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rt Schuler,金融稳定中心(Center for Financial Stability)金融史高级研究员。Theresa Williamson,约翰·威廉姆森的女儿,担任催化社区(Catalytic Communities)的城市规划师与创始执行理事,该机构是通过社区开发支持里约热内卢贫民区发展的非政府组织。Robert Yee,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生。
约翰·威廉姆森因提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一词而闻名,该词描述了驻华盛顿的多家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美国财政部——给发展中国家设定的理想条件。他还做出了许多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涉及汇率、外部失衡调整及其他宏观经济学议题,撰写并编著了与这些研究相关的著作,包括:《与增长挂钩的证券》《国际货币改革:特别建议组合》《谁需要开放资本账户》《减缓繁荣萧条周期:稳定向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华盛顿共识之后:重启拉美的增长和改革》《拉丁美洲的调整:已有的进展?》等。
约翰·威廉姆森于2012年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任上退休。自称属于“咸水派”经济学家的他曾出任联合国发展融资高级别专家组(High\|Level Panel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项目主任(2001年)与世界银行南亚区主任经济学家(Chief Economist,1996—1999年),并颇具影响。(*1咸水派是20世纪70年代创造的一个说法,以描述依然受到凯恩斯的强烈影响、主要集中在美国东西海岸各大学的经济学家,以区别淡水派经济学家。后者希望替换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内容,主要集中在美国中部地区(特别是五大湖附近)的各所大学。)他还担任过伦敦经济学院、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华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约克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
2018年9月29日库尔特·舒乐与罗伯特·余在约翰·威廉姆森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切维蔡斯(Chevy Chase)的家中采访他。约翰的女儿特蕾莎也在场。2017年年中,特蕾莎曾经对约翰做过一次深度访谈。那次访谈中有关约翰的职业生涯的某些部分被纳入本文。数年来约翰还接受过其他一些访谈,例如关于他担任世界银行南亚区主任经济学家时期工作的世界银行口述历史项目。(*2.参见文末参考文献的C部分。)本次访谈不打算过多重复之前做过的内容,而是希望让不够熟悉约翰的工作的人借此了解其研究成果的概貌。我们还希望深入他的思想,展示他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洞见,给其他经济学者提供借鉴。为内容和格式需要,访谈内容做了事后编辑整理。
专栏1约翰·威廉姆森的纪年表与部分著述
1937年,生于英国赫里福德
1955年,毕业于赫里福德男生高中
1958年,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学士)
1962—1963年,普林斯顿大学,助教
1963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论文题目为“专利许可与使用费期限”(Patent Licensing and Royalty Terms)
1963—1968年,约克大学,讲师,随后任准教授
1965年,发表首部专著《爬行钉住汇率制》(The Crawling Peg)
1967年,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助理教授
1968—1970年,英国财政部,经济顾问
1970—1977年,华威大学,教授,随后任荣誉教授
1972—197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
1972年,发表《应用经济学回顾:国际流动性》(Surveys in Applied Economics:International Liquidity),载于Economic Journal
1977年,发表《世界货币改革的失败,1971—1974年》(The Failure of World Monetary Reform,1971-1974)
1978—1981年,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经济学教授
1980年,麻省理工学院,访问教授
1981—2012年,国际经济研究所(后来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1983年,发表《汇率体制》(The Exchange\|Rate System);教科书《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The Open Economy and the World Economy)
1987年,编著《政治经济学与国际货币》(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Money)
1990年,编著《拉丁美洲的调整:已有的进展》(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How Much Has Happened?)
1992年,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1994年,发表《估算均衡汇率》(Estimating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编著《政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1995年,发表《货币委员会的作用》(What Role for Currency Boards?)
1996—1999年,世界银行,南亚区主任经济学家
1996年,发表《以爬行区间作为汇率体制》(The Crawling Band as an Exchange\|Rate Regime)
2001年,联合国发展融资高级别专家组,项目主任
2003年,编著《华盛顿共识之后:重启拉美的增长和改革》(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Restarting Growth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2004年,发表《美元调整:幅度与标杆》(Dollar Adjustment:How Far? Against What?,与弗雷德·伯格斯滕合著)
2006年,访问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
2007—2008年,英格兰银行,霍布伦-纽曼学者(Houblon\|Norman Fellowship)
2012年,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退休;出版纪念文集《非常时代的全球经济:约翰·威廉姆森荣誉文集》(Global Economics in Extraordinary Times:Essays in Honor of John Williamson)
2015年,发表《国际货币改革:特别建议组合》(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A Specific Set of Proposals)
2017年,发表《与增长挂钩的证券》(Growth-Linked Securities)
早期生活与教育
问:您可以讲讲自己的童年和家庭生活吗?
答:我出生在自己家里。父亲是位种植玫瑰的苗圃园主,当一家大苗圃在大萧条时期破产时,他买下了其中一小块,开始自己打理生意。我的母亲和姐姐(后来成为有名的语言学家(*3.露丝(凯)·威廉姆森[Ruth (later Kay) Williamson,1935—2005],尼日利亚语领域的权威。))则是我的主要行为榜样。
整个童年时期,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地方。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父亲经常不在家。战争时期实行配给制,甚至延续到战后很多年。我唯一一次出国是在1954年春,由学校组织的为期一周的巴黎之行。
问:您初次听说经济学这门学科是什么时候?
答:是来自我就读的赫里福德男生高中的校长。在去伦敦经济学院大约一年之前,我本打算学习土木工程。可当时的数学老师认为我的数学还不够好,于是同样教数学课的校长给他的一位在斯旺西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of Swansea)担任经济学讲师的校友写了封信,并鼓励我到伦敦经济学院就读。我先考虑去学习经济地理学,主要因为地理是我更擅长的科目,另外也由于这门课在我们学校教得比较好。但校长说直接读经济学要好得多,我听从了他的建议。
我觉得,去伦敦经济学院的念头以前就出现过。我不确定源自何时,或许是因为我之前就读学校的校长,他曾于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在那里学习。我当时并不清楚自己想学何种科目,只是想到伦敦中心区念书,因为那里是做大事的地方,这是一个来自赫里福德这种冷清小城市的少年的可怜愿望。当然,伦敦市中心也不是只有伦敦经济学院这一所大学。
问:到伦敦经济学院之后,是谁把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观念传递给您的?
答:我从未上过比尔·菲利普斯(*4.奥尔本·普利普斯(Alban William Housego “Bill” Phillips,1914—1975),菲利普斯曲线的发明者。)的课,但他对我影响极大。他把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论文在出版前就给我阅读,我以此作为基础来论述凯恩斯模型虽然在短期内成立,但在长期中会具有古典理论的特征。这还帮助我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
另一位令我吃惊的杰出经济学家是迪克·利普西(*5.理查德·利普西(Richard Lipsey,1928—),最知名的成果是关于次优理论的研究。),他年长我十岁不到,当时刚开始其职业生涯。由于海伦·麦考尔(*6.海伦·麦考尔(Helen MaKower,1910—1998),以数理经济学的研究而知名。)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利普西来代课时讲授了非常精彩的课程。
那时的经济学是由保罗·萨缪尔森支配的时代(*7.显然,对本文的目标读者而言无须做更多介绍。),他把经济学做了系统的数理化,成为时代的英雄。如今我认为这个说法有点过头了。经济学远不止是数学,数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还有很多别的内容,人们需要对现实世界有深刻理解。
问:您是否认为今天的经济学过分强调数学了?
答:是的,数学替代了经济史研究,我对此感到遗憾。我认为人需要开发出能判断哪些事情重要的感觉。
问:经济学家是否在根据新的行为研究反思自己的论断?
答:我希望如此。某些经济学家相信人类本质上是贪婪的。我认为有必要承认贪婪是人类驱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我们来说还有其他多得多的因素。例如在伦敦经济学院,我们并没有感到自己都被训练为变得自私自利。
问:从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您做了哪些事情?
答:我在空军服役了两年,这在当时是强制性的,此后去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院度过了三年。当我在1958年以一等荣誉毕业时,莱昂内尔·罗宾斯(*8.莱昂内尔·罗宾斯爵士(Lionel Robbins,Baron Robbins of Clare Market,1898—1984),著有《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1932年),是让伦敦经济学院成为国际知名学府的领导者。)对我说:“年轻人,世界就在你脚下!”我回答说:“很不巧,我已经决定接下来去服兵役,因为我没有料到会得到这个(上研究生的)机会。”同样我也没有想到义务兵役制会在下一年结束。当时考虑到无论如何都需要等上两年时间,我觉得还是去空军里干着更合适。
问:您的军队时光是如何度过的?
