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uglas A.Irwin，达特茅斯学院John French经济学讲席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编者注
*作者感谢Chad Bown、Anne Krueger、David Lindauer、Nina Pavcnik、Robert Staiger和Alan Winters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原文“Does Trade Reform Promote Economic Growth?A Review of Recent Evidence”为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 25927）。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看法。
1.前言
经济学家回顾1985年至1995年的10年时，常常会把它视为一个非凡的时期。在此期间，贸易改革的巨浪席卷了发展中国家，大幅提升了全球经济的开放度。对于那些选择了这条道路的国家，它们降低进口管制及其他贸易壁垒的举措，是否会以经济增长加快、投资增长或生产率提高等形式获得回报？
杜大伟等人(Dollar，1992；Sachs and Warner，1995；Edwards，1998)早年发表的文章提供证据支持了这个观点，即贸易开放会提升经济表现。不过罗德里格斯和罗德里克（Rodríguez and Rodrik，2000，第266页）毫不留情地痛批了这些文章，认为“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仍然尚无定论”，目前提出的观点“远没有得到坚实的经验基础的支撑”。①Edwards (1993)也严厉批评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这个问题开展的研究。这些研究以国别案例分析为主，对出口和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简单的回归计算。
从罗德里格斯和罗德里克就这个领域开展的上一次研究以来，已过去了20年。我们有很多理由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首先，早期的很多研究采用的样本期结束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很多国家的大规模改革刚刚启动。由于我们需要一定时间来确定政策调整是否产生了经济回报，所以在那个时候评估改革的影响为时尚早。近年来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数据，可用来评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展的贸易改革产生的影响。
其次，自罗德里格斯和罗德里克较早的文献发表以来，有更多国家推行了贸易改革，使我们分析国别经验时可用的样本规模超过了之前研究使用的样本。譬如，萨克斯和沃纳 (Sachs and Warner，1995)发布他们的研究时，中国和印度被视为与越南、柬埔寨和孟加拉国一样的“封闭”经济体。这类经济体为我们分析贸易体制开放程度提高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提供了更多证据。
再次，近年来的研究采用了多种新兴的经验研究方法，解决了之前研究引发的很多担忧。现在的研究重点已经从横截面（即两个国家间的）对比转向改革后的国内增长情况。此外，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利用结构性更强的“反事实”情景判断改革的结果，对以上研究起到补充作用。此外，对具体国家的实证研究和基于模型的模拟研究重点关注了贸易壁垒降低会通过哪些渠道改善经济表现。这些文章常常会利用降低贸易壁垒后对不同行业产生的不同影响来确定进口增长对国内生产商的影响，并聚焦成本下降和中间产品种类增加如何提升制成品生产商的生产率。
本文回顾了近年来关于贸易改革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借此帮助我们理解学界在探索这两者的关系时取得了哪些进展。①Winters and Masters (2013) 对这个领域的部分文献进行了简要回顾，内容不够全面。Baldwin (2002)和Winters (2004)等其他更早的调查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开放性”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贸易政策调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中反映出一个连贯一致的发现，即平均来说，贸易改革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各国的具体程度相去甚远。无论采用什么分析方法，采用哪些贸易政策指标，也无论研究范畴是什么，这些研究结果都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此外，在微观经济层面有更显著的证据支持了“降低中间产品的关税会提高本国制成品生产商的生产率”这个观点。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发现表明贸易改革具有积极意义，而不像罗德里格斯和罗德里克的批判性研究那样，认为贸易改革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可知论。
