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货币理论101：对批评者的回应　

　　帕利（Palley）认为，现代货币理论提倡政府支出的货币融资会导致通货膨胀，拉沃伊（Lavoie）、罗尚（Rochon）、菲比格尔（Fiebiger）和其他人赞同他的看法，都反对合并假说（Palley，2012；JKH，2012a，2012b；Lavoie，2013；Fiebiger，2012a，2012b；Rochon-and-Vernengo，2003；Gnos-and-Rochon，2002）。他们指出，这一假说没有描述发达国家当前的制度框架，并声称它把现代货币理论推向了不必要的强逻辑要求。在本节，我们将分析紧绕货币本质和税收作用的相关问题，并着手探讨合并论，从而解决上述争议。

　　（货币）循环流转理论不失为一个良好起点。和所有理论一样，它简化现有的经济体系，以便从逻辑推理中得出因果关系。从循环流转理论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凯恩斯的观点,即支出是促成储蓄的可能因素（Keynes，1939），并认识到区分筹集资金（financing，初始融资）和提供资金（funding，最终融资）的重要性。帕尔盖茨等人（Parguez，2002；Bougrine-and-Seccareccia，2002）表明，循环流转理论可以扩展到包含国家，并得出与现代货币理论类似的结论。

　　首先让我们假设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体（图1），联邦政府通过支出注入货币，并征缴必须用这种货币支付的税收。（联邦）政府还向其他部门（国内私营部门、国内州和地方政府、外国部门）提供政府货币预付款，而这些部门必须偿还政府货币。该政府的财政运作被认为没有任何自我施加的约束。（这个例子与200年前的情况相似：当时政府以硬币、统计棒和信用票据的形式发行货币，并使用相同的金融工具征税。）

　　货币主权政府是其货币的垄断供应商，可以用实物或非实物形式发行任何面值的货币。因此，政府有无限能力支付它希望购买的东西和履行承诺的未来付款，并有无限能力向其他部门提供资金。所以货币主权政府不可能破产。它永远有支付能力。（①当然，主权政府可以选择违约。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必定寻求法律救济。不能强迫主权政府违背其交付本国货币的承诺。）

　　另一个重要的逻辑结论是，销毁政府货币（通过执行税收和偿还预付款）之前，必须先向其他部门注入政府货币（通过支出或预付款）。在主权政府遵循自身货币体系运作的经济体中，支出（或贷款）必须发生在征税之前。按照这个逻辑，税收并非资金来源。它们属于政府货币销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们将货币归还给发行货币的政府。因此，政府“预算约束”（②借鉴微观经济学发展出家庭预算约束，宏观经济学也引入政府预算约束：政府支出=税收+国债发行（借款）+货币发行。当然，与家庭不同，众所周知政府可以“印钞”；然而这是要避免的，因为它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应该更恰当地解释为说明政府货币注入和销毁的“事后恒等式”。它不是描述如何给政府支出提供资金的方程式。依照这种逻辑，财政赤字代表通常需要消耗的货币净注入，详见第3节所述。

　　第三个逻辑结论是，征税、“借贷”和货币创造不是相互排斥的政府融资方式。事实上，所有这些发生在循环流转的不同阶段。它们是政府与其他经济部门顺利合作的补充手段。货币注入让政府通过满足非政府部门对政府债务的需求，获得它想要的东西（包括高能货币和债券；我们稍后会讨论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需求）。税收执法是货币回流机制的一部分，换言之，它允许政府货币流回发行者。

　　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需要回流。原因就在金融的逻辑之中。所有货币工具都是金融工具，因此它们必须遵守金融规则才能产生价值。赋予金融工具价值的核心手段是发行者必须在将来收回该金融工具。（①参见Innes（1914，第161页）提出的一条基本金融定律：“全世界信用的本质”，是“信用持有人（债权人）将债务发行人（债务人）的承认（acknowledgement）或义务返还给发行人的权利”。）家庭承诺收回抵押贷款票据（偿还抵押贷款），企业承诺收回债券（债券到期时偿还本金）。当邻居把你的“一杯糖”借据还给你时，你必须接受并提供糖或其他双方都接受的偿付。这同样适用于政府货币工具：货币发行者必须承诺接受支付给自己的货币。为满足这一回流要求，家庭参加工作赚取货币工资，公司需要赚取货币利润，政府则实行征税（广义上讲，向当局支付的其他类型的款项也很重要，比如规费、罚款、什一税、贡品等）。每一种手段都对特定经济单位的金融工具产生需求。国内私营部门赚取货币收益的能力越大，收回其金融工具就越容易，它们的金融工具被接受的范围也将越广。一般而言，征税能力越强，对政府货币的需求就越大。

　　因此，税收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政府货币按面值流通（从而提高支付系统的效率），而且能够消除国内经济单位的部分购买力，从而促进价格稳定。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迅速吸取了这一教训，以致当殖民地居民最初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质疑信用票据的价值时，这些票据很快被用作货币并按面值流通：当政府首次用这些票据代替硬币提供给债权人时，大家满腹狐疑……一开始，它们的流通价值下降了20%到30%……很多人担心半年后政府会被推翻，令他们的信用票据变成一堆废纸……然而，当新政府完全承认这些票据，当人们发现没有人企图发放超过满足当前形势迫切所需的票据数量，而且也没有人试图推迟收回票据的期限时，这些票据被整个社会满怀信心地接受了……并继续按面值流通。（Davis，1901，第10页、15页、18页、20页）人们在二战中“重温”了这一课。正如比尔兹利·鲁姆（Beardsly-Ruml，战时纽约联储主席）所说：这场战争教会了政府，政府教会了人民：联邦税收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大有关系，因为买卖物品必须按价格支付。如果联邦税收不足或税收种类不当，公众手中的购买力很可能超过满足这种购买需求的商品和服务产出。如果需求变得太大，结果将是价格上涨，待售物品的数量却不会相应增加。这意味着美元的价值比之前更低，即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如果联邦税收过重或种类不当，公众的有效购买力将不足以从商品和服务生产者手中获取这些生产者想生产的所有产品和服务。这将意味着大面积的失业……政府花费的美元变成收款人手里的购买力。政府通过税收获得的美元不能由人民花费，因此，这些美元不能再用于购买可供出售的物品。所以，征税是管理任何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首要工具。（Ruml，1946，第36页）有趣的是，鲁姆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税收已经过时”，他正确地认识到“战时财政”教导人们税收的重要性在其他方面，而不在为主权政府支出筹措资金。

　　虽然这种简化的货币体系在制度上与同时期的货币体系不同，但它确实带来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的是，它表明，论述税收问题要从公平和控制通胀能力的角度，而不是从政府筹资的视角入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对使用简单的循环流转模型提出了两个理由。首先，它符合历史上重要的政府融资程序（甚至批评者也认识到这一点）。但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区分货币发行者和货币用户的逻辑框架。任何发行者都可以提供某种无限量的借据，并同意接受借据的返还。正如海曼·明斯基所说，关键在于让这些借据被接受。通过征税（或其他义务，如规费和罚款），主权政府确保了可接受性。只要政府承诺收回自己的借据以偿还债务，它就不会被迫违约。（同理，如果它承诺将其借据兑换成稀缺金属或外币，它就可能被迫违约。）此外，因果顺序十分明确：有义务支付货币的人必须在能够支付之前获得货币，如果政府是唯一的供应者，它就必须在税款和其他债务被偿付之前支出或借出货币。这一逻辑提供了一个有助于分析现代政府运作方式的框架，哪怕今天的操作更为复杂。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帕利（2013，第14页）提出的两个观点：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政策主张是，在充分就业水平以下，政府支出不存在财政约束。据称，只要经济低于充分就业水平，政府就可以发行货币，为非通胀性支出筹集资金……唯一值得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但现代货币理论排除了这一点，因为它否认需要用税收填补赤字。在静态经济中，这意味着货币供应相对于产出将持续增长，于是导致通货膨胀，进而削弱货币的价值。首先，帕利批评现代货币理论“提议”的用货币为政府支出融资会引发通货膨胀，这是错误的。他的观点基于一种看法，即税收和货币创造是财政部预算约束范围内的选择。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货币创造”和征税不是替代方案，它们发生于融资过程的不同阶段。换句话说，我们是在描述融资过程，并非提出政策建议。帕利没有弄明白融资顺序的逻辑：必然先有“货币创造”，才能通过缴税赎回“货币”。

　　其次，现代货币理论确实明确区分了现实约束和财政约束，这是该理论的关键点之一。通货膨胀是现实约束而非财政约束，通货膨胀并不能阻止政府自筹资金，因为政府为自己提供资金的能力与经济状态无关。事实上身为货币发行者，政府总是可以出价高于私营部门，这必然是现代货币理论关注的问题。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将导致通货膨胀；而达到充分就业之前，政府可能会造成关键投入品价格的瓶颈和通货膨胀。此外更出人意料的是，对于通货膨胀的原因，帕利似乎采用了过分简化的货币主义观点，声称货币供应增长大于产出增长将“削弱货币价值”。和大多数非正统的方法一样，现代货币理论拒绝用数量方程解释通货膨胀。在我们看来，如果政府支出与税收之间关系不正确，通货膨胀就会发生，而不是因为货币供应量（无论如何衡量）与GDP的比率出了问题。在这点上，我们遵循传统的“内生货币”观点，即货币存量与国民产出的比率是一个无意义的残差。

　　帕利、罗尚和弗农戈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在货币与税收的联系上纯属小题大做：很遗憾，现代货币理论制造不必要的争议，声称纳税义务是货币发展的唯一理由（Palley，2013，第3页）。主权，也即征税和选择某种征税记账单位的权力，并非货币存在的主要原因，即便现代货币最终是名目货币。（Rochon-and-Vernengo，2003，第57页）这些引述中使用的“货币”一词过于宽泛。更准确地说，现代货币理论的确认为，当局强制执行义务（包括税收、罚款、规费、什一税和贡品）在逻辑上足以“驱使”人们接受政府货币。一部分采纳现代货币理论的人（包括我们）认为，历史记录确实表明，这些义务是货币的起源：政府货币最初通过强制执行义务而被接受，而政府也开始设立某种货币记账单位为这些义务计价。这些货币一旦确立，政府便将它们用于其他用途（详见第2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金融工具逐渐以相同的货币单位计价，其中某些工具也开始流通。