答:通过训练后,我被分派到空军部位于白厅的科学顾问室。(*9.伦敦那块区域是英国主要政府机构的所在地。)我只有在团队聚餐晚会等特殊场合才穿制服。
我在那里做运筹研究。我们设计了一款战争游戏,有200架老式的俄国轰炸机对我方发动攻击,而我们的反击威慑力量则来自英国皇家空军。我判断,即使假设俄国人仅用两三枚导弹首先打击我方的雷达,这一攻击也将难以被阻吓。因此结论是不言自明的:需要把阻吓威慑留给其他人去完成,例如美国人,或者英国皇家海军(如果你坚持用本国武装力量的话)。
问:为什么您在服役后去了普林斯顿的研究生院?
答:我咨询了导师,他的答复我记忆犹新:“美国有三所大学,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如果你申请去哈佛或耶鲁,可能会成功。如果你申请普林斯顿,则肯定会拿下,因为我会请鲍莫尔(*10.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1922—2017),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是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最知名经济学家之一,其贡献遍布劳动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货币经济学、金融学等诸多领域。)录取你。”我后来发现美国的大学不止这三所,当然鲍莫尔确实是普林斯顿的大人物。
我懒于申请更多学校,便选择了普林斯顿。后来我感到,普林斯顿并非最佳选择,对我而言最好的应该是麻省理工学院,它正处于学术巅峰期,在当时大名鼎鼎。
问:您可以谈谈在普林斯顿的岁月吗?
答:我总共在那里待了三年。最后一年的中间我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因此开始尝试执教。我刚去普林斯顿时还没有真正打算获得博士学位,但每个人都在劝我。你们知道,博士学位被视为在学术圈得到体面教职的必需资质,没有更多选择。
我还记得当时开设的一些课程。第一年有四门:奥斯卡·摩根斯特恩(*11.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1902—1977),奥地利裔美国人,与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一起创立了博弈论研究及其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的博弈论,威廉·鲍莫尔的微观经济理论,迪克·奎特(*12.理查德·奎特(Richard Quandt,1930—),在数理经济学及其他领域有所建树。)的宏观经济学。第四门忘记了。
问:您觉得最有意思的课程有哪些?
答:或许是博弈论,尽管我自己并不擅长,但摩根斯特恩在这个知识领域的漫游方式非常有意思,他会讲述各种各样有趣的问题。有一天他问起美国的钢铁产能,我给出了正确答案,因为几周前正好在《经济学人》杂志上读到一则消息,我便准确地说出了每年1.2亿吨,他称赞我很有慧根。他满教室打转,听同学们给出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无人说对。等到终于有人给出满意答复时,他便认为这肯定是个聪明人。
问:您曾经提到,鲍莫尔、库恩(*13.哈罗德·库恩(Harold Kuhn,1925—2014年),数学家,主要贡献包括博弈论以及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的非线性规划的库恩—塔克条件。)和摩根斯特恩是普林斯顿时期对您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三位经济学家。就您本人关于汇率问题的兴趣,是否有哪位学者的影响最大?
答:弗里茨·马克拉伯(*14.弗里茨·马克拉伯(Fritz Machlup,1902—1983),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一样是来自维也纳学术圈的奥地利裔美国人,主要贡献包括汇率经济学、经济语义学以及知识基础经济学等。)对我的这一兴趣影响较大,但那是在伦敦经济学院时期形成的,是通过阅读文献的方式,而非教授发挥的影响。
问:您在普林斯顿讲授的课程有哪些?
答:我讲授过一部分经济学原理和发展经济学。我还记得自己讲的第一节发展经济学课程,那真是一塌糊涂。我首先为课程内容做了个综述,然后开始讲具体内容,接下来准备再做总结。等一部分综述讲完后,所有学生都不再做笔记了,我心里暗叫不妙,于是加快速度完成了整个讲述。最后离下课还剩下20分钟,我已经完全无话可讲了。
问:您的博士论文其实与汇率无关,标题为“专利许可与使用费期限”。这个题目是如何选定的?
答:弗里茨·马克拉伯有一系列选题,他建议我从中考虑,我就选择了这个题目。他给我的论文提供了指导。后来我希望当初是自己挑选题目,而非跟随他的建议。他的做法让我感觉到自己只能在既定题目中挑选,当我同鲍莫尔谈起时,鲍莫尔说如果我打算做别的研究课题,那也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大学会提供一些资助。由此我信心大增,便开始埋头苦干了。
汇率问题并没有主宰我在普林斯顿的生活。不过,那时身为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詹姆斯·托宾(*15.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1918—2002),长期担任耶鲁大学教授,198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货币经济学的贡献最为知名。)曾来普林斯顿发表过一次晚间演讲,而我在现场提了一个预示自己未来职业的问题。之前我在《经济学人》杂志读到一篇文章,谈到可以实现汇率的逐渐调整,于是我请他对此谈谈感想。他回应说,他也读了《经济学人》杂志,就这样回答了我的提问,却没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早期职业生涯;爬行钉住汇率制
问:离开普林斯顿后,您开始在约克大学执教。是什么机缘让您去了那里?
答:当时的约克大学在是一所新兴学校,准备认真建设经济学科,例如任命了阿兰·皮科克(*16.阿兰·皮科克爵士(Sir Alan T.Peacock,1922—2014),对诸多领域皆有贡献:国民保险经济学、公共财政、艺术经济学、公共选择,以及特定国家经济发展研究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经常在各种议题上担任英国政府的顾问。)作为创始系主任。因此当他们最终联系我时,我很兴奋。我于1963年8月底返回了英国,而大学将在10月份开学,我有一个月时间找住处安定下来。
我希望住在大学里,期待那里有地方可选。但我看了几个地方,发现并无多大的吸引力。最终我找到的只是一套公寓,楼上是某个与大学有关系的人物。我住在底层,他在二层。那里是约克城的一部分,靠近市中心,但不在主街上,而在一条名为斯凯尔德盖特(Skeldergate)的小街上,稍宽的地方可以让我停车。那里还有空位再停一辆车,但大多数晚上都没人。当时还不存在普遍拥有汽车的现象,相对于停车需求而言,空间多得是。
问:从一名学生突然间转换为一位教授的角色,对您是怎样的感觉?
答:我当时非常在意这种转变。我们过去喜欢开玩笑说,学生每年都在变年轻。我主要给本科生讲授微观经济学。有则笑话说,约克大学的经济系负责讲公共财政,其他所有课程都由约翰·威廉姆森讲。
这是因为,除了我和统计学家之外,经济系在第一年中还有四位教员——皮科克、怀斯曼、多瑟与赫顿(*17.杰克·怀斯曼(Jack Wiseman,1919—1991),卫生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多瑟(Douglas Dosser,1927—),理论经济学教授;约翰·赫顿(John Hutton,1948—),荣休经济学教授,专长于卫生经济学、税收政策和经济计量学等。),他们都专长于公共财政。皮科克是系主任;怀斯曼来自社会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不是全职教学教授;多瑟则是在一两年后才被聘为全职教授。第二年艾伦·威廉姆斯
(*18.艾伦·威廉姆斯(Alan Williams,1927—2005),经济学教授。)来了。他在约克主要因为两件事而出名:可以讲一小时课而无任何讲义,这令学生们感到震撼;更广为人知的则是发起了卫生经济学的研究。如今这已是极为宏大的研究领域,但在当时还默默无闻。
在约克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已收到申请教授职位的邀请。最后,我收到了曼彻斯特、诺丁汉与华威大学提供的教职。
问:您对讲授微观经济学的感受如何?
答:我对讲授经济学课程都非常有热情,而且跟具体讲哪个部分无关。当你开始执教时,充满热情总是件好事。
记得到第二年时,我开始讲授国际经济学课程。对象是研究生,但不是特别正规的讲课,是介于美式体制与当时还留存的英式体制之间的混合模式,没有正式的课程,而是给研究生提供充分的个人指导。
我在约克大学的第一学期就赶上《罗宾斯报告》(The Robbins Report)(*19.该报告的全名为:Higher Education: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Lord Robbins 1961-63。)发表,呼吁大学扩招,于是一个年龄段的入学率随之从5%提高至40%。这一全国性政策从短期看让学术界获益良多,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
问:在一次访谈中,您提到对汇率的研究是您的“首要贡献”。(*20.该访谈发表为:\[Carlos Lozada\],“A Conversation with John Williamson,Economist,” Washington Post,April 12,2009。)可否介绍一下您在汇率制度方面的主要发现?