近年来有两个不尽相同但又息息相关的研究领域取得的发现与以上对贸易改革的积极评估结果不谋而合。首先，近年来经济学家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贫困国家的增长速度没有超过富裕国家，所以赶不上后者的发展步伐，尽管有证据认为存在着“趋同俱乐部”。帕特尔等人(Patel、Sandefur and Subramanian，2018)发现，有强烈的证据表明各国从1990年左右开始出现无条件的收入趋同，但在1995年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次，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没有发现政策改革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伊斯特利（Easterly，2001）为自己的著述列出的副标题是：“‘发展中国家’采取政策改革后依然停滞不前”，并且在后来的文章中(Easterly，2005，第1017页)得出以下结论：“尽管极其糟糕的政策可能毁灭所有促进增长的机会，但完善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贸易政策本身不一定为国家实现稳定的高速增长创造条件。”
伊斯特利 (2018)利用最新数据更新了自己的研究后，发现政策和经济表现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显著改善，而且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正如他所说：“如果说过去的典型事实是改革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结果相当令人失望，导致人们广泛质疑经济改革的价值，那么新的典型事实应该会让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积极。”
本文先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席卷全球的贸易改革浪潮，随后回顾了各种研究方法如何探究贸易改革和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如跨国回归法、合成控制法和实证/定量国别研究），并探讨了它们各自的优劣。
本文重点关注贸易改革产生的影响（贸易改革意味着单边降低贸易壁垒）。我们没有涉及对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如贸易和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弗兰克尔和罗默等人(Frankel and Romer，1999； Noguer and Siscart，2005；Feyrer，即将发表)研究了这个问题。对贸易改革的研究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发现，即外生贸易增长对国民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可能非常显著。①Rodríguez和Rodrik认为，如果控制了遗漏变量（如制度或国家与赤道之间的距离），那么Frankel和Romer的研究结果并不稳健。Feyrer创建了一个随时间变动的地缘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该地缘工具以空中旅行与海路旅行的对比情况为基础）。这个时间序列变化考虑了如何控制国家固定效应，消除非时变变量产生的偏差（这些非时变变量包括历史形成的制度或国家与赤道之间的距离）。贸易对收入产生了显著影响，其弹性系数约为0.5（这意味着贸易每增长10%，会使国民收入增加5%）。并不是所有研究都得出这个结果。譬如，Pascali (2017)研究了1870年至1913年这个时期，发现在此期间，只有采用了包容性制度的国家受益于一体化程度上升。其他研究评估了改善市场准入（如降低交通成本）带来的益处。Donaldson (2015)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这些文献多半关注了印度和美国拓展铁路网以及中国和美国拓展公路网后，给本国带来的区域性增长。然而，削减贸易壁垒的政策决定提升贸易后，对收入产生的影响不一定等同于其他因素（如贸易成本下降）驱动的外生贸易增长对收入的影响。本文没有检验贸易壁垒的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横截面关系，①Yanikkaya (2003)对1970年至1997年的情况进行跨国分析后发现，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DeJong and Ripoll (2006)也研究了关税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但研究内容更加细致入微。Nunn and Trefler (2010)记录了国家关税结构的技能偏向与人均收入长期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跨国正相关可能只反映出以下事实：低收入国家的关税水平高于高收入国家，而且增长速度更快；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高于高收入国家，但它们下调关税的速度超过后者，因此发展速度也超过后者。无论事实究竟如何，这些研究采用的都是关税水平，而不是关税变化情况，所以没有检验贸易改革对国内增长的推动作用。而是将重点放在国家自身的贸易壁垒发生变化（即开展贸易自由化）对本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②本文的研究重点还在于一国自身推行的贸易自由化，而不是外国市场开放对出口国产生的影响。