　　但要明确的是，现代货币理论并不认为税收是驱动货币的必要条件；可批评者却将我们的观点混同为税收是充分条件的逻辑论证，贸然推断现代货币理论坚信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事实上，现代货币理论属于不可知论，它在等待某个逻辑论点或历史证据以支持批评者的信念，除了税收（和其他义务），还有另外的选择。我们尚未发现任何合理的替代方案。正统奥地利学派“鲁滨逊漂流记”式的货币理论无法让人接受，因为它有一些逻辑缺陷（Gardiner，2004；Ingham，2000；Desan，2013）。另一种常见的解释则诉诸一个无限循环的说法：比利·鲍勃接受货币，因为他觉得巴菲·苏会接受它，如此等等（Buchanan，2013）。我们认为，这还不够令人满意。倘若帕利、罗尚或弗农戈可以给出另外的说法，我们将喜闻乐见。

　　更重要的是，一如罗尚和弗农戈似乎都同意的，现代名目货币如今由税收“驱动”。换句话说，纵使货币的“起源”隐藏在“时间迷雾”之中，我们只需环顾现代世界就能发现，几乎无一例外地，每个国家的政府都采用自己的记账单位，并以这一记账单位征税，发行货币，而且中央银行的储备也以此记账单位作为计价标准。反过来，政府接受（因而在赎回中“销毁”）以高能货币（银行储备）支付的税款。对于政府货币，“税收在当今货币体系的起源中起着核心作用”这一表述并非过分简化的。一旦人们从商品货币观转向政府发挥核心作用的金融货币观，一切都会显得合乎逻辑。以私人货币计价的借据得以发展是出于征税以外的原因，但历史表明，政府为现代货币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新国家成立时（例如脱离解体的苏联），其政府采用新的记账单位，以此记账单位征税和强制执行其他义务，以此记账单位发行新货币，并接受以此记账单位缴纳的税收。无论史前时代的情况如何，除了少数例外，在整个有记载的历史时期我们都可观察到这一常见的模式。

　　现在，我们转向现代货币理论最具争议的方面。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诸如马萨诸塞殖民地之类的经济体非常复杂，足以揭示拥有货币主权政府的当代经济体的财政和货币运作原理。（①虽然现代货币理论因合并财政部和央行操作以披露资产负债表而备受诟病——因为美联储被认为是“独立的”——但实际上这是由许多其他人完成的。例如，保罗·麦卡利认为，“我们假定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和美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处在完全独立的轨道上，因为我们坚信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具有政治独立性。但是当你考虑这一点时，不是从制定货币政策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提供资产负债表以缓冲‘明斯基反向旅程’的角度出发，这时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并无区别。从经济上讲，它们是一回事。”（Paul-McCulley，2009，第11页））例如，美国财政部的财政运作和美联储的货币运作受多方面的约束，但这些约束是自我施加的，不会改变在上述循环流转中发挥作用的逻辑。税收和债券发行的核心目的始终不变；此外，财政部和美联储能够而且确实能够轻松绕过自我施加的约束。第3节将阐述这些要点。这里的关键点是，合并假说是一种理论上的简化，一旦人们理解中央银行与财政部之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逻辑，它就会变得言之有理。货币主权政府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如表1所示。

　　帕利、菲比格尔、格纳斯、罗尚和拉沃伊对此并不认同，他们认为这不能说明当今的财政运作方式。马萨诸塞殖民地实验并未提供当前财政运作的相关见解。如今的财政部不是敲敲键盘就能生出资金的银行，如果不征税、不发行债券，它就可能耗尽资金。虽然美国财政部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工具（硬币），但它通常不会这样操作，而且一些制度和政治约束阻止美联储直接为财政部提供资金。因此他们声称，我们应该把财政部的会计预算方程理解为附带替代选择的预算约束。拉沃伊认为，合并假说导致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得出违反直觉且过于夸张的逻辑结论，瞬间令新的读者望而却步，同时阻碍该理论的贡献被更广泛地接受：政府预算约束体现一种会计关系，即发行主权货币的政府原则上可以通过印钞为支出筹措资金。但是，这也需要财政当局和中央银行之间实施某种特殊的制度安排……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现代货币理论摒弃了这种政治经济学，认为财政当局和中央银行已经而且应该完全合并。（Palley，2013，第6页）

　　雷伊（Wray）辩称，财政部不需要采购资金以供支出，而是要在支出过程中创造新的资金，如此一来“理论”上财政收入就无法用于支出。这种财政政策描述可能适用于若干世纪前的货币体系，例如1690年前后，马萨诸塞殖民政府在美洲发行第一种法定纸币。这些信用票据被投入经济中，可兑换的不是贵金属，而是税收债务。美国财政部是否以一种类似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殖民时期的方式，为其现代开支筹集资金？（Fiebiger，2012a，第3页）

　　简而言之，当“政府”通过创造净/新货币为所有支出筹措资金的描述仅适用中央银行时，这种说法就没有任何效用了。（Fiebiger，2013，第66页）

　　现代货币理论对公共财政“善意忽视”/“不要担心”式的分析存在一个问题，即这个“键盘”式的主题是非描述性的……该理论假设财政部在获得资金之前就开始花费资金，致使财政政策本末倒置。财政部不是银行，如果它不征集财政收入，就无法支出，因为它没有“货币”。（Fiebiger，2013，第71页）

　　新货币名目论的支持者试图让经济学家和公众相信，扩张性财政政策不存在财政约束（人为设定的约束除外），但他们最终使用的论据适得其反。以下观点几乎毫无意义：政府只需把钱存入银行账户就能支出；财政部可以像银行一样运作；政府支出必须先于税务征缴；从长远看，创造高能货币需要政府赤字；中央银行的预付款可以称为公共支出；或者，税收和证券发行不是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这一整张列表中的反直觉观点遵循一个逻辑，以政府财政活动与央行操作相结合为前提，进而修改标准术语……但现在，现代货币理论的最终原理基于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反事实合并。这不仅仅是（过度）简化的问题。合并前提不仅没有描述现实，而且扭曲了标准术语。（Lavoie，2013，第23页）以上关于缺乏描述性的批评有些不得要领。合并假说的目的不是描述当前的制度安排，而是在理论上简化，以弄清当前货币体系中起作用的因果关系。毫无疑问，根据当前的制度安排，财政部在支出之前必须先从其在央行的账户收到资金，这一点通过税收和债券拍卖来实现；但这并非现代货币理论采用合并逻辑的关键。合并论的逻辑是，政府部门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合并为一个发行货币的实体。这一逻辑忽略当前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自我施加的制度和政治约束，原因有三，将在第3节更详细地阐述：首先，无论制度框架如何，资产负债表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其次，无论合并与否，财政支出、征税和债券发行对利率和总收入的影响都是相同的。最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共同努力，确保财政部能够始终履行义务，中央银行能够稳定利率。中央银行参与财政政策，财政部参与货币政策。

　　和所有理论一样，现代货币理论也是一个简化的理论，旨在排除政府对自身施加的所有政治和制度约束后，展现货币体系的基础。合并假说和随后的结论不是描述性的，而是合乎逻辑的结论。然而，这一逻辑是在广泛分析货币主权政府的制度框架之后得出的：它不是象牙塔思维的结果。这个逻辑很重要，因为它可以用于解读并重新梳理当前各种有关政府的辩论，以便探索相应的途径解决可能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如上一节所示，这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突破当前自我施加的约束，直接处理关键问题。

　　最后我们注意到，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合并处理的方法经常在现代货币理论之外被采用，其目的和我们的非常相似。甚至在戈德利与拉沃伊（Godley-and-Lavoie，2007）合著的教科书中也使用了这一技巧。政府购买服务并用货币支付，这些货币不外乎政府印刷的纸片……政府还征税并规定这些税款必须用货币支付，因此必须通过出售其服务获得……有时这被称为货币名目论……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不真实的假设，有人则认为这种假设重要且符合现实。（Godley-and-Lavoie，2007，第58页）

　　财政部和商业银行的行动受其预算约束。宏观经济模型习惯于将这两种约束归为一种约束，因为在实践中，财政部是商业银行利润的剩余索取者（通过铸币税支付），而且纯粹从经济角度看，这两种机构之间的区分是多余的。（Bassetto-and-Messer，2013）我们发现，现代货币理论的批评者实在浪费了太多笔墨，费劲地批评通常为了便于阐述而做的简化，特别是，随着现代货币理论扩展分析以解释现实世界中自我施加的约束，该理论的支持者已经能够放松对简化的要求。合并资产负债表实际上有助于澄清一些问题。批评者似乎不太明白政府财政对货币主权政府的意义。税收不能作为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收入来源。它们并非增加货币资产，而是减少负债。同样，国债发行只是改变债务的构成。这一点在合并后的资产负债表上十分清楚，但是当政府的两个分支——财政部门和货币当局——被分开处理时，它便显得比较隐秘。因此，在演绎现代货币理论的过程中，合并不仅有助于简化说明，还有助于增进理解。

　　上一节中，我们主要关注循环流转中的政府方面。而在本节，我们研究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的交互作用，同时保留合并假说。为方便分析，我们会把非政府部门等同于国内私营部门，但分析也可能包括州和地方（非主权）政府层面以及非政府部门的外国部门。在这一节里，我们将进一步讨论帕利提出的潜在通胀压力问题、持有政府货币的原因，以及菲比格尔提出的净储蓄和金融不稳定问题。

　　尽管马萨诸塞湾政府强调税收制度对其货币体系稳定的重要性，但它们也指出，与私营经济单位的需求相比，税收往往从经济体系中消耗了太多票据。这造成一种困境：很大一部分流通媒介在年度税收中退役，这经常导致立法机关推迟流通媒介退役以缓解票据短缺。如果票据没有按照发行时设定的条件收回，公众对票据的信心就会减弱，如果收回票据，则货币会受到干扰。在这些问题上，地方长官和代表之间长期存在分歧。（Davis，1901，第21页）私人经济行为人希望持有票据用于税款缴纳以外的其他目的，如日常开支、私人债务结算、投资组合选择、预防性储蓄等。然而，政府通过税收消耗所有或大部分票据，阻止了国内私营部门积累所需的票据。但同时，税收是货币体系的基础，必须按预期强制征收。最终，殖民地政府根本不清楚如何确定该收回多少票据。

　　一些国民经济核算知识有助于解决这个难题。我们不妨从资金流动账户切入。这种核算方法使用资产负债表分析经济体的三个主要经济部门：国内私营部门（DP）、政府部门（G）和世界其他地区/外国部门（F）（Ritter，1963）。这里，暂且搁置外国部门不谈。资产负债表是记录一个经济单位拥有（资产）和所欠（债务和资本净值）的会计文档（表2）。