答:的确,很久以来我就有这样的观点:汇率错配(currency misalignment)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汇率的波动性——采用汇率变化的通行测算方法——充其量是个小麻烦。“错配”是指对均衡汇率的长期偏离,例如美国、英国、德国、瑞典、瑞士和荷兰等国在近年来的情况。我认为德国等国家因为汇率低估而受损,生活水平低于本应达到的程度。当然,汇率低估造成的后果是否跟高估同样严重,我对此尚不确定。
问:您对汇率问题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或许是1965年关于爬行钉住汇率制的专著。可否讲解一下,您的思想如何从爬行钉住汇率制发展到如今所说的BBC(篮子、区间和爬行)类型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及用基本均衡汇率作为测算失衡的方法?(*21.可参阅Exchange Rate Regimes for Emerging Markets:Reviving the Intermediate Option (2000)。)
答:爬行钉住汇率制需要逐步实现汇率贬值,让大家知道贬值会发生,但使利率高到足以补偿贬值货币的持有人。与之作为对照的是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汇率在短期内不变,但政府保留调整的权利,当政府最终推动汇率贬值时,则要确保贬值幅度足够大。
我比较晚才认识到较宽的区间对爬行钉住汇率制的补充作用,其方式是扩大了无危机的平价变化的可行范围。
钉住一个货币篮子的优点在于,让你的对外贸易免受篮子内货币汇率变化的影响。彼此贸易关系密切的一组国家钉住相同的货币篮子,可以使它们之间的贸易免受第三国汇率变化的冲击。
至于基本均衡汇率(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我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论“根本性失衡”(fundamental disequilibrium)概念时提出的。它可以定义为当某个经济体处于内部平衡的数年中,能实现令人满意的经常项目平衡的汇率水平。
问:您可否介绍下这些早期研究项目给世界带来的现实影响?
答:我可以谈谈自己在约克时就在构思的三个项目。其中的通胀项目应该没有多大影响,但这是件好事,因为它被误解为是前理性预期分析的成果。(*22.“Phillips Curves,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 and Optimal Unemployment over Time:Comment,” Economica(1968)。)关于销售与增长最大化的研究项目也应该对现实世界影响不大。(*23.“Profit,Growth and Sales Maximisation,” Economica(1966)。)我认为它在学术领域有些帮助,但对真实世界没有显著作用。
至于汇率(爬行钉住制度)的研究,起初我认为将要花费两三年,不久后人们就会认识到我的观点的价值并采纳这些政策。然而这并未发生,一直没有发生。我成了旷野中孤独的呼唤者。
我做过几次关于爬行钉住汇率制的讲座,包括在牛津大学。当时罗伊·哈罗德爵士(*24.亨利·哈罗德爵士(Sir Henry Roy Forbes Harrod,1900—1978),牛津大学经济学家,著名的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开发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人生》(1951)的作者。)邀请我去接任他在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的职位——那在牛津也非常显赫。我没有接受,因为我感觉牛津相对于其他大学而言被过于高估了,而自己依然梦想着帮助新兴的大学变得同样成功。
问:您是什么时候去麻省理工学院的?
答:在约克大学的第四年,当我第二次去美国的时候,应该是1967年。当时,查理·金德尔伯格(*25.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1910—2003),最为知名的著作包括《狂躁、恐慌与崩溃》(Manias,Panics and Crashes)和《西欧金融史》(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都是在威廉姆森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后出版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经济学领头人。在他的课程中,有位学生下课前问了个问题,查理暗自对我说:“这孩子非常聪明。”他就是斯坦利·费希尔(*26.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1943—),美国宏观经济学家,出生于北罗得西亚(现赞比亚),后来搬到南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2005年受邀加入以色列国籍,曾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与美联储副主席。)。他后来担任了美联储副主席和以色列银行行长,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与托尼·阿特金森(*27.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1943—),美国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尼·阿特金森,即安东尼·阿特金森爵士(Sir Anthony Atkinson,1944—2017),英国人,在贫困与收入不平等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当时也在那里。还有一位极富才华的阿根廷经济学家(*28.米盖尔·西德劳斯基(Miguel Sidrauski,1939—1968),在货币与增长理论方面颇有贡献。),可惜英年早逝。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卓有成就。
当然,伟大的保罗·萨缪尔森也在那里。他被广泛推崇为全世界经济学家的领袖,不过如今也有很多人认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我看来,萨缪尔森在当时及之后的许多年里赢得了世界头号经济学家之争。
政府顾问
问:在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和约克大学后您从事了什么工作?
答:我在1968年加入了英国财政部,被任命为顾问。这是个正式头衔,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办法支付为聘任我所要支付的薪水。他们以为必须给我能与学术界最优出价相匹配的待遇,但事实上我并没有那么高的要价。我只是希望去财政部看看内部是什么样子,以及能否获得信息上的优势。在那里的确能听到外人得不到的各种各样的见解,但并没有系统性的信息优势。
我的工作有两个不同方面:一是给任何有需要的人提供建议,二是做很普通的预测。我被任命为当时名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事务负责人。我专门负责法国,雷切尔·洛马克斯(*29雷切尔·洛马克斯(Rachel Lomax,1945—),还曾担任另外三个英国政府部门的常务次官(顶级公务员)以及世界银行副行长。)担任我的研究助理,负责德国。她后来升任英格兰银行副行长,并在一段时间负责威尔士事务部(Welsh Office)的工作,是那里的最高级别公务员,之后又去了英格兰银行,做得非常出色。她是个很聪明的女生,那时还是剑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来财政部实习,就直接协助我工作。
在财政部,我加入了一个专设委员会,它决定英国对国际货币改革(汇率和流动性)的态度。该机构的主席是财政部最高级别公务员道格拉斯·阿伦爵士(*30.道格拉斯·阿伦爵士(Douglas Allen,Baron Croham,1917—2011),英国公务员。),其他几位成员也非常资深,还有剑桥大学的波斯纳(*31.迈克尔·波斯纳(Michael V.Posner,1931—2006),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和我本人。
刚加入时,他们带着有偏见的眼光看我,觉得我跟他们不搭调,但不久后我就得心应手了。但我没说服委员会接受我的观念,那时我对爬行钉住汇率制过于热心。而他们告诉我,增强汇率灵活性的建议的长期后果将是让英国人永远不愿意再次尝试钉住英镑。我的目标完全不是让行政部门反对钉住英镑。他们没有再次实行爬行钉住汇率制度,但这不是问题所在,我认为爬行钉住汇率制度并不像他们最终的结论那样糟糕。在那之后他们实行了浮动汇率制。(*32.但英国在1990—1992年曾是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 of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的会员国。)而我主张的灵活性是说,当形势需要时,你要调整钉住的目标值。
汇率是该委员会关注的主要议题。那时也是特别提款权(SDR)(*33.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和保有的货币单位,用于外汇交易中的一种资产,其价值根据加权货币篮子计算。)制度的早期实施阶段,我们面临的问题是1970年会不会配置特别提款权,如果能配置,数额会有多大。美国人在1969年实施了非常紧缩的货币政策,吸走了欧洲的资金,因此连德国人也能看出在当年增加流动性的好处。我们的委员会支持较大数额的配置,而我属于少数派,认为较少的流动性更有利于英国的国家利益。1970年1月1日特别提款权投入使用,金额达到35亿美元。
我还给财政部其他部门提供了各种建议,从对外援助(不涉及技术性)到外汇管制(当时仍存在此制度,并有极强的技术性)等。1970年,我加入了一个下设委员会,专门负责允许(财政部持股48%的)英国石油公司(BP)超越外汇管制规则以实现在北美的业务扩张项目。我们当然给开了绿灯。直到42年之后,我才首次觉得这一做法可能给世界造成了伤害:英国石油公司污染了墨西哥湾。
我在财政部的另一部分工作是预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进口。财政部想知道英国的市场在下一年会有多大扩张,而我们的结论是,大致来说英国的出口市场在1969年会增加10%,长期平均数则是8%。我记得那个委员会的主席说:“我们不可能看到英国出口市场连续两年扩张超过8%,这种事不会发生。”但事实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英国当年的出口市场增长了16%。因此,我们至少判断对了出口偏离长期平均水平的趋势,但我们在出口预测中辛苦测算出来的数据却没有得到采用。
问:在离开财政部之后,您去了华威大学。是什么因素吸引了您?