本文没有探究贸易改革对国内分配产生的影响，如贸易改革如何影响不平等（Pavcnik，2017）、劳动力市场调整（McLaren，2017）或贫困率（Winters and Martuscelli，2014）③然而，值得一提的是，Artuc、Porto and Rijkers (2019)近期发表的文章研究了如何在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收入增长总量与不平等程度加深造成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他们计算了贸易给很多国家带来的静态收益，研究了它如何对家庭收入造成影响，并利用Atkinson的社会福利函数评估了它造成的结果。他们发现45个国家的平均收入上升，9个国家的平均收入下降，家庭支出的静态收益平均达到1.9%（其中没有考虑提升贸易自由度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大多数国家的不平等水平因为贸易自由化而加深，但在社会福利函数中，收入的增长程度往往抵消了不平等加深的程度。。本文也没有研究自由贸易协定(Baier、Yoto and Zylkin，2019)或地区性自由贸易区（如欧盟）降低贸易壁垒后产生的影响(Campos、Coricelli and Moretti，2019)。
近年来的研究找到的证据主要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而不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与前沿科技之间的距离更遥远，因此在实现追赶增长方面有相当丰富的机遇。尽管很多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也在过去几十年里采取了贸易改革，有时改革力度还相当大，但发展中国家不断提升全球贸易参与度时，它们获取的回报可能最为可观。④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OECD国家进一步大幅推动贸易开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始削减贸易保护措施的规模。西班牙等国加入欧盟后不得不进一步打开国门，让更多竞争进入本国市场。请参见Prati、Onorato and Papageorgiou (2013)，Marrazzo and Terzi (2017)，Campos、 Coricelli and Moretti (2019)剖析这些改革与其他改革带来的收益。
2.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浪潮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都广泛采纳了大量限制进口的政策(Krueger，1984)。这类政策远远不止开征高额进口关税。它们还包括在货币高估的同时采取外汇管控和支付限制，以及进口配额和许可证制度、复汇率制度等数量限制措施。
之后，发展中经济体在不同时间点先后开始降低贸易壁垒——通常进展缓慢，但有时也相当迅猛。有些经济体对本国（或地区）贸易体系的定位进行翻天覆地的调整。早期推行贸易改革的经济体有台湾地区（1958—1962年）、韩国（1964—1968年）和智利（1974—1979年）等。巴西（1964—1968年）、印度尼西亚（1966—1971年）和阿根廷（1976—1982年）等国曾经短暂地推行过贸易自由化，但随后就回归贸易限制政策，而且限制程度比起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1980年，推行贸易改革的国家仍然相对较少。
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改革的浪潮。很多国家迅速打开国门，开放本国市场(Dean、Desai and Riedel，1994)。它们常常通过本币贬值和统一汇率这两种手段实现这个目标，允许出口商把赚到的外汇留在自己手里，减少许可证和数量限制，随后下调关税——下调关税往往是此类政策组合中最后采用的手段。它们通常先下调中间产品的关税，随后再下调消费品的关税（有时后一部分工作启动的时间相当晚）。
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从总体上描绘这一时期普遍出现的变革浪潮。图1根据萨克斯和沃纳(1995) 提出并由瓦齐亚格和韦尔奇（Wacziarg and Welch，2008）进一步深化的分类方法（下文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展示了从“封闭”经济体迅速转变为“开放”经济体的国家数量。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初，改革国家寥寥无几，但在1985年之后的10年里，进行政策调整的国家数量大幅攀升。