　　资产负债表必须平衡，即下列等式必须始终成立：FA+RAFL+NW或者NW-RAFA-FL。每个宏观经济部门都有一张资产负债表（表3）。

　　金融资产是某个经济部门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债权。金融负债是其他经济单位对某个经济部门的债权。每一个贷方都有一个借方，所以如果把贷方和借方的债权相加，则它们必须抵消：

　　由此，各个部门求和，所有资产净值的总和等于实际资产的总和，也就是说，实际资产才是整个经济的财富来源。

　　鉴于先前的恒等式在层级上成立，它们也在层级的变化（“流量”）上成立：

　　Δ（FA-FL）称为净贷款或净金融积累。如果某一经济部门在其他部门积累的债权超过其他部门对某一经济部门的债权，则该经济部门是净贷方：Δ（FA-FL）>0。很明显，不可能所有部门同时成为净贷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部门积累了净金融债权，那么另一个部门一定积累了净金融债务。通常，国内私营部门是净贷方（即它记录金融债权净积累），政府部门是净借方（它发行债务多于积累金融资产）。

　　这一核算框架不属于理论部分，但它为设定适当的政策目标提供了背景。事实上，无论经济如何调整，如汇率变化、利率变化、总收入波动等，一些期望的财政结果永远无法实现，继续推行旨在实现不相容的期望结果的政策是极具破坏性的。最重要的政策含义是，在一个封闭经济体中，政府既要施行促进私营部门节俭的政策，又想实现政府盈余，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核算恒等式确保政策药方可行的同时，也为理论的建立提供框架。第一，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政府部门的财政状况最终由非政府部门期望的净金融积累驱动。我们知道，预算核算要求以下恒等式适用于政府（G是政府支出，T是税收）：G-T-ΔFAG+ΔFLG0，因此ΔFLG-(G-T)+ΔFAG；于是，在均衡时，核算恒等式要求财政状况为：

　　可以表示为一种更常见的方式，即：

　　通常，国内私营部门希望净储蓄（即积累的资产净值超过积累的实际资产），因此政府部门必定处于赤字状态。

　　如果政府的财政状况处于盈余状态，或者赤字与国内私营部门期望的净储蓄不符，名义国民收入将随国内私营部门改变其支出水平而调整。随着国民收入的变化，自动稳定机制也在改变，因此财政状况将与非政府部门期望的水平保持一致。国民收入如何变化（产出和/或价格的变化）将取决于经济状况以及各种调整如何影响人们的期望。

　　第二，回到马萨诸塞的困境，我们可以认为，只要国内私营部门希望拥有净的政府货币积累，政府就没有必要通过征税收回所有已发放的货币，也就是说，没有必要保持预算平衡。在充分就业或其他经济状态下，适当的联邦财政状况应该如何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无视非联邦政府部门对联邦政府金融资产净累积的期望。

　　因此，没有必要假设政府预算应该在充分就业时保持平衡以防止通货膨胀，这与帕利的观点相反：由于能够发行主权货币，政府不受财政约束。然而，一旦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产出，就必须提高税收（T）以确保预算平衡……必须满足这一平衡预算条件，才能维持法定货币的价值。在无增长的经济体中，财政当局持续动用货币填补赤字将导致货币供应相对于GDP增加，进而引发通货膨胀。（Palley，2013，第8页）充分就业时的财政平衡将取决于在充分就业收入下非政府部门期望的净储蓄。如果国内私营部门期望的净储蓄在充分就业收入下为正，那么财政赤字就不会带来通胀压力。（①我们承认，通货膨胀可能在充分就业之前出现，而政府支出（或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创造充分就业等方式助长通货膨胀。然而，这里的重点是回应帕利的说法，即在充分就业时，政府必须平衡预算以避免引发通货膨胀。我们还注意到，凯恩斯保留了“真实通货膨胀”一词，用以说明当所有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时，由于产出弹性降至零，所以额外支出必然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这貌似正是帕利想到的情景。但他认为，如果充分就业下存在预算赤字，就必定会有凯恩斯意义上的“真实通货膨胀”，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同理，如果预算赤字相对于国内私营部门期望的净储蓄过高，则充分就业时将面临需求驱动的通胀压力。马萨诸塞实验再次提供了关于战争的某些深刻洞见，这些战争导致政府支出激增，税收收入下降，继而对物价构成上行压力。

　　然而，随着国民收入增加，政府的非相机抉择型支出将下降，税收将增加。发生这些仅仅是自动稳定机制在起作用，并不需要改变税收结构，也不必做出旨在降低相机抉择型支出的政策决定。因此，与帕利说的相反，没有必要主动提高税收（即提高税率或开征新税）和削减开支，因为只要有足够强大的自动稳定器，经济即可好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扩张需要盈余。总而言之，现代货币理论当然不是说在充分就业下，政府的财政状况不能平衡；政府财政能够平衡，但这不由政府部门决定。（①我们不是暗示政府决策没有影响。例如，将收入转移给富人的“涓滴”政策可能会增强私营部门的净储蓄意愿，导致充分就业时预算赤字增加；利用新政式的就业创造来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也许与平衡预算的效果一致。换句话说，政府政策能够影响私营部门的行为。）

　　第三，前面的讨论并不表示现代货币理论支持财政赤字，抑或支持财政盈余或平衡预算。现代货币理论本质上认为货币主权政府的财政状况是不可知的。正如阿巴·勒纳（Abba-Lerner）的“功能财政”方法坚称的，政府的财政状况并非货币主权政府的相关政策目标。价格与金融稳定、生活水平适度增长以及充分就业是相关的宏观经济目标，政府的财政状况必须根据这些目标来判断。如果存在需求驱动的通胀，则财政状况过于宽松（盈余太小或赤字太大）；如果发生非摩擦性失业，则财政状况过于紧缩。此外，倘若国内私营部门净储蓄为负导致金融脆弱性加剧，那么政府的财政状况可能过紧。

　　第四，对经济体系的稳定而言，国内私营部门不是净借方这一点通常十分重要。事实上，如果国内私营部门是净借方，就意味着国内私营部门持有的净金融资产正在下降，因为从其他部门借贷的增长速度快于对其他部门金融债权总额的积累速度。所以，除非资产价格升值使实际资产的名义价值增长足够快，否则资产净值将下降。这正是最近房地产繁荣时期发生的情况，当时尽管借贷空前高涨，房地产价格的投机热潮却足以维系家庭财富。当然，这一切全都符合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Tymoigne-and-Wray，2013）。让国内私营部门成为净贷方则意味着，除非外国部门愿意出现赤字，否则联邦政府部门必须处于赤字状态。（①请注意，在货币意义上非主权的州和地方政府总是力争实现预算盈余。以美国为例，几乎所有州的宪法都禁止预算赤字。在美国，除了发生经济深度衰退，各州和地方政府都保持盈余，外国部门对美国也有巨额盈余。对于国内私营部门，要实现盈余就意味着联邦政府必须积累巨额赤字，以平衡各州和地方的盈余、外国盈余和国内私营部门的盈余。无论失业率有多高，都没有理由认为这将导致通货膨胀。）

　　第五，与帕利、罗尚和弗农戈的说法相反，现代货币理论并不认为税收是持有政府货币的唯一原因。税收只是货币可接受的一个充分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只不过历史上税收和其他对当局的义务确实在现代货币的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并且至少可追溯到古埃及。马萨诸塞实验表明，持有政府货币可能出于其他理由。这就是当人们持有政府金融工具（无论是否以货币形式）的目的并非为了缴税时，政府财政会出现赤字的原因（Wray，2012）。

　　第六，菲比格尔完全正确地指出，先前的核算框架不足以解读国内私营部门的特定子部门如何出现金融脆弱性加剧，因为上述分析排除了该子部门的金融资产和负债。然而，资金流动的恒等式大大有助于概念化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这是现代货币理论的重点之一。此外，现代货币理论还区分了储蓄（资金流中资产净值的变化：ΔNW）和净储蓄（储蓄减去投资）。净储蓄表明资产净值的积累如何超过实际资产的积累。于国内私营部门而言，这来自对政府和外国部门的金融债权净积累。此处的中心观点是，政府赤字增加了国内私营部门的储蓄和净储蓄。拉沃伊（2013，第9页）指出：虽然在不断增长的环境中，政府赤字似乎是适当之举，毕竟它为私营部门提供安全的资产，使其与私人（可能不太安全的）资产增长相符，但声称“政府赤字是必需的，因为大家需要现金”，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即使政府保持预算平衡，只要央行向私营部门提供预付款，它就可以提供货币。上述说法正确，但并非现代货币理论提出的观点。提供预付款不会导致政府货币的净储蓄，因为国内私营部门的金融资产随着金融负债规模的增长而增加。换言之，预付款必须偿还，所以政府货币的增加是暂时的。只有财政政策引发的政府赤字才会带来净储蓄。货币政策可以用货币替代其他资产，从而改变净储蓄的构成，但不能改变净储蓄的规模，即金融资产的净积累。中央银行通过“预付”产生货币，财政部通过“消费”产生货币。其中的差别很重要：财政政策创造净金融资产；货币政策则只“溶解”金融资产。

　　帕利（2013）认为，现代货币理论没有考虑经济体系中政府支出的货币化融资造成准备金泛滥。在这种情况下，赤字会导致利率下降和潜在的金融不稳定。菲比格尔（2012a，2013）注意到，财政部的运作不会引起中央银行负债水平的变化，因此不会创造货币；而且，将财政部在美联储开立的国库一般账户（TGA）排除在货币供应之外显然是不真实的。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遵循现代货币理论，债券发行是用于消耗超额准备金的自愿操作，那么在联邦基金利率（FFR）实际为零的今天，为什么财政部仍要继续发行债券。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本节取消合并假说，重点区分联邦政府部门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下图中的灰色区域）。为简单起见，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职能也被严格分开（表4）。财政部是唯一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支出央行货币）注入央行货币的联邦政府实体。（①这里我们使用“货币”一词涵盖中央银行票据、国库硬币和中央银行储备（通常统称为高能货币），因此中央银行货币包括票据和储备。为了更广泛地使用这个术语，我们可以将国债和中央银行债券（由某些央行发行）纳入货币的定义。债券的到期时间较长，对持有者的回报也较高。）这些操作涉及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的交换（“财政政策”）。（②财政支出还把针对财政部的法定要求权（譬如法定社会保障福利）转换为货币要求权。）财政部接收的央行货币来自税收和债券发行，因此财政部也参与了某些金融交易，但仅仅是消除非政府部门的央行货币，并贷记在财政部在央行的账户中。