答:当时有三个地方——曼彻斯特、诺丁汉与华威大学——在两年前就给我提供了教职。我没有马上接受,但后来意识到应该先接受,再推迟赴任。曼彻斯特的职位已不复存在。诺丁汉的优势在于有鲍勃·科茨(*34.阿尔弗雷德·科茨(Alfred William “Bob” Coats,1924—2007),以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贡献而闻名。)负责经济史学,我可以找到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此前还有去剑桥或牛津的可能性,但我都拒绝了。查尔斯·达尔文曾上过的剑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还给我提供过院士职位,相当于其他地方的教授。
最终我决定接受华威大学的教职,因为它与约克一样是所新兴大学,不太会有其他校园当时遇到的各种麻烦,例如学生反抗教授等。但这是我可能保有此类念头的最后一周了,因为就在我接受该职位邀约的一周后,华威大学的学生也掀起了反抗行动。最后我发现,自己其实到了一个师生关系面临大麻烦的学校。
在前往华威大学之前,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去谢菲尔德参加一场大学研讨会。从那里回来的火车上,我与彼得·奥本海默(*35.彼得·奥本海默(Peter Oppenheimer,1938—),后来成为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同行,他接过了我在两年前放弃的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的职位。我跟他商量好,每个学期举办一次华威、牛津和雷丁大学合作的联合研讨会,并将其命名为“中南部教员研讨会”。这个想法在华威大学遭到了凯斯·考林(*36.凯斯·考林(Keith Cowling,1936—2016),主要贡献在产业结构领域。)的反对,他担心合作计划实际上会给牛津帮忙。但我的意见最后占了上风。
问:华威大学经济学派的思想有哪些特色?
答:我到那里是1970年9月。他们的想法是吸引很多教授来经济学系,并很早就在招募国内那些最聪明但尚无职位的经济学家。但我不清楚他们试图“兜售”的经济学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我负责执教国际经济学这一自己专长的科目。另外还有宏观经济学,我讲过一年级的宏观课程,是学生普遍需要学习的。我应该还讲过其他课程。
我在华威大学度过了两年,然后休假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在我到华威大学一年左右就发来了邀请。弗雷德·赫希(*37.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1931—1978),英国财经记者与经济学家,最为知名的著作是《增长的社会极限》(The Social Limits to Growth,1977)。)那时即将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最后作为国际事务领域的教授回到了华威大学。我后来回华威大学时与他经常交流,但是当时与他并不太熟悉。他同样很关注爬行钉住汇率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西
问:您是在此时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吗?
答:是的。我记得在1972年1月收到雅克·波拉克(*38.雅克·波拉克(Jacques Polak,1914—2010),荷兰经济学家,他创始的模型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于指导成员国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来信,邀请我去接替即将在春天离任的弗雷德·赫希。我答复说,我无法在春季就任,因为已经答应别人要在当年夏季写出一篇关于国际流动性的研究论文。作为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领导及最实权人物之一,波拉克说他将把职位给我多保留几个月。于是我同意在10月1日履职。华威大学则同意在我离开期间保留两年教职,这属于通行做法。
雅克·波拉克同马库斯·弗莱明(*39.约翰·马库斯·弗莱明(John Marcus Fleming,1911—1976),英国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主任。)结成了一对意气相投的工作伙伴。马库斯非常激烈地否决过我的一些想法,但他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人。
当时组建了“20国委员会”(Committee of Twenty)(*40.此前名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相关事务理事会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n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Related Issues),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2年设立,目的是在1945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崩溃后,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准备草案。),以研究对货币体系的重新设计。该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定于我到任后召开,在11月的感恩节后。此前我用了几周时间撰写相关领域的思考,探讨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包括特别提款权与援助的关系,那是我第一次同马库斯产生争执。
我们第二回爆发冲突是在我向20国委员会提交首篇论文之后。从第一次会议可以明显看出,在指标问题上会出现巨大争执。为此我撰写了关于指标的文章,赞同储备积累太多的国家应该做出调整的观点。由于名为“指标”(indicators),马库斯·弗莱明便完全不能接受,他争辩说,政策绝对应该由人来制定,而不是盲目地根据指标。我们在这一议题上的交锋持续了很长时间。
在华盛顿特区,我在乔治城找到一套称心的公寓,尽管没有待足两年。那里有宽敞的客厅,还有主卧和厨房,但没书房。当时算很贵的租金,每月400美元。乔治城似乎是最佳地点,附近的氛围令我很惬意,因为年轻人特别多,而我当时感觉自己也还很年轻。
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时结婚了。像我这样同基金组织的另一职员成婚,很大概率会是来自不同国籍。例如,我妻子就是巴西人。
问: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状况如何?
答:我被安排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工作,是负责撰写论文的资历最浅者。之前由凯恩斯参与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过于强大的投机压力而走向崩溃。这也是我们一直担心会出现的局面。
在英国财政部时,我们就有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并非常担心它会最终崩溃,只是没有人知道崩溃时会带来何种后果。我们明白崩溃的必然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常识,因为全球范围内释放出来的投机资金总量太大,在这种力量下不可能维持住汇率。当时的英国首相泰德·希斯(Ted Heath)指示英格兰银行不得允许英镑升值,也不允许买入更多美元。而你要阻止英镑升值的办法就是买入美元,他的指示完全自相矛盾。
问:您如何总结自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历?
答:我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但我在早期对取得任何成就不抱希望。我认为那些负责人缺乏完成重大成就的正确态度,事实上他们最后也或多或少承认当时经历的是一场惨败。
问: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您回到了华威大学。这次回归有哪些特色?
答:离开华威大学时我还是单身汉,归来时已是个居家男人,除妻子外,我还带回来两个小儿子,另有我夫人过去收养的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一个外甥女和一条狗。回华威大学后的头一年我们又添了个女儿。
我记得经常去参加货币问题研究小组的聚会,在那里同大卫·莱德勒(伦敦经济学院比我晚一届的毕业生,之后去芝加哥大学,为避免到越南而接受了曼彻斯特的教职)和迈克尔·帕金(聪明的年轻人,从未到过芝加哥,却极具其气质)(*41.大卫·莱德勒(David Laidler,1938—),主要成果包括货币需求与货币理论史的研究;迈克尔·帕金(Michael Parkin,1939—),以畅销经济学入门教科书和广泛的研究领域而知名。两人皆生于英国,并在1975年开始担任西安大略大学的教授职务。) 展开各种争论。1970年左右,我同帕金打了一次赌,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是关于他的工资方程式,由于像当时的标准做法一样缺少预期项,我判断会在1971年和1972年低估英国的工资通胀率,幅度至少两个标准差。我们很快就能知道谁对谁错。打赌的目的是希望给成本型通胀找到坚实证据,但最终结果是我们赞同需要加入一个预期项。当时的那些会议由哈利·约翰逊(*42.哈利·约翰逊(Harry Johnson,1923—1977),加拿大人,芝加哥大学教授,或许是有史以来在经济学期刊中最多产的作者。)主持,他完全不相信成本推动型通胀理论。
我参与的另一件事是1976年春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研讨会,关于石油价格上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那时人们不太担心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情况,然而石油生产国举足轻重。1973—1974年的油价上涨让大家首次见识到石油生产国对全球经济的巨大威力。各商业银行不久后就开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以帮助那些因为石油交易出现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
还有一个关于石油价格上涨对世界经济影响的研究项目,由亚历克·凯恩克劳斯爵士(*43.亚历山大·凯恩克劳斯爵士(Sir Alexander “Alec” Cairncross,1911—1998),苏格兰人,经常担任英国政府的顾问,并撰写英国经济政策和近期英国经济史的著作。)牵头,若干英国经济学家参与。在给英方团队提供的论文中,我试图分析这对非石油领域的国际贸易是否有特殊影响。总体而言,我并不认为油价提高意味着世界末日,这与当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有分歧。他们倾向于说,石油价格上涨可能让石油生产国成为唯一的资本家。
那段时期还有段插曲值得一提。剑桥大学的韦恩·戈德利(*44.韦恩·戈德利(Wynne Godley,1926—2010)。)教授开始宣传他的一个看法:能让英国走出两难困境的出路是贸易保护!我牵头组织了几位学者,给伦敦的《泰晤士报》写信驳斥他的无稽之谈。(*45.“Protection,”The Times(October 11,1976).)