图2展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稳步下降，在90年代，下调幅度更显著，随后下调速度略微放缓。有研究(Martin and Ng，2004)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加权平均关税水平从1983年的30%下调至2003年的11%。他们发现关税下降的幅度中有3/4来源于国家自己采取的单边行为，只有5个百分点的关税下调反映了各国在1995年开始生效的乌拉奎回合谈判中做出的让步。①Finger、 Ingco and Reincke (1996)的研究显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因为乌拉奎谈判的结果下调实际适用的关税。它们在此次谈判中做出的让步体现在约束性关税（bound tariffs）的下降上，而约束性关税仍然显著高于它们的实际执行关税。譬如，阿根廷将约束性关税的数量从关税细目的17%提升到100%。巴西也把本国约束性关税的数量从关税细目的16%提升到100%，不过它的约束性关税税率为29%，实际适用税率为12%（请参见Finger、Ingco and Reincke，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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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展示了各个地区下调关税的情况并不对称。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初始关税水平极高，但它们大幅下调了关税，拉丁美洲和东亚国家下调关税的幅度也很大。相反，非洲和中东的关税政策几乎没有变化。
人们研究关税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非关税壁垒对进口造成的障碍常常超过出入境关税的影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政府都曾利用外汇控制进口。出口商被迫向央行交出外汇收入，而国家的进口许可证制度又使它们的进口支出基本固定(Bhagwati and Krueger，1973)。从本质上说，当各国高估其货币或者国际收支遇到问题时，往往会实施或加强外汇管控措施，但我们很难衡量这些措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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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用两个间接指标描述这些政策。其中一个指标展示了未采用统一汇率的国家的比重（如采用复汇率或除了官方汇率还存在平行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类国家的比重稳定下降。另外一个指标展示了出口商必须将外汇收入缴给政府的国家比重（即出口缴汇要求）。这个指标也在20世纪90年代末直线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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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强烈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这些措施开放市场。看起来它们坚信这些努力必将收获丰厚的回报。
①请参见Edwards (1997),Krueger and Rajapatirana (2003)，以及 Jinjarak、Salinas and Tsikata (2013) 的著述了解世界银行的观点。Wei and Zhang (2010) 的著述展示了IMF支持各国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证据。当时学院派经济学家对此的态度要谨慎得多，《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刊登的两篇重要文章反映了这种心态。罗德里克(Rodrik，1992,第90页)认为，自由贸易体系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推测“对于当前的政策没有太大帮助”。他又补充说，“在80年代采取了激进贸易改革的国家里，大多数国家尚未明确发现贸易自由化直接提升了效率，或者说这种影响即使存在，可能也很有限”。多恩布什(Dornbusch，1992,第73页)欢迎各国开展这种改革，但强调，“衡量贸易改革效益的工作使我们屡屡受挫。尽管对贸易政策的讨论时常让我们感到，贸易体系会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奇迹，而且绝大多数观察者坚信贸易改革有百利而无一害，但系统性的定量研究未能表明贸易政策本身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统派理论认为削减贸易壁垒会提高效率。但人们为什么会认为削减贸易壁垒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最有力的解释是贸易改革会提升效率，从而潜在地推高GDP，提升转型增长率。这与当前的GDP水平与潜在GDP水平之间的差距构成函数关系。转型增长率提升的量级取决于效率提升（即生产率提高）或要素积累（即加大投资）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潜在GDP，以及当前的GDP需要花多长时间完成向潜在GDP的趋同，各国在这两方面的表现都存在巨大差异。（与贸易或其他问题相关的）改革力度有限且采用渐进式推进策略时，我们没有理由期望经济增长会马上出现爆炸式增长。但如果一个国家远远落后于科技前沿，而新的贸易机遇可以帮助它获取先进技术，那么它的经济很可能会加速增长。
