”。（Narayan et al.，2000，第38—39页）

　　羞耻感导致自我效能的丧失（Baldwin et al.，2006）。贫困的心理影响会使穷人更难以改善其生活状况。

　　与功成名就的榜样接触，有时会帮助人们发展自我效能（Bandura，1997），并提升他们的效率（Henrich and Broesch，2011）。但是穷人普遍无法接触到这类榜样，居住区和社会网络往往是按照收入分割开的。结果，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们可能被引导着适应自己所处的境遇。（* 参见Appadurai（2004），Ray（2006），Duflo（2012），Macours and Vakis（2014），Tanguy et al.（2014），Dalton et al.（2016）。）

　　在概念上，抱负被认为既是一种偏好，又是一种能力（Appadurai，2004；Duflo，2012）。抱负取决于影响个人期望的社会参考点（Dalton et al.，2016）。（* 参考点来自个人认知世界中的价值观、行为和成就，这会形成个人的抱负窗口（aspiration window，Ray，2006）。一个非常低的窗口会导致惰性，而一个非常高的窗口会导致挫折感。抱负和努力是共同决定的，在一个团体中，较低的抱负和较低的努力可以相互增强。）一个人因社会交往而间接体验到与自己“在精神上关系密切”的社会参照对象向上流动，可以提升自己的远大抱负。如果社会阶层两极分化从而导致极端不平等，其中绝大多数人要么是穷人要么是富人，很少有人属于中等收入水平，那就会减少穷人接触比自己状况略好的同类人的机会。这可能会使穷人降低抱负，减少为摆脱贫困而付出的努力，而这又会使收入分配不平等难以改变（Genicot and Roy，2017）。

　　尼加拉瓜实施的一个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通过让穷人定期与向上流动的同类人联系，减轻了缺乏上进心的现象。2006年，尼加拉瓜政府的家庭部实施了为期一年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以帮助贫困民众应对资金紧张问题，并推动他们向上流动。该项目选定了某一受困于干旱的地区中的六个市镇。通过抽签的方式，它将这些市镇中的106个社区分为了实验组和控制组，其中实验组有56个社区，控制组有50个社区。在属于实验组的社区，所有贫困家庭都有资格获得这笔现金转移支付。为了识别贫困家庭，政府实施了家计调查。有90%的家庭获得了这一资格，一共大约有3 000户。现金转移支付的条件是，父母采取以下三种方式对其子女进行投资：一是保持子女小学出勤率；二是让孩子获得医疗服务；三是参与当地的一些活动，活动主题包括营养行为和工作技能等。项目结束之后9个月，后续的数据被收集起来，两年以后又收集了一次。（* 数据特别广泛，因为这是一个试点项目。研究团队致力于一个专题，以理解这一项目产生的长期影响。）

　　在作为实验组的社区，政府举行了一次公开集会，以解释这一项目的组织工作。如果一个社区中有资格的家庭超过30户，就会安排多次集会。在会议期间，女性被要求自愿申请发起人这一职位，她将发挥领导作用，旨在促进信息交流并遵守项目规则。志愿者要成为发起人，必须经过大会的批准。每位发起人会分配到10个受益人，这些受益人都住在发起人附近。在每次会议结束时，包括发起人在内的所有受益人要参与第二轮抽签，以确定谁能获得额外200美元的一次性补助，条件是这个人要写一份商业计划，并将这200美元投资于自己的企业（Macours et al.，2012）。（* 例如，一位女裁缝的投资可能是一台缝纫机。这笔资金支持数额不菲，在这一项目中转移支付的总金额几乎达到平均每户收入的五分之一；投资补助超过平均每户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作者们比较了以下三种情况：纯粹的控制组（即50个作为控制组的社区）、可以收到现金转移支付但是不会收到生产性投资补助的个人，以及收到生产性补助同时也收到现金转移支付的个人。

　　这项研究的设计也能够使研究者实验性地评估发起人获得的补助组合产生的二阶影响，即作为实验对象的发起人对作为非发起人的受益人产生的影响。（* 在界定领导者时，作者们既考虑了领导地位来自本项目的妇女，即发起人，也考虑了在社区中处于领导岗位的女性。这两组并非互项排斥，很多健康协调员和教师志愿成为发起人。）与一般的受益者一样，发起人有三分之一的机会收到投资补助。由于一次典型的大会有四位领导者，各次大会中获得最多补助的领导者所占的比例有显著的差异。但非领导者并非如此，在所有大会中都有约三分之一的受益者会得到最多的补助。

　　理解领导者获得的补助组合产生的二阶效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发起人在这一项目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实施之后进行的采访发现，发起人会肩负起实现项目目标和传递信息的责任，她们会鼓励其他的受益人投资其子女的营养与教育。领导者平均受过五年的教育，受益人只有三年。对于那些收到投资补助的领导者而言，更高的教育水平可能有助于她们管理其新的非农业活动。

　　项目结束两年以后的效果评估表明，发起人不仅在项目实施的一年中发挥了沟通作用，在项目结束以后，她们也对其他受益人起到了强有力的榜样作用，参见表3。与获得投资补助的发起人有接触的家庭，会更多地投资于自己的孩子，对子女的预期和期望也更高。在大会上如果所有发起人都获得了投资补助，其子女的学习支出将提高57%，上学缺勤率将下降21%。在受益人参加的大会中获得投资补助的领导者每增加一位，这些受益人的子女的上学缺勤次数每个月会减少0.4天，对孩子的学习支出会增加16%。就对教育投资的影响而言，与获得投资补助的领导者接触在两年后产生的效果与项目实施期间相当，或者更明显（Macours and Vakis，2016）。