　　我们假设中央银行只通过金融操作，即通过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和直接购买非政府金融工具，注入央行货币。中央银行的操作（“货币政策”）不会改变非联邦政府部门的实际资产和金融资产组合。实践中，区别并不明显，因为中央银行参与有限的商品和服务业务（例如雇用劳工和购买办公用品），财政部参与金融操作（例如，各种贷款和贷款担保）。向非联邦部门注入央行货币有三个渠道：预付款、购买金融资产、购买商品和服务。消除非联邦部门的央行货币有四种渠道：偿还预付款、税收、金融资产销售，以及政府销售商品和服务。

　　图2假设中央银行可以直接向财政部预付资金，但这未必适用所有的实际情况。是否允许这类活动与其中起作用的逻辑无关（对于现代货币理论也是如此，我们会做出解释）。事实上，这一循环的关键元素是灰色区域（联邦政府）和其他区域之间发生的央行货币注入与消除。原因在于联邦部门内的交易对宏观经济变量没有直接影响。例如，中央银行直接从财政部购买国债不会导致向非联邦部门注入央行货币，因此只要财政部不支出，就不会对利率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如果金融市场参与者在一级市场将新买家列入预算（因此，他们认为进入金融市场的国债将减少），则可能产生间接影响。但这最终取决于央行在一级市场的出价。

　　同样合乎逻辑的是，在消除非联邦部门的央行货币之前，必须先注入央行货币。这意味着发生以下任何情况之前，中央银行必须将央行货币预付给非联邦部门或财政部：税务征缴、非联邦部门国债购买，以及财政部支出。

　　有一种更精确的方式可以观察注入或消除央行货币的渠道。表4显示了一个货币主权政府的中央银行的简化资产负债表。

　　L1约为货币基础（必须加上国内非联邦政府部门持有的财政部货币），L2是财政部持有的未清偿央行货币余额。鉴于资产负债表必须平衡，我们知道：

　　L1A1+A2-L2-L3

　　现代货币理论采用这一恒等式，是因为它显示了货币注入和流出的渠道。该理论特别关注导致L1变化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操作。这些变化影响联邦基金利率，是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经济关系的核心所在。当我们在论证中使用合并政府时，则使用表1所示的资产负债表。

　　现代货币理论的另一个与先前恒等式相关的观点是，财政政策（L2的变化）引发L1波动的原因与国内非联邦部门对货币基础需求的变化无关；对国内非联邦部门而言，这是一种外生波动（或“垂直”注入基础货币），尽管它可能是经济状态的内生因素。因此，中央银行需要抵消因金融操作导致的任何L1变化，以保持央行货币的数量等于公开市场的需求量，从而使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目标水平。当然，所有这些并不表示现代货币理论要抛弃L1变化的内生因素，该变化其实源于央行采取防御性操作以应对公开市场参与者的需求。虽然拉沃伊（2013，第8页）认为，“参考垂直因素”没有什么意义，但现代货币理论表明这些垂直因素对L1的波动十分重要，并解释了财政部和中央银行需要相互协调的理由。这种协调是合并假说有其意义的原因之一。

　　为求简便，我们假设所有经济交易都涉及电子资金转账（不使用中央银行或财政部的实物货币）。随着财政部在国内经济中的支出（L2下降），银行持有的准备金与非银行经济单位在银行的资产同时上升（L1上升）。随着财政部税收的增加（L2上升），银行持有的准备金减少（L1下降）。如果财政部的支出超过其税收（即出现赤字），那么由于银行在央行账户的资金增加，L1将净增加。盈余则导致恰好相反的效果；它们消耗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从而降低基础货币。

　　鉴于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高度缺乏弹性，在正常情况下，任何（①这是一种简化说法，因为银行可能希望持有少量超额准备金以避免银行间结算透支，并满足客户的提款要求（Marquis，2002）。）超额准备金都会使联邦基金利率低于美联储的目标，而任何准备金不足都会推高联邦基金利率。因此，中央银行需要抵消财政部的金融操作，除非目标利率是零联邦基金利率（这时它可以在银行系统中保留超额准备金）或放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制（并接受可能高度不稳定的隔夜利率）。为了维持利率稳定，财政部和中央银行都会参与这些准备金管理操作。

　　如果只关注赤字，中央银行会使A1与L2反向变化，从而消耗超额准备金；这是传统的公开市场操作（OMOs）。公开市场操作涉及向银行出售国债，以使A1回落并消耗银行体系持有的超额央行货币（L1下降）。然而，中央银行可用于公开市场操作的国债有限，所以财政部必须提供足够数量的国债才能让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制生效。（另一种选择是中央银行提供更高的利息偿债——一些中央银行实际发行的债券与国库券的目的相同。）

　　更宽泛地说，一个增长的经济体通常需要基础货币的增长，因此在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制下，中央银行持有的资产越来越多，这往往意味着它持有的国债数量必须增加，并最终意味着财政部必须处于赤字状态。如果存在财政盈余，则未偿还的国债将会减少，这对于使用该工具执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中央银行来说就是个问题（除非中央银行通过贴现窗口贷款提供准备金——然而如果没有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央行就得愿意接受银行提交的其他抵押品）。

　　除了提供足够的国债，财政部还使用国库税收与贷款账户（TT&Ls）参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制。国库税收与贷款账户是财政部在私人银行的账户。这些账户最初成立于1917年，用于接收自由债券的发行收入，并于1948年开始接受税收收入。它们的创建主要是为了缓和财政操作对准备金供应的影响（U.S.Treasury，1955；U.S.Senate，1958）。资料表明（参见Bell，2000；U.S.Treasury，1955；MacLaury，1977；Meulendyke，1998），财政部与中央银行之间的日常协调十分广泛。财政部可帮助中央银行在其国库一般账户（TGA）（L2）和国库税收与贷款账户之间定时转账。为了保持L2相对稳定，这个时间根据支出需求来确定。很不幸，格诺斯和罗尚（Gnos-and-Rochon，2002，第49页）混淆了这个问题，他们错误引用雷伊的话，声称根据雷伊的说法，“税收是‘维持准备金市场稳定’的一种手段”。我们不妨回看完整的引文，雷伊谈论的是支出时间和向国库一般账户转移税收收入的问题，而非税收。这一切都关乎限制L2的波动。税收不是维持准备金市场稳定的工具，而是维持价格稳定的工具；债券以及国库税收与贷款账户同国库一般账户之间的转账则用于将准备金维持在适当的水平，从而使央行能够实现其利率目标。

　　总之，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金融操作盘根错节、紧密相关，最终使财政和货币政策得以顺利实施。财政部参与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参与财政政策。因此，央行的独立性相当有限，基本上必须以某种方式为财政部提供财政支持（Tymoigne，2013）。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麦克劳里（MacLaury，1977）精湛地总结了所有这些观点：中央银行一直与财政部保持联系，财政部主要负责管理公共债务及其各种现金账户。在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之前，财政部实际上履行了诸多货币职能。甚至自那以后，财政部经常深入参与货币职能，尤其是在早些年间……1951年财政部和联邦储备系统达成协议后，中央银行不再需要将证券市场维持在某一水平。实际上，该协议规定，中央银行将独立行事，对最适当的货币政策做出自己的判断。但它也要与财政部密切合作，充分了解财政部在公共债务管理和融资方面的需要，并予以支持……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还紧密配合，管理财政部在商业银行的大量现金支付，支取财政税收和贷款账户余额，因为这些现金流动影响银行准备金。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必须共同支持货币和金融体系，毕竟它们终究是同一枚硬币（政府部门）的两面。最近的一个例子发生在较近的金融危机期间，当时美国财政部应美联储的要求发行票据，以消耗准备金（Tymoigne，2013）。于是，菲比格尔（2012b，第31页）正确地指出：必须承认，在现代，美国财政部出售债券是为了获得为赤字支出融资所需的资金，而且如果没有这一融资操作，就会缺乏“资金”。当人们考虑整体制度框架时，现代货币理论并不否认这一点。关键是，在没有人想从财政部购买债券的极端情况下，中央银行会进行干预，或者财政部将设法避免其金库没有资金。由于在货币体系中享有特权，几百年来它们一直这么运作。它们不仅要给国库提供资金，还得防范联邦政府未能正确履行其货币职能造成的金融不稳定。因此，如果想要思考制度因素以期更具描述性，就应该思考所有的方面，那些制约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操作的方面，以及允许财政部绕过这些制约的方面（Tymoigne，2013）。例如在美国，特殊自营商银行（special-dealer-bank）总是随时准备购买国债，而美联储则通过临时回购（一种匹配国债购买的行为，要求卖方以后必须回购）确保有足够的准备金完成这一目标。虽然美联储并非直接从财政部购买新发行的债券，但它利用公开市场购买现有债券，为私人银行购买新证券提供所需的准备金。最终结果与中央银行直接从财政部购买完全相同。

　　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以上所述都不是理论分析；而是分析资产负债表的会计核算，政府支出和税收对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影响，以及中央银行与财政部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现代货币理论确实从前面的探讨中得出一些理论结论。其中之一是，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合并到政府部门具有理论意义。大家也可以把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分开而不是合并，但这只是增加了假设和中间步骤，并不改变操作的性质。事实上，分开有可能掩盖操作的真实性质，使得以此作为起点的分析明显不太有用。

　　因此，现代货币理论认识到，政府通常对其财政操作自我设限。考虑美国的实际运作情况：财政部在私人银行（TT&Ls）和美联储（TGA）都持有账户，但只能在美联储的账户上开具支票（它不能支出银行货币，即它在私人银行的存款）。此外，美联储不得成为一级市场的国债净买方（并且不得允许财政部账户透支），因而财政部在支出前必须在美联储的账户上保持正余额。于是，财政部要通过征缴税收（和其他收入）或向“公开市场”发行债务，以补充其在美联储的账户。有学者（Fullwiler、Kelton-and-Wray，2012）表明，即使金融交易的顺序发生变化，这些限制也改变不了财政政策在资产负债表方面的最终结果。无论如何，财政部都会用商品和服务换取央行货币。循环流转方法再次增进了我们对其关键逻辑的理解。图3显示了包含所有这些制度特征的循环流转。