即使假设贸易改革确实影响了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但由于多种因素会在同一时期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那么研究者如何能够确认贸易改革产生的影响？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要想把某个单一因素产生的影响分离出来难如登天。社会科学家很难开展各国之间只在贸易政策上有差异的自然实验。为了说明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需要收集整理相关经验证据，运用不同方法识别贸易改革的相关事件，并开展多种反事实比较研究。
3.跨国回归分析
要想评估贸易政策对国家经济表现的影响，有一个方法看起来非常简单直接，即在不同的贸易体系下比较结果变量（如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同时控制尽可能多的协变量。要想实现这个目的，需要跨越很多极难逾越的障碍，其中一个就是用单一变量代表国家的贸易政策。①Pritchett (1996)说明了从本质上看，对贸易政策的各种衡量方式彼此之间并不相关（这些衡量方式包括关税、非关税壁垒、覆盖率、外汇黑市溢价等）。表1汇总了本节回顾的众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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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萨克斯和沃纳 (1995)的一篇文章被广为引用。萨克斯和沃纳将贸易政策简化成一个二元变量，构建了一个虚拟变量表示一国的贸易体系属于“开放”型还是“封闭”型。如果一个国家在以下五个特征中至少占据一个，那么它的贸易体系被定义为封闭型体系。这五个特征分别为：平均关税达到40%或以上；非关税壁垒覆盖了40%的贸易或更多；黑市汇率至少比官方汇率低20%；国家垄断主要出口产品；采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图1展示了根据这个标准可以将多少国家重新划定为“开放”经济体。萨克斯和沃纳用以下简单的横截面回归方程式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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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程式将1970年至1989年间的经济增长（y，用实际人均收入衡量）与1970年的初始收入水平、表示（20世纪80年代）开放的虚拟变量和其他政治经济控制变量（如教育率、投资和政府支出）关联起来。他们估算出“开放”的系数为2.4，意味着开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比封闭经济体高出2.4个百分点。这一回归计算主要通过比较开放国家和封闭国家来确认贸易改革的影响，但由于这两组国家会在多个维度上存在差异，无法用控制变量充分反映这些差异，因此人们从遗漏变量的角度出发对这个回归方程式提出质疑。这项回归研究的结果重点关注了单一时期的横截面情况，没有考虑图1 展示的国家向开放经济体转型的时机。因此，萨克斯和沃纳没有研究改革对后续增长产生的影响。
此外，人们还对这项回归研究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提出质疑。①人们怀疑实际人均GDP是否适用于衡量贸易改革产生的影响。从理论上说，下调关税应该会改善人民福祉或拉动实际消费，但不一定会提升GDP。如果用改革前的价格评估推行贸易改革后变化了的生产结构，那么GDP可能反而下降了（请参见Bajona et al.，2010；Burstein and Cravino，2015）。从“开放”这个虚拟变量来说，人们的疑问在于简单的“零和”指标是否能准确地描述国家贸易政策的总体立场。萨克斯和沃纳承认他们的衡量方式较为粗略，但表示它有效且有意义地将众多国家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国家。温特斯和马斯特斯(Winters and Masters，2013，第1062页)强调说：“这些临界值既没有进行过估算，也没有被证明是合理的。我们不清楚哪些政策确实有效，而且只有一国开展贸易自由化跨越了临界值后，才能确认贸易自由化产生了效果。”一个简单的虚拟变量既没有充分反映国家的贸易限制措施产生的定量影响，也不能充分反映该国在特定时间点推行政策改革的范围有何意义。①譬如，一国从完全自给自足转变为完全自由贸易时，它的转变计为从0变成1，而一国的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水平从41%下降到39%时，它的转变也计为从0变成1。除此以外，这个变量具有单向性（即从封闭到开放），没有反映经历多个开放时期或封闭时期的国家的情况。譬如，在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一直沿着开放的方向推进贸易政策，但在80年代终止了这个进程。自1991年开始，它重新启动声势浩大的改革打开国门，但到了21世纪初，它再次开始限制贸易。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在萨克斯和沃纳衡量方式包含的五个元素中，哪个元素能够最有力地解释他们的实证发现。哈里森和汉森(Harrison and Hanson，1999)剖析了萨克斯和沃纳指标，发现关税和配额无法用来解释经济增长，但汇率扭曲可以。他们试着采用其他衡量关税的方法进行研究（即用海关税收除以进口量来衡量平均关税水平），发现关税和汇率扭曲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②Sachs和Warner采用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收集的半成品平均关税数据进行研究（这些数据收集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处于采样周期的中段）。