问:在离开华威大学之后,您成为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您在巴西过得好吗?
答:其实,我不是直接去里约天主教大学上任的。起初招聘我的是巴西地理与统计研究所(IBGE,Institito Brasilero de Geografia e Estatistica),而他们真正想要的人是我夫人。幸运的是,那里的所长发现了问题,公开质疑说给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支付最低工资28倍的薪水对这位不落俗套的有良知者亦非好事,然后建议我转入准备开设研究生课程的天主教大学。
我为巴西开发银行的25周年大会提交了一篇关于债务的论文。(*46.“Transferencia de recursos o sistema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1977).)文中指出,全世界有能力把石油贸易逆差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但通过商业银行做这种事情是有风险的。当然,巴西政府激烈反对人们对通过商业银行来操作此事的质疑。
我参加了一次关于巴西通胀问题的会议。当时巴西深陷高通胀漩涡,会议举行时已是连续第97个月的年通胀率达到中等个位数,后来还将出现几轮超级通胀。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巴西在经济分析上的独特思路——最终在1992年帮助该国成功实现了稳定!
我记得当时寄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提到那里的街道全是单向行驶,实在令人讶异。这是巴西给我的主要冲击之一,还有那里生产各种类型的产品,以及该国的发展程度。当时的人们基本上没有把巴西当作像样的工业国家,“只不过是个发展中国家”,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因此我非常惊讶地看到巴西工业基础已经发展到足以制造出大多数产品,虽然还不是全部产品,但也已非常多。确实也有一些产品他们做得不是很好,当开放贸易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生产,而是从国外进口,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实际上他们取得了很大进步,在我看来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来到巴西第三年的时候,鲁迪·多恩布什(*47.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1942—2002),生于德国,1975年起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在宏观经济学领域贡献卓著。)也在那里,他同样娶了位巴西的太太。我们当时做了职位互换,我在那年承接了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讲课的任务。
在巴西的最后一学期,我决定把授课内容写成一本教材。(*48.The Open Economy and the World Economy (1983).)我的想法大致是每周完成一章,把我同时要讲授的内容写进去。但我没有完全跟上节奏,在夏天去华盛顿之后又花了大约一个月才完成写书的目标,出版了一本还算成功的书,并因此赚了大约8000美元。我用这笔钱带着全家人完成了首次从美国到英国的旅行。
智库学者;目标汇率区间
问:1981年,您成为国际经济研究所(IIE,后来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回到华盛顿是怎样的情形?
答:我还在完成自己的教材写作,我有过一个极其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最后没有完全实现。我是在7月初结束里约天主教大学的教学来华盛顿的。
我从9月初开始在国际经济研究所工作,而研究所正式成立要等到10月初,我提前了一个月为之干活。他们获得批准,通过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给我付报酬。基金会是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发起者,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在研究所正式成型之前代为管理。
起初,研究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工作项目分工。大体上我承接了宏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议题,比尔·克莱恩负责债务议题(尽管他仍关注贸易),加里·赫夫鲍尔负责贸易政策。(*49.威廉·克莱恩(William Cline,1941—)和加里·赫夫鲍尔(Gary Hufbauer,1939—)同为美国财政部的前任官员。)我记得弗雷德·伯格斯滕(*50.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1941—),曾任财政部国际事务助理次官。)非常担心我们当时在宏观领域的曝光度比贸易政策多太多,但我认为这主要是人们的固有印象所致。1982年夏,随着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债务问题凸显。研究所成立后的最初10个月里,人们还看不出比尔·克莱恩是在负责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随着墨西哥危机来临,这点就很清楚了。
玛乔丽·迪恩(*51.玛乔丽·迪恩(Marjorie Deane,1914—2008),1947—1989年受雇于《经济学人》杂志,《中央银行》(The Central Banks,1994)一书的合著者。)是《经济学人》杂志的雇员,很有性格,但并不经常写作。她有时评论我说,爬行钉住汇率制将随着对浮动汇率制的厌恶而重新兴起。受到此类评论的鼓舞,我对回归爬行钉住汇率制的思考兴奋不已,很快着手相关工作。(*52.Exchange Rate Rules:The Theory,Performance,and Prospects of the Crawling Peg (1981).)
我在研究所的第一份出版物是一本专著,基于我们在弗吉尼亚州召开的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场会议。(*53.Lending Polic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82).)当时引起轰动的新观念是世界银行发起的、充满争议的结构性调整计划。
问:您一开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性调整持什么样的观点?
答:我认为调整的理念是对的,但危险在于过度狂热,推得太远,试图颠覆对各国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某些项目,虽然我认为他们有否定那些项目的理由。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更加确信在某些国家这一理念起到了糟糕的作用,特别是压缩了教育投入。在我眼里,这不是结构性调整本来打算要做的事情。
国际经济研究所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第一稿,正好是在我带家人去英国之前完成的,也就是我花掉写书的稿费那次。其基本背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与世界银行越走越近,高收入国家已不再成为它们的担忧对象。当然那是在希腊爆发危机之前。(*54.指希腊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及之后遇到的麻烦。)于是我们那时大体认可的原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要和世界银行一样,成为主要面对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机构。
问:您何时开始思考汇率目标区间的问题?
答:是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经济研究所成立后,由弗雷德·伯格斯滕担任主任。他对目标区间的建议非常热心,是我的忠实盟友。
问: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90年代,您把这一理念拓展为BBC(篮子、区间和爬行)理论?
答:是20世纪90年代,甚至可以说是在之后的10年,当鲁迪·多恩布什把我的这些观念命名为BBC理论的时候。
问:提到爬行钉住汇率制与其他中间汇率制,您如何评价它们在可持续性方面的实际表现?
答:有些国家做得相当好,智利就是最经常提到的例子。但即使智利也认为他们尚未达到稳态,由于没有发达国家对爬行钉住汇率制表现出丝毫兴趣,他们自然以为在成为发达国家后也会实行浮动汇率。浮动汇率制同样不像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至少能避免经常性的危机。
问:造成中间汇率制不容易持续的原因主要来自经济还是政治方面?
答:维持竞争力经常是最主要的经济动机,但我认为我们不能把这些货币视为太弱或者太强。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干扰主要来自政治方面。
问:您是什么时候成为知名的“汇率大师”的?
答:是随着《汇率体制》一文的发表(见Policy Analysis 5,1983)。我首次提出汇率目标观念并主张将其控制在某个预定范围内,是出自与弗雷德合作的一篇文章,我们在比尔·克莱因关于贸易体制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的贸易政策》(Trade Policy in the 1980s)里提出了汇率目标区间的概念。(*55.“Exchange Rates and Trade Policy” (with C.Fred Bergsten,1983)。)
因此,我给研究所的《政策分析》(第5期)撰写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之前概念的发展,探讨目标区间的具体含义。设想如下情形,汇率达到区间边缘时允许它越出区间,然后承诺尽快让它返回区间,则目标区间是否依然存在?弗雷德认为,如果达到汇率区间边缘,就该尽力捍卫边界,而我倾向于允许其偶尔越出区间。在我眼中,这正是目标区间制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本质区别。
《政策分析》(第5期)于1983年首次出版,到1985年再版。在头一年中这应该是我的主要工作内容,后来我显然是忙于其他课题。例如,我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唐·莱萨德(*56.唐纳德·莱萨德(Donald Lessard,1943—),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管理教授。)合作了一本书。我们举办了一场关于资本逃逸的会议,把成果总结成《资本逃逸与第三世界债务》(Capital Flight and Third World Debt),于1987年出版。那次会议有查理·金德尔伯格参与。我们抓到的要点是股权资本流动的巨大潜力,特别是投入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的资本。如今这是非常大的业务,但在1987年却是惹人嘲笑的话题。
第三世界的债务到1985年成了头条新闻。(*57.墨西哥于1982年8月对外债违约,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亦步其后尘。参见之后关于1985年经济发展情况的介绍。)那是我加入债务问题讨论的一种方式,我无法抗拒对比尔·克莱因的领域的关注,虽然他是国际经济研究所这方面理所当然的发言人。事实上,比尔完全没有独占欲,他邀请了弗雷德与我合作编著一本关于银行和第三世界债务的出版物《对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借款》(Bank Lending to Developing Countries,即1985年的《政策分析》)。回头来看,我对这篇著述的内容有保留意见,它让读者以为我们相信债务免除是不可接受的。其实只是比尔认为不可接受,然后就被表述成了大家集体的意见。
问:您在罗纳德·里根任期内对他的看法如何?