　　 现在，这个循环颇为复杂，但同样地，在财政部能够征税和发行债券之前必须首先注入央行货币。即便税收和债券发行通过银行货币实施，情况也不会改变，因为财政部只使用它在国库一般账户上的资金。因此，当资金从国库税收与贷款账户和国库一般账户之间转移时，税收和债券发行最终会消耗央行货币。中央银行要么将货币预付给国内私营部门，要么从该部门购买金融资产。无论哪种情况，央行货币随后都会转移到财政部，因此中央银行仍然为财政部的财政操作提供资金，只不过它是间接参与。此外，美联储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以更换到期国债，为财政部提供稳定的再融资来源。一言以蔽之，美联储是央行货币的垄断供应商，财政部的支出使用央行货币，而由于财政部是通过征税和发行国债获得央行货币，所以进行这些操作之前必须先注入央行货币。

　　拉沃伊其实持有相同观点，承认中央银行不能直接为财政部融资的事实不会改变其中的逻辑。但他不愿使用合并政府的说法：简而言之，只要满足“主权货币”的其他特征，就没有什么区别，正如加拿大和美国的例子表明的，只要中央银行表示出控制利率的决心，它就会直接预付和直接购买政府证券，或者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但是如果没有区别，为什么货币名目论者坚持以抽象的合并和顺序逻辑为基础提出他们的反直觉说法，并丢弃操作和法律上的现实主义？（Lavoie，2013）现代货币理论指出，增加复杂性往往适得其反，因为这会导致经济学家之间理解失误，建模牵强，乃至糟糕的政策选择。如果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明白，现代货币理论关于合并政府的理由能够解释政府债务操作的基本性质，我们认为这三点将得到显著改善。最后，现代货币理论坚称政府采用的金融操作程序（包括各种限制）并不是自然天成的，因为在实践中，这些操作程序不起任何作用，可以放弃它们从而简化程序。所以，与拉沃伊的区别，一部分是策略上的，一部分则是看待（并可能改进）政策制定的方式，如第5节所示。

　　总之，财政支出通常涉及货币创造，因为这记入私人银行账户的贷方，税收则涉及货币销毁，因为这记入银行账户的借方。问题在于财政部如何获得它在中央银行账户上的存款。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答案明显是通过征税和债券发行。经济学家通常会就此打住，不再深究，但现代货币理论走得更远，它想探寻缴税和购买债券的款项来自何处，答案是来自中央银行。事实必然如此，因为税收和债券发行消耗央行货币，所以央行必须提供资金（这是唯一的资金来源）。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在征税和发行债券之前必须先注入央行货币。对相关操作的深入研究表明，中央银行或者预付货币，或者更普遍地通过公开市场购买提供货币。更宽泛地说，现代货币理论得出的理论观点是，政府支出（由财政部或中央银行支出和贷款）必须首先出现，即必须先于税收或债券发行。政府支出创造了货币，就像银行发放贷款（购买金融资产）通过计入银行账户的贷方创造货币一样；税收和债券发行导致货币销毁（L1下降），就像偿还贷款即可销毁银行存款一样。

　　有人可能会注意到，这些结论大部分也适用于欧元区，但一些特定的制度因素使欧元区各国的财政部不具备货币主权（图4）。第一，欧元区各国的财政部与欧洲央行之间没有直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实际上这是禁止的）。第二，欧元区各国财政部不允许发行任何货币工具，而美国财政部则向美联储发行硬币以换取国库一般账户按面值放贷。（①Gnos-and-Rochon（2002，第49页）错误地认为，美联储按成本价购买硬币。其实只有联邦储备券才由美联储从铸币局按成本价购买。）美国财政部可以发行任何面值的硬币。第三，欧洲央行不会无条件直接购买和出售欧元区国债。至少，在证券市场计划和直接市场交易计划之前，欧洲央行没有直接交易国债。因此，如果欧元区各国的财政部陷入困境，它们将无法绕过现有的自我约束，除非离开欧元区。最后，欧洲央行不为欧元区各国财政部提供再融资来源。这并不表示欧洲央行不会间接参与，因为其TARGET2（第二代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清算机制的作用是向成员国央行提供欧元储备余额。这一直为成员国的金融操作提供某种“减压阀”，因为各国央行的确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尽管欧洲央行向来不愿买入国债，但它仍旧与各国央行按需交易，因此欧洲央行再次间接参与各国财政部的融资，只不过方式更为狭隘和繁琐。

　　除了在理论上将中央银行与财政部合并具有重要意义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货币主权国家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相互作用中得出更多结论。首先，财政部发行证券的目的并非资助自己。一个动机是为国家提供支付手段，一个动机是帮助中央银行稳定利率，另外就是帮助金融机构满足其资本要求，并通过提供无风险利率指标，为所有其他证券建立估值基础。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这些发行国债的理由对于货币主权政府更为重要，因为它们并非由自我设限造成。它们是回应经济体系的真正需求。帕利指出，债券为金融体系提供重要的基础，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现代货币理论也赞同这一点（Palley，2013，第22页）。只要中央银行不支付准备金利息，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就是金融体系稳定的核心所在。支付利息的政府债务非常重要，因此即使存在财政盈余，财政部仍可能为此目的继续发行国债。澳大利亚是该案例的最近一个例子（《澳大利亚联邦》，2003，2011）。此外，中国的情况是，当财政部出现盈余时，由中央银行发行付息债券。

　　其次，帕利指出，永久性赤字以货币化方式融资而不诉诸税收和债券发行，因此大量“流动性积累”引发价格和金融不稳定。预算赤字的货币化融资增加了高能主权货币的供应，这体现为潜在购买力……虽然经济活动疲软时期不太可能出现一般价格通胀，但资产价格通胀随时可能发生。和一般价格通胀一样，对流动性积累与金融不稳定之间的关系建模极其困难。这种关系不是机械的，也没有固定形式。相反，流动性就好比可以积聚的潜在金融能量，会导致更加危险的意外。但是正因为这种危险无法确定地建模，所以绝不表示它应该被忽略。然而，现代货币理论提出的完全依赖预算赤字货币化融资的政策隐含了这一建议。（Palley，2013，第19页）而且，帕利的观点基于以下逻辑，即货币融资、税收和债券发行是互斥的选择。我们已经讨论过，税收对于价格稳定至关重要，但它并非货币创造的替代品，债券发行也是如此，它们不是货币化融资的替代方案，而是通过消耗过剩的商业银行货币补充货币化融资，以维持利率的稳定。因此，如果财政赤字没有伴随向非联邦部门发行债券，那么当它产生超额准备金时（因为L1上升），将压低利率，进而引致草率的借贷。然而，财政赤字导致利率下降的情况通常不会发生，因为央行会消耗财政赤字造成的任何过多的央行货币，从而维持目标利率。换言之，只有央行由于财政赤字决定降低其目标利率时，财政赤字才会影响利率。这貌似不太可能，事实上，在财政部出现通胀性赤字支出的情况下，央行更有可能提高其目标利率（因此会消耗超额准备金）。不过，债券发行必须在政府净注入货币之后，除非私营部门希望以政府货币的形式积累净储蓄。

　　菲比格尔指出，按照目前的制度安排，财政部的操作不会导致任何净货币创造。税收和债券发行必须在财政部可以支出之前发生，并且支出仅限于前两种方式筹集的资金，因此资金的净创造为零。财政部不能通过其支出为私营部门账户提供“净贷款”，因为其财政收入记入其账户的贷方，并记入私营部门账户的借方（美联储持有国债时需要附注）。事情一目了然：如果财政部的支出想要超过它在中央银行账户的余额（通常约为50亿美元），就必须先征集财政收入然后再提取财政收入，否则其支票将被退回。（Fiebiger，2012a，第3页）现代货币理论对此没有异议。我们恰好做过有关循环流转的研究，该研究说明了我们去掉合并假说时的情形。财政支出造成了货币注入，为了促进价格稳定，需要用税收消耗货币；为了促进利率稳定，则需要通过债券发行消耗货币。因此，除非非联邦部门愿意持有政府货币而不是债券（这意味着债券发行将无法找到自愿的持有人），否则财政操作不会产生任何货币净注入；也就是说，通过定时支出以及通过税收和债券发行实现国库税收与贷款账户同国库一般账户之间的转账，L1将保持不变。现代货币理论声称，赤字支出增加非政府部门的“净金融资产”，通常表现为以赎回准备金的形式发行国债。此外，货币注入必须在征税之前，债券发行则可作为财政部使用央行货币进行支出的手段。

　　另外，菲比格尔不同意将国库一般账户排除在货币供应的定义之外，并认为单看L1的走势没有多大价值。净货币创造意味着中央银行的负债会增加，而事实上当财政部进行支出时，L2的下降量与L1的上升量相等。现代货币理论描述的货币供应过程涉及武断的会计实践；特别是，（这导致）人们误以为，财政部在中央银行的账户可以被“忽略”，因为该存款并没有被计入任何货币存量，而当合并公共部门的账户时则会被“消减掉”。（Fiebiger，2012a，第2页）

　　财政部在这笔交易上的支出只会改变央行负债的构成，因此不会创造货币。（同上，第3页）这里有几个要点。首先，税收和债券发行消耗央行货币，因为从税收和债券发行中筹集的资金被转移到财政部在美联储的账户。央行不是一级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并不重要。重要的一步是财政部将获得的资金转入国库一般账户，因为这会造成非联邦部门的央行货币流失，进而导致更高的联邦基金利率，除非中央银行干预。其次，财政支出会造成准备金的注入，这一点很关键；或者套用菲比格尔的话，重要的是中央银行负债构成的变化，而不是美联储的负债规模（合并的情况除外）。国内私营部门持有的央行负债额增加，财政部持有的央行负债额则下降。因此，与菲比格尔所说的相反，现代货币理论并不依靠货币的统计定义来证明L2的变化不是需要探究的相关变量。对于分析国内经济来说，L1的变化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变化反映了联邦和非联邦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

　　菲比格尔等人还倾向于忽略使用合并假说的逻辑和不使用合并假说的论证之间的差异。例如菲比格尔评论道：要了解现代货币理论讲些什么以及它为什么有缺陷，我们必须明白，它的支持者认为，联邦政府在美联储的账户是“国家货币”创造和销毁的联结点。他们把数十亿美元（财政部账户中的正常余额）转化为“理论上的”数万亿净货币或新“货币”用于私营部门，然后声称在“实践”中，财政部使用税收或债券销售在当天结束时“销毁”所有“新创造的货币”，以达到“维持准备金或利率”的目的（从而不会在经济中留下额外“货币”）。现代货币理论家宣称，所有这些只是对联邦储备系统“真实”会计实践的描述，但它基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即财政部的操作会影响中央银行未偿债务的规模而不是构成。（Fiebiger，2012a，第5页）