罗德里格斯和罗德里克 (2000)认为，萨克斯和沃纳指标的解释力主要来源于外汇黑市溢价和出口国家垄断。在他们看来，这两个因素都不能清晰地代表贸易政策变量：事实上，国家垄断这个虚拟变量适用于非洲，外汇黑市溢价更能反映宏观经济的扭曲情况。他们就此得出的结论是，贸易政策的大多数直接指标（如关税和配额）与增长结果之间没有清晰的关联。
沃纳 (2003)指出，即使不采用国家垄断变量，非洲也会被划分为封闭经济体。他称黑市汇率溢价与通胀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所以并不仅仅代表宏观经济的扭曲情况。③这两份研究的合著者后来相互做出了回应。请参见Warner (2003) 和Rodríguez (2007)。事实上，人们早就认识到（外汇黑市溢价反映了）货币高估滋生了非关税进口限制。对于那些不愿使本币贬值的国家，它们常常利用贸易手段来保障收支平衡并避免本国外汇储备流失。有非常清晰的证据表明，国家遇到收支平衡困难且本币高估时，会倾向于采取外汇管控和进口压缩政策。①请参见Shatz and Tarr (2002)。外汇管控对贸易产生了严重的负影响。Wei and Zhang (2007)发现外汇管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对贸易产生的影响，相当于关税提高14个百分点对贸易产生的影响。Eichengreen and Irwin (2010)展示了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实施外汇管控的国家的进口比与它条件相当但没有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少23%。
贸易改革往往先从货币贬值消除外汇黑市溢价入手。货币贬值会导致外汇储备持续流失，使政府有能力终止外汇配给政策，从而最大化外汇分配的使用效率。货币贬值还会鼓励出口，抑制进口，使政府得以废除进口许可证制度，放宽其他进口数量限制。传统的进口自由化（即下调进口关税）往往出现在改革的后期。
萨克斯和沃纳分析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他们没有利用贸易改革案例的具体启动时间来探索开放政策是否加快了经济增长。事实上，如果我们用萨克斯-沃纳变量来标识国家启动贸易改革的时机，而不是区分一个国家是“开放”经济体还是“封闭”经济体，效果可能会好得多。②人们也会对改革启动的具体日期提出疑问。譬如，Stanley Fischer评论Sachs和Warner的文章时，质疑了将1985年的以色列划分为“开放”经济体的结论。他认为，以色列在1963年就启动了贸易改革(Sachs and Warner，1995,第 103页)。人们可以分析一个国家从封闭经济体转变为开放经济体后发生的情况，而不是对开放经济体和封闭经济体的增长率进行比较。
瓦齐亚格和韦尔奇 (2008)探究了贸易对国家内部产生的影响，并且更新了萨克斯-沃纳的“开放”变量，使它包含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我们将它称为SWWW指标）。他们发现“开放”变量无法再像分析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那样，有效地区分高增长国家与低增长国家。不过，他们将重点放在改革的具体启动时间上，用以下回归方程式估算了改革对国内经济增长和投资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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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方程式里，yit表示这两个时期之间的人均收入，LIB是SWWW贸易自由化变量出现的时间——根据萨克斯和沃纳的标准，“封闭”经济体的LIB值为0，“开放”经济体的LIB值为1。误差项的模型为εit=vi+ηt+μit。其中v表示国家，η表示时间固定效应。采用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意味着，作者不需要控制对增长产生影响的其他时间因素和国别因素。
瓦齐亚格和韦尔奇估算了贸易改革对国内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它在经济层面对增长和投资产生了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积极影响，且这种影响非常突出。1950年至1998年，在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比改革前高出1.4个百分点。瓦齐亚格和韦尔奇还以10年为间隔分解了这个系数。在1950年至1970年，系数为0.6；在1970年至1990年，系数为1.8；在1990年至1998年，系数为2.5。这意味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基本没有收到什么回报，但在八九十年代开展此类改革的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种成果并不是由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实现对外开放导致的，SWWW指标仍然将它们划分为“封闭”经济体）。