答:我对里根持强烈批评态度。他善于利用一些趣闻逸事来讨好中产阶级民众,说得好像在摆脱规则约束后,一个人就能给大家解决问题。但他忽略的现实是,有千百万人在受到同样问题的困扰,缺乏类似的资源或幸运。
我强烈反对他的税收政策,主要是因为这奖励了富人,惩罚了穷人。社会的平等化要想取得任何进步,你都必须让富人缴纳高税收。
问:您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经济学有何看法?
答:自1985年起出现了巨大变化,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出任里根的财政部长。“贝克计划”(Baker Plan)于1985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发布,它基本上承认此前的债务策略效果不佳,而问题在于各国没有足够热心地开展改革。该计划要求推动结构性改革,其含义是像撒切尔在英国或者里根在美国那样,在各自国内实施多项结构性变革。它的部分内容我是赞成的,某些在后来也被我放到“华盛顿共识”里面。但我不是全部赞成,有些内容我甚至觉得过于疯狂,例如由固定增长率的货币供给决定货币政策等。而这些建议随后也被放弃了。
问:您可否描述下“贝克计划”的主要内容?
答:各国应该做结构性调整。之前这没有被视为各国应该开展的核心工作,但到那时被列入了,而过去的建议只是说各国应该勒紧裤带搞紧缩政策。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当时在结构性调整方面着力并不多,只是单纯做紧缩。在“贝克计划”之前,外界鼓励他们将紧缩视为义务,而不是做结构性调整。因此是“贝克计划”提出了结构性调整的要求。
当然,如果没有空间能同时完成多项工作(如实现出口扩张),也谈不上开展结构性调整。例如,除非有合适的资源并能够生产出产品,否则发展新的出口产业将是无稽之谈。因此首先必须确保有合适的资源,才能促进新的生产活动。这或许要求实行通货紧缩,但紧缩幅度必然小于单纯实施紧缩政策的情况。
由于“贝克计划”标志着西方强国对债务危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大家不再需要装出如果多给各国一些时间,它们就会全额还款的假象,而是承认如果继续当前政策,它们很可能将无法恢复偿付能力。因此,政策必须做出变革。如私有化这样的措施就被醒目地罗列在清单上。“贝克计划”中没有补充关于债务减免的资格条件,它似乎暗中认定了债务减免的必要性,但对于该如何操作则没有概念。
问:在“贝克计划”之后,您又撰写了一期《政策分析》。这次的目标对象是谁?
答:主要是针对银行,讨论为债务减免提供系统却多样的方法。那期《政策分析》的题目是“关于债务减免的自愿办法”(Voluntary Approaches to Debt Relief,1988),可不够坦诚的地方是,无法指望银行自愿减免债务。更合适而准确的题目应该是“关于债务减免的不同办法”(Varied Approaches to Debt Relief),而对于不采取任何一种办法来减免债务的银行则必须有惩罚措施。当时有强烈呼声要求提供选择空间,而非强迫所有银行采取相同政策。例如,有些人只想减让利息,有些人想核销贷款本金,还有人希望在会计账目上维持债务价值,但可以提供新的贷款。因此完全合理的建议是,只要求所有银行都做出相同的现值让步。关键在于你必须迫使银行对此有所作为。
于是1989年,在“贝克计划”之外,又有了官方认可的债务减免,其方式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各国提供贷款,换取各国同意继续偿付重组后的债务。各国还将通过购买美国零息债券来保证偿付本金和部分利息,这使它们能在20年时间里有必要的资金来偿还本金。由于此类债券不付利息,所以其价格很便宜,远低于债务的价值。这成为保证债务本金偿付的一种办法。无论如何,各国都在偿还贷款利息,而重组后债务的利息负担降低了。
华盛顿共识
问:接下来我们要谈“华盛顿共识”了,这个词汇是您在给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提供证词时提出来的?
答:我当时发现,美国国会议员有一个信念,以为拉丁美洲国家在结构性调整方面毫无作为,浪费了时间。(*58.U.S.Senate,“Implementation of the Brady Plan: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Debt of the Committee on Finance,” (1990),第36页。)但我想那是对拉丁美洲真实情况的误解。于是我说:“我们可以召开一次会议,进行讨论,让每个国家介绍它开展的工作。”作为参考,我准备了一份文件《华盛顿提出的政策改革是什么意思》,正是在这份文件中介绍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大体上陈述的是各国按照当时华盛顿的标准应该做些什么。(*59.“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Latin American Readjustment:How Much has Happened?,ed.John Williamson (1989).)
问:您最初对华盛顿共识的定义是什么?
答:在国际经济研究所,我们感觉到各国虽然推动了经济政策的重大变革但没有得到承认。所以,我们计划在研究所召开一次会议,与来自不同国家的经济学家及其他专家合作以改变现状。他们都提前拿到了我的文章,其中概括了华盛顿各机构赞同应该实施的各类经济政策变革(调整),然后前来讨论,并提交了他们各自的论文。
我邀请了两位被寄予厚望的华盛顿人士,其中一位是艾伦·梅尔策(*60.艾伦·梅尔策(Allan Meltzer,1928—2017),卡耐基-梅隆大学教授,货币主义学派的领头人之一。),另一位是理查德·范伯格(*61.理查德·范伯格(Richard Feinberg,1947—),美国政府官员,智库学者,关注拉丁美洲问题的教授。)。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很坚定的态度,但我仍将他们视为一定程度的支持。第三位受邀者斯坦利·费希尔总体上发挥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我认为,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很快变成重大事件,而是要等到我开始利用会议成果敦促各国继续或者启动政策调整的时候。尤其是在巴西,他们当时确实尚未开展太多结构性调整工作。
也是在那个时期,鲁迪·多恩布什开始攻击我的观点。他在参会时表现出非常赞同的态度,但会后变得极具批评性,说“威廉姆森对华盛顿投降了”。
问:华盛顿共识这一说法在首次提出后是立刻流行起来,还是又过了一段时间?
答:大多数人认为,在华盛顿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共识,或者说,华盛顿应该是个产生分歧而非共识的源头。不过在经济政策领域,我认为在当时比之前或之后都有更多共识。当然不得不承认,目前对其他国家的问题要比对美国的问题有更广泛的共识。自那之后,在我看来这一术语被用得太滥了。
华盛顿共识经常受到的攻击是,它给市场定位的作用太大。可事实是市场本就应该在经济体制中发挥很大作用,我认为这一判断没有错,或者至少是言之成理的。
问:在首次提出这个说法时,您设想的听众是谁?
答:是购买国际经济研究所产品的那些客户,也就是我们认为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感兴趣的人士。这里有行政机构和美联储的成员,包括政治任命的官员和公务员、关心政治的人、媒体从业者、学者等,既有美国人也有外国人。这次还应该有国会议员。
问:是否有人认为,您在本质上扮演了美国政府、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色,试图左右其他国家的政策选择?
答:我不清楚其他人的想法,但知道自己并没有特别在乎不干涉的理念。(我们越早放弃这一16世纪的陈旧观念,结果越好。)它对美国政府,乃至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是适用的。可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言,力争影响客户国家的政策本就是我们的一项责任。
人们指责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操纵其他国家的政策,不是发挥影响,而是发号施令。但我认为它们并没有这样的权威,没有权力操纵哪怕最小国家的事务。
问:华盛顿共识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偏离您的设想?
答:通过两次事件,我开始发现华盛顿共识被用在与我的设想完全不同的地方,被用于里根和撒切尔推动的所有非自由派的以及有争议的方面。
第一次是我去参加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如今名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拉丁美洲分部的会议。在里根大厦建成前,他们通常在史密森学会的老楼里开会。本来是请我去好好讲一通,可是当听到人们用华盛顿共识表达的意思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另一次是同巴西的前财政部长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62.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1934—),巴西经济学家,前财政部长。)会面,通常人们叫他布雷塞尔。他告诉我,华盛顿共识已经不在我掌控之下,成为人们口中五花八门的内容。因此,他也会用拉丁美洲的通行含义来使用这个术语。
问:这个术语在拉丁美洲的通行含义是什么?