　　这里的谬误很多，其中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相信，“理论”上，财政部可以无限地花钱而无需将“钱”转入其在中央银行的账户，就好比存款余额达到零之后，它的支票也不会被退回。财政部进行支付时，不能通过提取其他类型的央行负债（↓财政部存款）无限地创造某种类型的央行负债（↑准备金）。（同上，第4页）当使用合并假说时，财政操作确实会影响政府货币的数量。如果财政部真的要消费“数万亿美元”，那么首先，这将创造出“数万亿美元”的银行准备金，但这些准备金将被“数万亿美元”的国债发行抽干。正如我们反复解释的，由于美联储通常以利率为目标，它往往不会在其系统中留下超额准备金，因此美联储和财政部合作确保证券出售（财政部发行新债券，美联储公开市场购买）。

　　在将合并假说与描述性方法混为一谈的同时，菲比格尔询问2009年之后当联邦基金利率实际为零时，为什么财政部仍然继续发行债券：那么，为什么财政部在2009—2011年第二季度继续发行债券（相当于3.377万亿美元），尽管根据现代货币理论它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当时联邦基金利率实际上是零，而且美联储获得了对准备金支付利息的权力？如果债券销售是“自愿”的财政政策，并且自2008年底以来，旨在“维持利率”的操作已经不再需要债券，那么为什么财政部仍然发行债券，哪怕2011年8月它触及了国会的“债务上限”以致差点儿拖欠债务？（Fiebiger，2012，第6页）第一部分的答案是，因为财政部需要根据我们详细讨论过的现有程序为自己提供资金，这些程序可以更改或取消，而且的确偶尔会改变。第二部分的答案是，在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期间，联邦储备系统要求财政部发行票据，以便消耗准备金并维持目标联邦基金利率（接近零，但为正值）。为此，财政部使用了补充融资计划（SFP）。即便在联邦基金利率接近零之后，甚至在美联储开始对准备金支付利息之后，它也是这么做的，因为补充融资计划票据有助于消耗大量准备金，也因为并非所有拥有超额联储货币的机构都能在美联储获得准备金账户（Tymoigne，2013）。换句话说，补充融资计划票据是出于货币政策目的发行的。如前所述，发行国债不是为支出融资，而是为了其他目的，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这些其他目的才更值得关注。虽然我们不打算详述细节，但美国财政部发行期限更长的债券，似乎是因为私人财富管理公司希望将这些债券纳入自己的投资组合。这可能是发行长期国债的一个合理目的。（①我们怀疑能否为这种做法提出强有力的理由，但该主题与这一回应的目的无关。）

　　虽然所有这些方面都涉及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准备金的影响，但并未提及私人银行是如何运作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做了广泛研究，因此可以说，银行货币的供应是内生的，并非基于某个乘数。不过，私人银行业的确将央行货币杠杆化。在金融领域，“杠杆化”意味着能够在一项资产中持有头寸而无需为该头寸提供全部或任何资金。银行必须将央行货币杠杆化，因为它们通过发行金融工具获得资产头寸，这些金融工具承诺在需要时或在未来某些意外情况下交付央行货币。现在它们不需要任何央行货币就能做出这个承诺。因此，认为“在货币名目论者看来，国家货币是外生的，信贷货币是前者的倍数”（Rochon-and-Vernengo，2003，第61页）这类观点并不正确，这仅仅反映了陈述者对金融市场参与者使用“杠杆”等术语的误解。（②这类错误在不阅读金融文献的“象牙塔”经济学家当中很常见。肯尼斯·罗高夫努力回答有关衍生品问题的模样，令人回想起迈克尔·摩尔某部电影的欢闹场面。我们中的一个人（雷伊）1990年前后的确有篇论文遭到非正统杂志（《ROPE》）拒绝，因为文中使用了“证券化”一词——这种做法在当时对于非正统经济学家根本闻所未闻，但金融市场参与者却心领神会。而今天，当证券化掀起惊涛骇浪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所有的经济学家终于多少明白了那是怎么一回事！）财政操作导致央行货币的外生波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不是来自银行的需求。此外，所有“国家货币”也是“信用货币”（credit-money），所以两者的区别并不重要：所有货币工具都是金融工具；它们都是承诺做某事的货币要求权。政府只承诺按需收回其货币，而私人货币也承诺按需或在某些特定的意外情况下兑换为政府货币。

　　帕利指出，要求使用政府货币的原因不是缴税，而且希望持有本国货币（对他们来说是外国货币）的外国人并不向该国政府纳税。此外在一些国家，即使政府征税，国内私营部门也不愿在许多甚至大多数经济交易中使用本国政府货币；因此税收并不能驱动货币。

　　现代货币理论始终强调这两点，事实上，它们对于理解现代货币理论至关重要。请注意，即便在主权国家，也有不欠税但仍然接受本国货币的个人，而且可以在国内接受外国货币，就算这些货币没有国内税收。在一些国家/地区，有些商品只以外币出售。现代货币理论详细讨论了所有上述情况（Wray，1998）。这些都不会导致现代货币理论出现问题。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几乎所有计价货币都是“国家货币”，几乎所有政府货币背后都有税收或其他义务。此外，即使可以找到一种没有任何规费、罚款、税收、贡品或什一税支持的账户和货币，也不会令现代货币理论失效。也许帕利没弄清楚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之间的区别：税收（或其他非自愿义务）足以驱动某一货币，却可能并不必要。现代货币理论依赖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该理论甚至没有任何一部分建立在必要条件之上。哪怕帕利能够发现一大堆货币并不是由任何规费、罚款、什一税、贡品或税收驱动的，也绝不会使现代货币理论失效。然而奇怪的是，据我们所知，他没有发现任何符合严谨研究者期待的标准记录。

　　本节从现代货币理论的角度探讨加入外国部门的操作原理。增加外国部门后我们得到图5的循环。为切中要点，前一节中介绍的某些复杂性被剔除。

　　外国人可以创建以本国记账单位计价的金融工具，承诺交付本国（对他们来说则是外国）政府货币，但他们不能合法地创造这种货币。所有本国货币都来源于国内经济：要么来自联邦政府（政府货币），要么来自非联邦政府部门（譬如银行存款）。认为外国人向美国政府提供美元是说不通的。由于外国人不能创造美元，他们必须从美国获得美元。虽然外国银行确实可以创造美元存款（可以在“欧洲美元”市场实现），但这些存款必须获得“真实的美元”用于现金提取和结算，而这只能来自美联储或美国财政部。大多数时候，当外国人向美国政府提供美元（即购买国债）时，其支付方式是借记外国人在美联储的账户。外国人持有购买的美国国债实际上只是一个不同的电子条目，同样记在美联储。“借入”美元只会改变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同理，其因果关系也从国内经济的支出转向外国人的储蓄。因此，货币主权政府不需要外国人提供资金。虽然财政部出售债券以获得央行货币，但最终发行该货币的实体是中央银行，而不是外国人。“中国”并不为“美国”提供资金；而是“美国”提供“中国”想要的美元。由于中国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美联储的储备账户加上持有的美国国债），她的确可以用积累的美元储备购买新发行的美国国债。但这不能成为美国政府财政的净来源，相反，它代表投资组合的变化，也许是美联储将准备金存款兑换成美国国债。美国负债不会因为这种投资组合调整而发生改变，但是由于利率期限结构一般为正值，所以这类交易可能会增加支付承诺。然而，这些利息支付（在未来）将和所有其他政府支出一样，通过将款项存入外国人在美联储的账户来完成。支付给外国人的款项没有“特殊”之处，因为美国政府是以本国货币做出承诺的。

　　对于货币主权政府，债务危机是一种违约选择，并非无力偿还承诺的付款。如果政府承诺提供一种外币，或者政府必须捍卫某一钉住汇率制度，就有可能发生经济原因导致的债务危机。而对于不承诺钉住汇率的主权国家，不存在可能导致非自愿违约的程序，尽管如美国国会试图证明的，选择违约仍然有其可能。现在，如果一国政府发行以外币计价的金融工具，则所有这些都不适用，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事实上，这正是我们批评成立欧洲货币联盟的主要原因）（Wray，2003b）。菲比格尔好像并不知道现代货币理论提出的一个观点：这些危机强烈支持另一种见解，即宏观政策自主性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采用“灵活汇率”，而在于对外负债的货币面值；以及一国货币被其他国家用作国际货币的程度。（Fiebiger，2013，第72页）这恰好是现代货币理论阐述的。现代货币理论还进一步指出，匈牙利等一些国家的政府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并控制利率，但也会选择发行以外币计价的债务，这就产生了问题（Mitchell，2012）。实际上，一些支持现代货币理论的人（包括雷伊）认为，（公民）不应允许其主权政府发行以外币计价的借据。一个必须明确的立场是：现代货币理论认为主权货币扩大了政策空间，因此应该避免以外币发行债券。菲比格尔显然误解了现代货币理论的这个立场。然而，帕利和菲比格尔的批评即便不适用于现代货币理论，肯定可以适用于其他地方。汇率制度也对债务危机有所影响，因为只发行以国内记账单位计价的金融工具的国家，如果感觉其钉住汇率制受到威胁，可能就会违约：21世纪初俄罗斯就这么做了。

　　信用评级机构为所有国家的国家政府提供评级，并不考虑其货币体系。标准普尔在其2007年的“主权债务入门”中解释了如何确定评级。主权评级是对违约概率的前瞻性估计……信用风险的关键决定因素是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涉及政府按时偿还债务的能力，是定量和定性因素的函数。政治风险涉及主权国家偿还债务的意愿。支付意愿属于定性问题，由此区分主权国家与大多数其他类型的发行人。部分原因是债权人只有有限的法律救济，政府则可以选择性地违约（有时确实如此），即便它拥有及时偿还债务的财政能力。（Standard-and-Poors，2007，第1页、第3—4页）现代货币理论同意货币主权政府可能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自愿违约。康托尔和帕克（Cantor-and-Parker，1995，第3页）举例说明了政府如何拖欠以其自身记账单位计价的债务，并指出“国内货币违约通常是推翻旧政治秩序的结果（比如俄罗斯和越南的情况），或者是旨在遏制恶性通胀的大规模经济调整计划的副产品（比如阿根廷和巴西的情况）”。然而康托尔和帕克也注意到，这种类型的违约十分罕见。如果必须估计货币主权政府的违约概率，它将远远低于AAA级企业债券的五年期违约概率中值0.02%。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数值太低根本无足轻重，这正是现代货币理论的观点。（①由技术原因导致违约也是可能的，但这类违约并不要紧，因为它们很快就能得到解决。穆迪将委内瑞拉视为违约，因为“当时那个应该在支票上签名的人不在了”（Moodys,2003；第22页）。1979年美国也发生了违约，原因是“用于编制检查时间表（check-schedule）的文字处理设备出现意外故障”（Zivney-and-Marcus，1989）。我们认为这些事例不能证明现代货币理论是错误的。）