瓦齐亚格和韦尔奇还探究了贸易自由化是否会提高投资率并拉升贸易在GDP中的占比。他们发现投资率比改革前提升了1.5—2.0个百分点，由此得出结论称，贸易自由化对增长产生的作用中有21%来源于资本投资增加。他们还发现贸易自由化将开放程度（即贸易在GDP中的占比）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
此外，瓦齐亚格和韦尔奇研究了改革时期的增长路径，发现在改革推行前三年，经济增长受到抑制，在改革推行三年后，经济缓慢增长，但增长率几近于零。在改革推行三至六年后，经济增长率降至1.44%，随后下降至1.0%。这些研究发现与“改革推行三年后，经济增长提升1.0%—1.5%”的研究发现大致相符。
瓦齐亚格和韦尔奇强调了各国推行改革的效果差别极大：尽管改革的平均效果为正值，但有一半左右的国家对外开放后并没有实现快速增长。这种结果的差异源于多个因素。他们重点指出，“那些出现经济负增长或改革未能推进增长的国家，它们往往经历了政治动荡，在改革启动后采纳了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或推行了其他措施庇护国内产业免受不必要的调整，结果抵消了贸易改革的效果”。
贸易改革在各国产生的效果相去甚远，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各国推行改革的程度可能差别很大，因此“开放”的二元变量无法充分反映这些改革。此外，如果没有采取辅助性改革，如取消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性限制，或提高服务业的竞争水平，那么贸易改革带来的收益就是有限的。很多因素会阻碍改革加快经济增长。看起来这个问题很值得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深入探讨。①Kneller、Morgan and Kanchanahatakij (2008)从很多推行贸易自由化改革的国家中识别成果突出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即前者的经济在改革后加速增长。其中表现最卓越的国家是尼加拉瓜、圭亚那和莫桑比克；失败的改革国家包括几内亚比绍、冈比亚和佛得角。不过他们未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改革成果喜人，而有些国家则一败涂地。
用SWWW的改革推行日期进行研究存在一个问题，即没有考虑政策逆转的情况，这在拉丁美洲屡见不鲜，而且采用二元指标意味着它无法充分反映政策调整的速度和深度。我和费雷尔(Feyrer and Irwin，2019)拓展了SWWW的样本，将新近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也包含在内，如中国和印度，并且考虑了一国（如阿根廷）经历多个“贸易自由化—保护主义”周期的可能性。此外，我们还采用了反映经常账户开放的连续时间指标［这个指标是由Quinn （1997）提出的］以及其他可以反映贸易改革推进速度和深度的衡量方式。我们利用响应函数探究了贸易政策的调整情况，发现贸易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主要出现在推行改革后的前五年，此后贸易改革的效应会逐渐削弱。对于那些从“封闭”状态转为“开放”状态的国家，改革推行10年后，收入增长了10%左右。
用SWWW的改革推行日期来解读经济增长时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很多采纳一揽子改革方案的国家还调整了其他政策，而不是仅仅改变了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因此很难将贸易改革确立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②正如Wacziarg和Welch指出的那样，“很难将经济增长的变化完全归因于贸易自由化。很多国家在推行贸易改革的同时往往会采取其他政策来减少国内管制，推动私有化，并推行其他微观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调整。因此很难将国内回归方程式中的自由化系数解读为贸易自由化本身产生的全部影响。”为了解释这个问题，瓦齐亚格和韦尔奇重点研究了一个由22个相对“纯粹”的贸易自由化改革案例组成的子样本。它们涉及的国家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其中有8个国家推行贸易改革时没有对其他国内政策做出重大调整。这项研究得出的结果与基于全样本得出的结果基本相同，因此研究者得出一个结论：改革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外部门的改革。
普拉蒂等人(Prati、Onorato and Papageorgiou，2013)还试着以跨国研究为背景，将一揽子改革方案中各项政策对经济表现产生的影响分别分离出来。他们重点研究的时期为1973年至2006年，采用不同指标反映实体经济政策（如贸易、农业和网络）和金融政策（如银行业、金融和资本账户）。对于贸易，他们用平均关税和代表经常账户限制情况的指标来反映其变化，这两个指标均用0至10的等级来衡量。在基线回归中，贸易系数为1.9，经常账户的系数为3.3，表示这两类改革各自都改善了经济增长的前景，但很难准确解读这些系数的含意。