答:基本上是指新自由主义道路。我的原意是从里根—撒切尔经济学中挑选出经受了考验的部分,而非对其整体上唱赞歌。我的主张里显然有些内容不属于里根—撒切尔路线,例如反对削减教育和医疗支出等。与之相反,固定增长率的货币供给是里根和撒切尔在就任时推行的政策主张,却并未在实践考验中保留下来。
我认为在经济稳定化方面不存在任何特殊的新自由主义色彩。我提的共识是坚决支持经济稳定的。
问:您有没有同许多国会议员或其职员交流,以帮助撰写这一评估意见?
答:我没有对国会做调查以考察他们的观点。但通过与国会议员及其职员的非正式交谈,我的观念受到了影响。
问:在认识到华盛顿共识被曲解之后,您做了哪些工作?
答:我作为学者撰写论文来回应。我开始写文章解释自己的立场,并指出对华盛顿共识存在不同的诠释。
我还召集了一场关于政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其内容后来以“政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为题出版(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1994)。该书主要分析了经济稳定化的政治活动过程,不是聚焦于经济学领域,政治学的内容要多得多。
问:关于华盛顿共识,您遇到过的最令人不快的争论是什么?
答:我觉得是来自弗朗西斯·斯图亚特(*63.弗朗西斯·斯图亚特(Frances Stewart,1940—),牛津大学发展经济学家。)的批评。她强烈反对这一共识,并宣称,是我暴露了华盛顿把这些政策强行施加给其他国家的秘密。但我并不这样看,部分原因在于我认为华盛顿共识是好事,更主要是因为我不觉得华盛顿的机构有实力把观点强加给其他国家。哪怕是小国也完全可以按自己的主张行事。
问:关于“华盛顿”的定义是否也在改变,包括美国国会、政府高层人士、国际机构的技术官员、经济机构、美联储及各种智库等?
答:每逢政府更迭时,华盛顿都在变化,如今关于任何议题都没有太多共识了。至于是哪些机构决定着“华盛顿”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你们的提问中已说得很清楚了。
问:有一次您说起,您对发明华盛顿共识这个说法感到后悔。
答:那是在小布什总统任期中说起的,因为我感到把经济改革同华盛顿捆绑起来对推动改革来说不是好事。如果是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就不会这样,但到特朗普时代又变得麻烦起来。不管怎样,他是不相信华盛顿共识的,也不太相信其他的,只沉醉于自己的伟大光荣。
问:2000年,您提到希望对其中几项政策做升级更新。(*64.“What Should the World Bank Think about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2000).)如今您还希望对这些修订后的政策再度做更新吗?
答:我希望把专栏2中的第4项“利率自由化”替换为更宽泛的“金融自由化”,另外在第5项中,我或许混淆了思想与愿望。具体来说,对于我相信的竞争性汇率(其含义是汇率由实现合意的经常账户收支来决定,而非取决于名义锚定标准)的优点,我错误地以为华盛顿方面是认同的。
在完成这两处修订后,我会很乐意推荐这些政策。但问题在于,即使认为华盛顿方面可以赞同第4项的修订,他们肯定也不会同意第5项的修订。如果我说,威廉姆森个人提出的改革建议应该不会有华盛顿共识那样的影响力,这不至于被批评为粗鲁无礼吧?
专栏2威廉姆森的华盛顿共识的原版和修订版(*65.“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1990);“What Should the World Bank Think about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2000).)
1.财政纪律
2.调整公共支出优先次序,偏重既有较高经济回报又有改善收入分配潜力的领域,如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等
3.税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
4.利率自由化(修订版本:金融自由化)
5.竞争性汇率(修订版本:与理想的经常账户收支状况挂钩)
6.贸易自由化
7.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自由化(修订版本:需要提示,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允许完全自由的资本流动)
8.国有企业私有化
9.放松管制(取消产业进入和退出的壁垒)
10.保护财产权利
问:这一术语的流行程度如何?当其他人撰写有关华盛顿共识的题材时,您有没有感觉到其含义已经随时间改变了?
答:当然。许多人认为它只不过代表经济自由化。他们只关注其中的几点内容,第4条,或者第6条到第9条。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把第7条错误地解释为要求实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
这一术语还包含了政策之外的某些含义,例如其中似乎有基于地理邻近程度形成的共同思考方式。比如,美国财政部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有三个街区,美洲开发银行则位于另一个方向的一个街区外。在那些地方工作的经济学家似乎也出自范围有限的一些大学。除了在特定政策上的一致看法外,他们也有某种共同的思考方法,因为经济学家彼此交流,由此发展出了一种群体解释作为共同的思考方式。
我承认,经济学家在很多议题上都形成了共同的思考方式。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他们上的是同一批大学,而大学的类型是有限的。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养成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他们出身的大学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尽管这一进步的速度比较慢。
问:您与拉丁美洲的巴西有个人联系,那里或许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例外案例。
答:巴西显然在改革启动上落后了,而且同某些较小的国家相比,巴西对加入其他人发起的计划没那么热心。可是,就改变那些过时政策的实际表现来看,巴西未必有多么落后。
世界银行;联合国
问:在华盛顿共识变得更加知名后,您开始在世界银行工作。您在那里的经历如何?
答:在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对世界银行的政策问题非常感兴趣,并为此提供过几次专家证言,他们也邀请我参加过多次会议。因此,就熟悉他们的研究计划而言,我觉得去那里工作我是够格的。
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66.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Sebastian Edwards,1953—),拉美经济发展专家,后来成为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比较》曾出版他的《掉队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一书。))任世界银行驻拉美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当时他开始考虑退休,职位即将空缺出来。正好我对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感兴趣,而且就是想担任拉美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不过这并不可行,因为世界银行想找一位拉丁美洲的人士。
与此同时,乔·伍德(*67.唐纳德·伍德(Donald Joseph Wood,1941—),1968—1998年在世界银行任职,担任过若干高级职位。)担任世界银行负责南亚地区的副行长。得知我在打听职位后,他想到给我另找一份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在他能掌控的地方。
问:于是您在初期作为南亚部门的负责人进入了世界银行?
答:非也,我是担任乔手下的首席经济学家,负责指导在南亚区域工作的众多经济学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和马尔代夫等国家。原则上还包括阿富汗,但由于塔利班政府的存在,那里几乎无法开展工作。
对我而言这段经历没有太多亮点,可以说有些令人失望。我组织的两场会议在筹备过程中或许有些特色,但结果未能如愿。一场会议是在斯里兰卡同亚洲经济学家的讨论,主要来自该地区各国的学术界与政府部门,也有世界银行的部分经济学家。另一场则主要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会议,并从外面邀请了发言人,例如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斯坦利·费希尔。
问:对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事情,您还有其他想介绍的吗?
答:在世界银行的其他经历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对世界银行官僚机构的态度并不是很欣赏。世界银行的效率远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此在1999年底,当我在那里工作已满三年时,他们提出把任期延长到六年,我谢绝了,离开世界银行回到了国际经济研究所。
问:您拒绝的原因是?
答:反正我认为,我回国际经济研究所比留在世界银行更有价值。在研究所,我同弗雷德·伯格斯滕合著了关于美元价值高估的《政策分析》,但在对策方面的内容比较弱,因为他依然指望用干预来解决高估问题。(*68.Dollar Overvalu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with C.Fred Bergsten,2003).)
我最后还与比尔·克莱因合作撰写了多篇文章。他愿意用自己的世界贸易模型来更新对均衡汇率的估算值。
问:在2000—2005年,您感觉最自豪的项目有哪些?