　　标准普尔面临的问题是，它改变了对经济风险的定义。标准普尔意识到货币主权政府不存在经济风险，但它继而辩称，改变违约风险的定义，将通胀风险纳入其中，就会产生经济风险。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险。如果把税收视为一种有助于偿还债务的收入形式，那么税收收入会随着通胀而增加，从而降低违约风险。标准普尔将通胀风险和违约风险并为一谈，难怪造成混乱。他们还认为政府对通胀负有责任，因为政府可能无法控制通胀的发生，哪怕它们可以设法抑制通胀。通胀是现实约束而非财政约束，因为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增加支出只能抬高物价。

　　除了从循环流转方法中获得启示，我们还可以从国民收入恒等式挖掘出更多的洞见：

　　储蓄代表资本净值的变化（S-=ΔNW），投资代表实际资产的变化（I-=ΔRA），则同样确定的是：

　　按照与上述相同的逻辑，这意味着政府部门的均衡财政状况将取决于国内私营部门和外国部门期望的净资金积累。

　　并非所有部门都能同时实现盈余，如果一个部门有盈余，那么至少必须有一个部门出现赤字。虽然注重同时达成三项盈余（财政盈余、国内私营部门盈余和外部盈余）的政策通常被认为相当理想，但只有外国部门愿意出现外部赤字才可能实现这种政策。如果所有国家都力求同时实现外部盈余，最好的情况是外部余额为零，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和国内私营部门中有一方处于赤字，另一方处于盈余。

　　最坏的情况则是，一些国家的实际财政资源和外部财政资源有限，因此政策空间受到高度制约，毕竟非技能劳动力和非生产性土地是他们可能拥有的唯一资源，其政府货币也许不会被外部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援助至关重要，但是可以将劳动力用于需要有限外部物质和财政资源的特定公共目的，扩大政策空间。实物支付也可能是必要的（以确保为国内生产创造需求，并避免进口类似的外国产品）。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某个国家提供国际货币，其他国家希望保存这一国际储备货币。这时候，外国人期望的净储蓄是正的，因为他们希望净资产积累超过实物积累，所以，提供储备货币的国家出现经常账户赤字是必要的。

　　开放经济体对汇率波动更为敏感，可能希望通过钉住货币来抑制汇率波动。现代货币理论指出，这类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府可用的政策空间。爬行钉住汇率制为政策随汇率波幅变化提供了空间。联系汇率制则是彻底放弃货币主权（“美元化”）之前的最后一步，它几乎不提供任何政策空间，因此会使政府很难制定自己的政策议程。帕利认为，美元化与现代货币理论相互矛盾。具有高通胀历史的小型开放经济体也显示它们容易发生货币替代或“美元化”现象，即国内经济主体放弃国家货币，转而选择更稳定的价值储存手段。美元化表明，价值储存属性是货币的一个关键属性，而现代货币理论否认了这一属性的重要意义。（Palley，2013，第21页）帕利的这个说法非常奇怪；据我们所知，现代货币理论根本未曾否认价值储存的重要性，尽管像凯恩斯一样，我们也想知道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谁会“疯狂”到持有现金余额。此外，现代货币理论的确承认，一些小型开放经济体可能会从美元化中受益，因为它们的经济活动几乎不受国内私营部门和政府支出驱动。现代货币理论只是认为，对政府货币的需求至少取决于征税和税收执行能力。在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中，居民不得将政府货币用于向政府支付法定款项（“税收”）以外的目的。如果政府执行法定支付的手段有限，那么对货币的需求将更小，在不产生通胀压力情况下，消费的能力也将更有限。

　　假设税收执法很完美，并且政府货币只用于税收目的，那么政府的均衡将是平衡预算。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均衡将取决于国内私营部门期望的外汇净储蓄。然而，实现这一愿望比解决货币主权政府面临的问题困难得多，因为国内私营经济单位必须依赖外国人的意愿，而国内经济单位影响这种意愿的能力有限。国内私营部门和外国部门期望的净储蓄也许并不相容，进而可能触发痛苦的调整过程。

　　现代货币理论就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得出了具体的政策结论。与凯恩斯和明斯基的观点一致，现代货币理论认识到失业、收入分配的随意性、价格不稳定和金融不稳定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需要政府参与解决。不过，这种参与本质上和侧重微调的冒牌凯恩斯主义或IS-LM模型截然不同。微调方法采取短期和有限的相机抉择型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主动改变政府支出、税率和利率应对经济衰退与繁荣。这一政府干预方法，避免以直接干预的方式实现目标（例如以雇人实现充分就业，或者以价格控制实现低通胀），而是使用间接“工具”，与此同时调整激励机制，让市场参与者将经济推向合意的目标。

　　现代货币理论不认同这种方法。政府应该在整个循环流转中持续直接参与，实施结构性宏观经济计划，直接管理劳动力、定价机制和投资项目，并不断监测金融走势。这些计划将是永久性的和结构性的，并非相机抉择的以及针对某一届政府的，因此它们将与政治周期和政治协商相隔离。所有这些消除了弗里德曼等人抱怨的滞后、可信性和时间不一致等问题。

　　然而，这并不表示政府在实施政策时要盲目适用规则；在每个计划中，政府依旧可以酌情判断以确保正常运作。例如，社会保障是一项结构性计划，但政府雇员仍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确定某人是否有资格获得福利。在一套规则和结构中，依然可以保留人的自由裁量权。就业保障计划也是这类政策的其中一例。但现代货币理论超越了充分就业政策，因为它还倡导开放经济体的资本管制、信贷控制和投资社会化。另外工资率和利率管理也是重要的。

　　像帕利那样，把现代货币理论与20世纪60年代教科书式的凯恩斯主义联系起来并不恰当。现代货币理论摒弃利率作为政策工具的做法，依靠政府支出的微调保持充分就业和税收，从而维持预算平衡……然而很久以前，米尔顿·弗里德曼（1961）就已提出内部政策和外部政策滞后的问题。内部政策滞后是指决定政策调整和实施这一政策调整之间存在的滞后。（Palley，2013，第27页）现代货币理论并不倡导微调，而是承认除了适当水平的总需求之外的“合理分配”需求的作用（Keynes，1937），并旨在克服市场机制的内在不稳定性。更重要的是，现代货币理论不诉诸增加总需求来实现充分就业，而是切断了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的联系。下面的讨论聚焦现代货币理论的大多数支持者主张的两项具体政策：就业保障计划和央行永久零利率或接近零利率的隔夜利率政策。

　　现代货币理论建议的就业保障计划（JC）或最后雇主（ELR）（①JG指就业保障，ELR意指最后雇主；在本文中，它们指的是同一建议。该计划为任何准备好且愿意工作的人提供就业保障，并随时准备成为最后雇主，它将为任何在私营部门或政府部门找不到高薪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并非帕利所谓的冒牌凯恩斯主义微调政策。令我们惊讶的是，帕利仍然提倡一种相当正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权衡。可是，他坚称的充分就业必然导致通胀上升的观点并不适用就业保障计划。我们首先看看实施就业保障计划的“劳动力市场”效应，然后讨论“总需求”效应。

　　根据帕利的说法（2013，第23—24页）：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可以标识为“财政政策乐观主义者”。新凯恩斯主义者也是如此。两者均认为，无论收入分配等外部因素如何，扩张性财政政策都可以使经济转向充分就业并保持在该状态。这种财政政策乐观情绪值得怀疑……与凯恩斯主义模型一样，在短期内，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增加需求并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支出是私人支出的完美替代品。然而，更高的政府支出意味着更高的税收以平衡充分就业预算，这可能产生不利的供给侧税收效应，而凯恩斯模型或卡莱茨基模型都没有这种效应……他们的论据是，充分就业不仅需要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还需要解决劳动力市场议价能力问题的结构性政策。正如我们将要阐明的，就业保障计划并不注重刺激总需求以推动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它也没有视政府支出为私人支出的“完美替代品”。相反，就业保障计划是一种定向支出，旨在通过开发可就业的劳动力资源，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构，同时确保那些准备好并愿意工作的人继续就业。尽管政府在就业保障计划中花费工资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可能是一种政策选择，但只有在通胀压力上升时才应该这样做。通过自动稳定器提高的税收可以抑制通胀压力，因此可能没必要进一步增加税收（即提高税率和/或开征新税）。

　　鉴于大多数读者现在都已经熟悉就业保障计划的结构，我们只需做简单介绍。国家政府同意提供工资（和一些非工资资助），雇用任何准备好并愿意按就业保障计划的工资（加上非工资福利）参加工作的人。我们不打算全面讨论工资的设定，但无论如何，这一设定都将成为事实上的最低工资水平，因为私营雇主至少必须与之匹配才能留住雇员。为了尽量减少对私人工资结构的（短期）干扰，政府可以将就业保障计划的工资设定为当前的法定最低工资。我们也不打算详细讨论就业保障计划的管理，它可以由国家政府运营，也可以下放给州和地方政府，或交给非营利社区服务组织等非政府组织。重要的是接受民主治理、透明度和责任制的原则，因此权力下放的程度将取决于这些原则如何最好地落实到位。

　　就业保障计划显然是一项“合理分配”支出的计划，其中政府支出精确指向那些想要工作的人。这不会对工资和物价造成直接压力，因为计划中的工人属于“剩余”或“冗余”劳动力，而且私营雇主仍然可以雇用他们（工资比就业保障计划的最低工资略高）。因此，在就业保障计划下雇用工人并不比任由他们失业更容易引起通货膨胀。事实上，就业保障计划应能降低招聘和雇用成本，因为雇主或将拥有一群有准备且乐意工作的雇员，这应该可以减轻通胀压力。