　　为何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能产生持久的影响？在项目结束两年以后，之前的项目参与者不再从这一项目获得资金支持，发起人的所有专业知识可能已经传递给了小组成员。作者提供的证据表明，领导者改变了项目受益人的心智模式，即与获得200美元投资补助的领导者进行接触，提高了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希望他们以后会成为一名专业人员或从事一份有技能的领薪工作。社区中这样的领导者每增加一名，父母对子女成为一名专业人员的期望就会提高近50%。从邻居中没有领导者获得200美元补助到邻居中所有领导者都获得了200美元补助，这一变化将会使项目受益人的抱负或期望提高五分之一个标准差。这表明心智模式不仅会“全面覆盖”基本的心理过程，而且也是构成个人心理的一个重要维度（DiMaggio and Markus，2010）。

　　全国数学竞赛对教育和抱负的持续影响

　　巴西总体教育水平较低，提升速度也非常缓慢。以目前的速度，巴西要赶上经合组织国家阅读熟练程度的平均水平需要260年，达到其数学的平均水平需要75年（World Bank，2018）。法律的图式化功能会有所帮助吗？巴西的一个政府项目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学生班级里如果有成功的榜样，就能够使能力较强的学生更有抱负，也能够提升其教育和经济成就。

　　有一家研究数学的政府机构运作了一场数学竞赛，即巴西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所有6～12年级公立学校的学生都可以参加，并在电视上和学校里广而告之。每年大约有1 800万学生参加这一竞赛。大约有80万人能够进入第二轮，并进入全国的排名。成绩最好的2 300人会获得金、银、铜牌。下一等级的3万名学生可以获得荣誉提名奖。

　　这一荣誉提名奖产生的影响是戴安娜·莫雷拉（Diana Moreira，2017）研究的重点。这一奖项的两个特点使之能够识别因表现优异而获奖的学生对同龄人的影响。第一，4%获得荣誉提名奖的学生不会得到其他好处，没有奖金，也没有得到指导和培训的机会。第二，获奖学生的姓名在网站上公布，并有严格的分界线。没有获奖的人表现如何，尽管研究者掌握这一信息，但没有公开披露。通过比较刚刚超过荣誉提名奖分界线的学生与略低于这一分界线的学生，就可以将这一奖项作为准自然实验，评估它对获奖者及其同学产生的因果影响。同学之间分数方面的微小差异可以视为一种随机的运气。

　　通过比较赢家和输家之间差别不大的班级，也就是说分数略高于或略低于分界线因而本质上处于同一水平的学生，莫雷拉考察了获奖对获奖者及其同学后来成绩的影响。不出所料的是，获奖会提升获奖者的成绩。令人意外的是，获奖还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如果某个班级中有一位同学获得荣誉提名奖，则在后续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该班其他学生的成绩受到的影响相当于获奖者所受影响的五分之一。对经济成就的影响也很大，如果班级中有一位勉强得奖的获奖者，该班其他学生的优秀大学录取率会提高10%，班级中一位普通学生的年收入增幅相当于巴西人均收入的大约0.5%。这一奖项也会影响学生在下一年的考试、升班和退学等方面的表现。

　　毗邻获奖者从两个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与获奖者在同一个班级，二是能力上与之接近。只有那些在考试分数分布中处于前四分之一分位的学生，才会受到班级中有一位同学获得荣誉提名奖的影响。

　　莫雷拉发现，证据并不支持一位勉强获奖者比分数略低于分界线的未获奖者对同学有更大影响的某些其他解释，例如，这一奖项不影响学生如何被分派到各个班级，更强的学生不太可能被分派到获奖者所在的班级。

　　莫雷拉将自我认知视为影响同龄人表现的核心机制。在班级里与荣誉提名奖获得者的日常接触，使学生产生了新的自我图式。这改变了能力较强的同学关于自身能力和自己能实现的目标的信念，这不仅促使他们在学业上更加努力，还促使他们选择更好的大学。

　　本文提出，除了命令和协调以及表达社会价值的功能之外，法律还有第三种功能，即改变心智模式。心智模式将调节个人对世界的体验。法律有时通过使新的社会交往类型，或者使新的范例、模范和榜样成为可能，从而实现这一功能。

　　经济学家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2005，29）设想了一个质问者，为标准经济学中将决策者视为理性行为人的假设辩护，“你们消停会儿吧，我不是要解释所有的行为。我想要解释的是部分行为，是很多情形下的一大部分行为”。如果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不会影响个人的判断和偏好，或者如果就我们要研究的问题而言，判断和偏好比物质约束更稳定，那么，麦克洛斯基的观点就是对采取更现实的人类决策模型的恰当反驳。但是，有很多证据表明，法律如果改变了人们的经验或者使他们身处新的社会格局中，那么对他们如何思考以及他们想要什么，就会产生持久的影响。人类在采取行动时并不像标准经济学假定的那样，拥有无限理性和稳定偏好，并且可以自主思考。与理性行为人不同，人类行为人无法想象世界的所有状态，也无法从所有可以利用的机会中做出最佳选择。对于有限理性的个人而言，由法律创建的社会格局塑造了人们的社会心智视角。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广泛共有的心智模式和制度相匹配，即前者为后者提供认知基础，那么法律上层建筑的改变一般不足以引发长期的社会变革。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政策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改变文化心智模式，我们称之为法律的图式化功能。我们提供了法律实现这一功能的一些例子。我们也提供了一些例子，说明法律上层建筑在发生变化时，如果没有采取干预措施以促进认知基础的改变，就会遭遇强烈的反对，从而使社会心智模式变得更为顽固，并使社会进步更难实现。■

　　（南开大学 郭金兴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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