答:在国际经济研究所期间有几项,包括与弗雷德合作的关于美元高估的成果,另外一个项目依据的理念突然间流行起来,还有一个在研究所之外的项目。
这个突然流行起来的理念是指,只有固定汇率制或自由浮动汇率制是可以长期维持的汇率体制。(*69.对这一所谓的两极观点,可参阅Fischer (2001);我的观点可参阅Exchange Rate Regimes for Emerging Markets:Reviving the Intermediate Option(2000)。)有管理的浮动制和爬行钉住制被排除在外了。但支持这一观点的实证数据只来自西方七国,在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层面大体上还没出现能得出该结论的迹象。
另一个项目与巴西有关。当卢拉首次成为总统大选中的领跑者时,人们对巴西的信心立刻下降,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卢拉将会也应该对庞大的外债违约。我于是撰写了一篇政策讨论文章,题为“巴西是下一个吗?”(Is Brazil Next? ,2002),提出只要能克服信心问题,巴西会有不错的前景。很幸运,正如我在大选前到巴西的一次行程中得到的保证那样,卢拉赞同了我而非其他专家的意见。巴西扫清了前进的道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了空前庞大的一笔贷款,以解决信心问题,接下来进入经济繁荣,并维持到卢拉的任期结束。卢拉比较幸运,贸易条件在他首次出任总统时变得对巴西非常有利,并在其总统任期内保持良好,之后才趋于恶化。而不幸之处在于,卢拉没有在那些好年景中留下足够多的储蓄来救助他的继任者。
我写的另一份《政策分析》是关于汇率制度与资本流动的。(*70.Choosing Monetary Arrangements for the 21st Century:Problems of a Small Economy (2006).)发展中国家反复经历了过多资本涌入和外流的场景。资本流动的逻辑是把国内投资同国内储蓄的水平分开,然而,如果你因为担心资本外流而必须维持100%的边际储备要求,这一逻辑就不再成立了。只有那些打算在贬值时依然留下的资本才是值得拥有的。
还有一份关于拉丁美洲的《政策分析》是我与佩德罗·巴博罗·库津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合作完成的,题为“华盛顿共识之后”(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71.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Restarting Growth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2003)。库津斯基之后成为秘鲁总统。)文章的目的是重新点燃拉丁美洲对改革的热情。他们曾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表现出的改革激情此后就消失了,而且在我们看来,他们还没有完全收获早期改革的成果。
我确信,我与佩德罗在普林斯顿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遇见过。我们还上过同一门课程,应该是鲍莫尔的课。但他还在英国上过学,所以我也许在那时就见过他。我们很自然有些共同话题。之后他又做出了各种成就,直到成为秘鲁总统。
有意思的是,那段时期的对外研究项目还涉及一位我之前遇到、后来也成为拉美国家总统的人:欧内斯托·塞蒂略(Ernesto Zedillo)。我记得我们是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伦敦见的面。在塞蒂略出任总统前,他的电话号码在我的笔记本里保存了很多年。我从未想到他会成为墨西哥总统。若不是一次历史意外事件,他或许不会担任总统。在当时的竞选活动中,总统候选人遇刺身亡,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塞蒂略因而取代了正位。
他于1994年当选,在即将完成任期的2000年,联合国秘书长提议成立了塞蒂略委员会(Zedillo Commission),负责评估经济改革选项。塞蒂略于是邀请我去负责该委员会的高级别专家组,其中有罗伯特·鲁宾(Robert E.Rubin)、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与孙正义(Masayoshi Son)等人,(*72.United Nations,Report of the High-level Panel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2001).)目的是为2002年的国际发展融资会议发挥影响。(*73.国际发展融资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and Development),由联合国资助,于2002年3月19—22日在墨西哥蒙特雷召开。)这个机遇让我十分憧憬。
根据对不同方式的发展融资的总结,《塞蒂略报告》(Zedillo Report)分析了国际组织的现有格局,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资金投入不足;在很大部分收入来自海外的今天,全世界迫切需要一个国际税收组织(International Tax Organization);环境方面的职责则应集中交给一个全球环境组织(Glob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由于当今时代并不以支持组建(或改革)国际组织见长,上述建议最终被束之高阁,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无论如何,必要性才是创新之母,当现实需要变得足够迫切时,国际体系自然会做出响应。因此,随着西方国家意识到无所作为使其因避税行为而损失巨大之后,便要求经合组织(成员仅限于富裕国家的、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缩微联合国)安排一系列双边税收条约。每个国家都将针对涉嫌获得应税收入的外国人账户按照惩罚性税率预扣储备金,等获得该笔收入已被报告给有关机构的信息后,再返还储备金(加利息)。关键在于,这种双边税收条约并不限于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
另外,全球气候危机已推动联合国召开了一系列气候会议。尽管此类行动尚未扭转气温上升趋势,世界的公众舆论却似乎已被充分唤起,要求采取决定性措施。
最后,该高级别专家组呼吁在国际发展融资会议之后召开全球化议题的首脑峰会。如果当时能触动他们的话,这本可以给各国领导人带来重塑国际经济的力量。
近期工作;对发展经济学的思考
问:在国际经济研究所后来的岁月中,您做了更多关于资本管制的研究。可否介绍一些这方面的发现?
答:我们对资本管制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没有管制的资本流动往往是顺周期的,因此在商业周期下行时,资本将外流。最糟糕的情况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各国发现它们拥抱资本流动的结果是遭到重创。
问:您会如何描述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经济学家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资本账户自由化中得到了怎样的经验教训?
答:我并不认为2008年危机是由于资本账户失衡所致,但我认为那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因为太多资本在危机前涌入东亚各国,然后又同时撤出。
问: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我们在开放资本账户方面应该有哪些教训?
答: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学家形成了一种观点,认为阻止加剧周期波动的资本流动是完全正确的。我在思考,我们能否更进一步,阻止所有不准备接受货币在未来贬值风险的资本流动。例如,那些不准备在某个国家停留一定时间(至少5年或者10年)的资本流动,是否应该被自动排除。
问:各国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是否太快了?
答:是的。
问:您从国际经济研究所退休后过得怎样?是否在继续经济学方面的写作?
答:我最新写的书是敦促世界走向与增长挂钩的证券体制。(*74.Growth\|Linked Securities (2017).)这种证券不是采取固定利率,而是与某个国家的增长率正向关联的利率。这样以5%速率增长的国家将会比以3%速率增长的国家支付更高的利率。当前为了让增长较慢国家的证券对投资者有足够吸引力,你必须让其发行时的利率高于增长率能达到5%的国家。而新型证券对借款人的优势在于,如果增长率意外下滑,则只需支付较低的利息成本;对投资人的优势则在于,他们可以依靠对相对增长率的准确判断来获利。
问:在曾经参与的经济学领域,您认为在自己职业生涯期间发生了哪些理论和政策方面的主要进步?有没有哪些重要领域您认为出现了退步,即您年轻时的经济学家或政策制定者知道的东西,被如今的经济学家遗忘或忽略了?
答:我所在的经济学领域的巨大进步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而非我本人生活的时期。我认为我们促进的领域是实证研究,或者说,找出正确的实证信息的能力至少有所进步。
较大的退化是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由于一个已经被严格证明为错误的理论,如今诋毁凯恩斯的情况变得非常普遍。相关论证可以参阅默文·金(Mervyn King)的著作《金融炼金术的终结》。
问: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带来席卷经济学的任何新的重大理论,与凯恩斯的学说在大萧条后的影响无法相提并论。在您看来,这场金融危机是否要求对我们理解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或国际政策合作的方式做根本反思?
答:我同意,自2008年以来没有重大的新理论出现。我认为这是因为经济学理论中已没有巨大缺口需要弥补,没有看出做根本性重新评估的必要。
问:您认为自己的学术遗产在哪方面?您对其他人有何期望?
答:显然是汇率政策。我不同意自由浮动汇率的整体理念(边说边摇头),但有关的反对理由还没有得到充分阐述。自由浮动汇率意味着政府不介意汇率水平,而我看这不是明智的态度。我认为你可以设定一个汇率目标,但并不锁定为永久性的固定汇率。这是我主张大多数国家采纳的做法。而如今,对于那些希望实现一体化、在相互间建立内部市场的国家,我认为可以属于例外。
在国际经济研究所出版的图书《参考汇率与国际货币体系》(Reference R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2007)中,我提出了如下理念:各国应该就一系列汇率水平达成共识,干预措施则应该限于让汇率回到参考汇率水平。或者说,如果他们的货币已经偏弱,则不能在干预中使其进一步削弱。如果货币已经偏强,则不能以干预使其更加走强。
但问题在于,首先要让西方七国支持这种观念,(*75.七个主要发达国家的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其次是拟定一个让所有国家都同意作为参考汇率的汇率价格表。我不觉得这是个愚蠢的尝试,它反映了我的理念,即各国在汇率政策上的利益从根本上讲是并行的,而非相互冲突。
问:您认为人类未来面临的最重大议题是什么?
答:毫无疑问是气候变化。我想我们必须为此加快行动,美国本应该带头,而不是落在后面。为防止形势恶化,现在值得付出巨大努力,以坚决的政府行动推行碳税。这是我至迟从1990年来就极力赞成的建议。■
(余江译)
(因篇幅所限,略去了文后威廉姆森的主要著作列表,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有需要者请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
感谢金融稳定中心(Center for Financial Stability)授权出版,感谢金融稳定中心总裁Lawrence Goodman先生和首都经贸大学李婧教授在本文的翻译和出版中提供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