　　谈到对总需求的影响，许多批评人士担心，譬如1000万人获得工作，于是他们的收入超过就业前水平，则消费将增加并推高通货膨胀。这似乎是我们的批评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从逻辑上讲，他们还担心私营部门主导的扩张会在快餐行业创造最低工资岗位。我们发现这种立场太过消极，是对失业和贫困的“何不食肉糜”式的回应。这种批评还常常与声称就业保障计划的工人只会“挖洞”、对国民产出毫无贡献的说辞相伴相生。同样，我们认为这类评论过于悲观，因为就业保障计划可以像“新政”的就业计划那样，被设计成可以产生合意的产出。然而，让我们设想如下情景：就业保障计划在创造就业和收入方面极为成功，以致经济从疲软转向利用所有生产能力的充分就业，从而引起物价上涨。由此可能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虽然就业保障计划的工人获得了工资（因而消费），但他们没有贡献任何用于销售的产出（因此，不吸收工资）。新就业工人的这种“超额”工资会导致支出增加。

　　此时，政府能做些什么？它可以使用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提高税收，减少政府对就业保障计划以外的项目支出，收紧货币政策。的确，在没有就业保障计划的情况下，如果私营部门通过创造1000万个新的最低工资就业岗位实现了充分就业，政府会这样做。唯一的区别是，政府无法以增加失业来对抗通胀，因为用于对抗通胀的宏观政策会抑制需求，但任何失业工人都可以借助就业保障计划寻找工作。这意味着有了就业保障计划，对抗通胀的支出调整将发生在就业人群中，而不是通过制造失业和贫困来进行。换言之，对抗通胀的成本可以由更高收入水平的群体承担。令人诧异的是，我们的批评者似乎更喜欢利用失业和贫困来对抗通胀，这就迫使那些最无力的人承担更多的成本。（然而，帕利在一段视频中抱怨说，如果就业保障计划为每个人提供工作，穷人就有饭吃了；请访问http://www.youtube.com/watch?NR=1&feature=endscreen&v=wH﹣lnn1mICA。）

　　我们的立场与凯恩斯的相似：“在只因为产量低所以能够低价购买中，没有人拥有正当的既得利益（legitimate-vested-interest）。”（Keynes，1964，第318页）因此，尽管帕利反对创造就业的理由是那些有工作的人会有更多收入，进而可能导致凯恩斯所说的“准通胀”（需求增加会推高产出弹性低于1的部门的价格），但这种观点站不住脚。通常，正如凯恩斯所说，有效需求的增加“会自我消耗，部分影响产出，部分影响价格”，只有当产出弹性趋近于零时，有效需求的增加才会导致“真正的通货膨胀”（同上，第285页）。在这一点上，保持劳动力失业并不存在“正当的既得利益”。相反，必须用其他方法对抗通胀。我们必须认识到，快餐业私营部门工人数量的增加将导致类似的“准通胀”，提高某些行业的价格，而这些行业受到了参加就业保障计划的工人消费的影响。争辩卖汉堡的人“有生产力”（他们制作汉堡包）而参加就业保障计划的工人没有生产力（例如他们为老年人提供公共服务）并无助益，因为“准通胀”会发生在支出增加但产出弹性不足的所有行业。因此，任何行业只要出现对工人的销售增加但其产出弹性不足，如果帕利一以贯之，他就会反对创造就业机会。他反对就业保障计划的理由纯属转移视线。

　　另外还请注意，有了就业保障计划，政府的预算就有更强的反周期性，因为经济衰退时期，当工人从高薪岗位转向就业保障计划岗位时，政府支出会增加；而当私营部门雇用就业保障计划的工人时，经济衰退就转向了经济扩张。这些稳定器也许足以稳定总需求。毕竟，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失业本质上都是周期性的，所以失业通常是总需求不足所致。就业保障计划提高了这一需求，并可鼓励就业。否则，政府可能采取相机抉择的政策干预。

　　在央行政策方面，现代货币理论确实认为央行应当发挥作用，不是对经济微调，而是促进金融稳定。利用利率操纵影响经济活动是有问题的，原因至少有三。首先，经济活动对利率的敏感性总体上较低，并随着经济逐渐繁荣而下降。这种敏感性甚至会越来越低，因为政策上的渐进主义（Gradualism）和透明度使经济单位更易于预测利率的不利变化，从而保护自身不受影响。其次，正如明斯基指出的，依靠央行微调与维护金融稳定是两个不相容的目标。在经济扩张期间提高利率会加剧金融脆弱性，而大幅上下调整利率以便微调经济会造成银行再融资操作的不稳定。这方面的重要例子是沃尔克实验，它摧毁了储贷机构，促进了证券化和“发起—承销”（originate-to-distribute）模式的发展。最后，政策利率的变化影响借贷成本，进而影响生产成本和价格。因此，如果利率上升过快，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所以，现代货币理论并不像帕利（2013，第29页）所说的那样笃信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从分析上看，现代货币理论不操纵利率的方法隐含着“由金融说了算”。在金融繁荣时期，财政政策必须转向紧缩，在经济萧条时期则相反。这种利率政策的被动性等同于相信金融市场是稳定的，并适当地设定利率和资产价格。现代货币理论对自由浮动汇率的信心也反映了同样的信念。这一主张与凯恩斯（1936）和明斯基（1992，\[1993\]）对金融市场的评估并不一致，尽管现代货币理论声称代表凯恩斯和明斯基的观点。相反，现代货币理论认为，通过利率操纵促进金融稳定的效果有限，实际上可能造成不稳定性。政府倒是可以发挥作用：推动安全承销（safe-underwriting）（促进明斯基所说的对冲型融资），建立鼓励长期关系的银行结构，监管金融创新以获得安全的金融产品，等等。私人银行发放的贷款应限于信用良好的（①这里对信用的定义不同于银行家使用的信用定义：我们主张银行除了要分析按时还款的意愿（您会按时还款吗？）外，还应分析偿还债务的手段（您将如何按时还款？）（Tymoigne-and-Wray，2013）。）稀缺借款人（但应鼓励银行在任何地方寻找这些借款人，并避免贷款歧视）。然而我们确实相信，直接信贷控制对于控制投机性放贷行为或更普遍地抗击通胀压力，都是有用的。这比试图通过加息减少对投机者的贷款要有效得多。

　　在发展政策方面，一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应避免发行承诺交付外币的金融债权。这将包括禁止“救助”已发行外币债务的国内金融机构。需要的时候，就让私营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政府有办法利用其财政权力推动内部发展，并促进利用地方资源的活动。如前一节所述，有限的物质资源可能会限制政府政策的作用和效果。

　　菲比格尔和拉沃伊担心，采用现代货币理论会导致提出不合理的政策建议，因为其合并假说并不符合当前的制度框架。必须承认，大多数联邦支出都来自社会民众的资金（非自愿缴税），并制造了赢家和输家。这不是某种“幻觉”，坚称事实并非如此只会适得其反。（Fiebiger，2013，第77页）

　　如果出售国债不是为支出“融资”，而是在支出后“自愿”发行以“稳定利率”，那么“财政悬崖”应该不是问题，因为根据现代货币理论，财政赤字支出在先，作为货币政策的一部分“自愿”债券发行在后（以设定隔夜联邦基金利率目标）。（Fiebiger，2013，第71页）

　　与现代货币理论这一新主张相反的是，我们不能从基于合并的一般情形开始讨论，因为这与现实世界和现有制度背道而驰，并会导致错误的建议和混乱……例如，菲比格尔（2012a，第6页）回顾到，基于合并假说，人们可以认为公共债务上限不会对经济稳定构成威胁。（Lavoie，2013，第23页）然而我们认为，现代货币理论重新诠释了这些重要经济争论的本质。比如，大多数围绕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争论都以破产为框架。一旦人们接受偿付能力不是经济问题，也即政府总能支付，我们就可以从另外的角度重新展开争论（Eisner，1998；Wray，2007）。社会保障有一个潜在的问题，但这是人口问题，并非财政问题。付款可以在到期时通过贷记银行账户进行，但未必能获得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社会保障问题的财政方面和现实方面的解决方法大相径庭，没有必要把资金锁进箱子或信托基金，从而混淆问题，这样会令真正的生产问题变得更糟。

　　只要国会坚持认为社会保障支出是美国政府的义务，它就会把社会保障必需的资金编入预算，并设法获得这些资金。有了现代货币理论，人们可以主张更深刻的制度改革：废除信托基金，取消工资税，鼓励年轻工人移民，实施提高工人生产率的政策等。可以提倡征税，但不是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而是为了降低劳动年龄人口的购买力，以便让退休人员享有足够的消费。正如菲比格尔指出的，税收属于一种激进的财政活动，它制造了赢家和输家。但是以支付某样东西的方式讨论税收，会使问题变得混乱，让保守派有机会批评税收是一种负担而非对抗通胀的手段。围绕政府项目进行争论并构建可能的框架，语言和逻辑的运用至关重要。

　　另一个例子是有关债务上限的争论。这显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可能引发当前制度框架的不稳定。但关键在于，它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政府自我设限破坏了货币体系的运行机制；这大概是担心货币化融资会导致通胀，因为一旦发生货币化融资，税收就是多余的。通过现代货币理论的框架，人们可以从争论削减国家债务的必要性，转向探讨取消债务上限的必要性，因为债务上限是金本位制的遗留问题，与国会的其他预算程序相矛盾。现代货币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不应害怕取消债务上限，也无须害怕允许中央银行直接为财政部提供资金；这不会直接导致价格和金融不稳定，而且这些变化不一定会刺激鲁莽的消费。税收和债券发行仍然是必要的，预算程序和政治问责制也不可或缺，它们将确保政府依照人民的意愿参与经济。

　　更宽泛地说，我们知道预算程序具有政治属性，重点是通过加强问责制和提高透明度，强化相关程序确保政治进程良好运行，同时取消那些因担心无力支付和破产而实施的程序。事实上，政府可以无限量地花钱并不意味着它应该这么做，况且政府应该花多少钱的最终选择乃是一个政治问题。现代货币理论旨在实现这一目标，并推动既能表达民意又可消除多余财政限制的政治进程。同样，辩称政府项目无法实施是因为政府没钱，这毫无意义。政府总是负担得起购买任何以其货币计价的待售物品，因此讨论政府项目的利弊不应围绕着财政约束展开。相反，重点应该考虑公平、充分就业、金融稳定和价格稳定。■

　　（颜超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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