另有研究者利用贸易改革的其他指标探索了同样的问题。①其他几项基于回归计算的研究也值得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Greenaway、Morgan and Wright (1998)根据面板回归分析的结果得出以下结论：1985年之后开展改革的32个国家并没有表现出比其他国家更强劲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是由Dean、Desai and Riedel（DDR，1994）确定的\]。Greenaway、Morgan and Wright (2002)发表了类似的研究结果。他们利用69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面板和多个二元指标开展了研究（这些二元指标包括SWWW、DDR和世界银行指标）。所有这些指标都得出了相似的定性研究结果，即推行改革的国家的增长率比其他国家高出2.7个百分点，但这种情况在改革推行两年后才出现。Falvey、Foster and Greenaway (2012)利用类似方法研究了在危机期间推行贸易改革对后续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外部危机和内部危机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危机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无论是否爆发危机，贸易自由化都会提升随后的经济增长。Falvey、FosterMcGregor and Khalid (2013)探究了1970年至2005年，不同指标对贸易改革产生的动态影响，发现贸易占比受到的影响在改革推行4年后显现，改革推行7年后，投资受到的影响表现最为强烈。萨利纳斯和阿克索伊(Salinas and Aksoy，2006)采用世界银行援助评估体系（World Bank Assistance Evaluation）中的贸易改革指标（而不是SWWW指标，SWWW指标反映的可能是改革中期或改革后的情况）。世界银行贸易改革指标相当于世界银行的援助对象国启动贸易改革的事前信号。其中的时间信息标志着贸易改革的起点，而不是跨越某个任意阈值的时间点。②在39个推行改革的国家里，SWWW的改革推行时间与25个国家年基本吻合，两者的最大差别不超过三年。他们使用的变量还包括其他被SWWW认定为封闭经济体的国家（如中国、克罗地亚和印度）。他们的样本中不包括转型经济体、石油出口国、规模较小的国家（即人口不足100万的国家）以及处于内战的国家。此外，他们排除了爆发危机的年份（如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年份）。他们认为这些危机不自然地降低了增长率。剔除了以上不合标准的样本后，他们的样本中包括了39个在1970年至2004年间持续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国家。
他们对样本国进行了跨国面板回归分析，并纳入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发现贸易改革启动初期的系数表明，推行贸易自由化后经济增长比之前高出1.2个百分点。即使扩大了改革的窗口期，研究结果仍然表明贸易自由化使经济增长提高了约1个百分点。他们声称，即使纳入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这一研究结果依然稳健，而且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得出的结果尤为积极。他们称贸易改革没有对工业化产生影响，但确实提高了制造业出口的比重，降低了出口集中度。实际汇率高估限制了供给对贸易改革的反应。
泰勒等人(Estevadeordal and Taylor，2013)认为，我们不应该期望所有下调关税的举动都会促进增长：降低最终消费品的关税可能会改善经济福祉，但并不一定会像下调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关税提高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那样，提高本国的潜在增长率。因此，他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不同关税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同影响上（他们认为，总体而言，平均关税等宽泛的衡量方式会将不同的影响混合在一起）。他们用一个极长的双重差分回归比较了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和没有采取此类措施的国家在1990—2004年和1975—1989年这两个漫长时期的表现，希望避免研究结果受到短期商业周期波动、危机或政策执行滞后等因素的“干扰”。
他们首先采用了与SWWW类似的“开放”指标，发现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下调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关税会使本国的经济增长加快1个百分点。随后，他们转而使用表示实际关税变动的数据描述各国在政策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下调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关税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果明显强于只削减消费品关税或下调总体平均关税的国家。他们的核心发现是，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将资本品或中间产品关税下调25%后，它们的经济增长比未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高出0.75至1个百分点。泰勒等人（2013）的研究表明，这两组国家的实际人均GDP水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也就是说，到2004年，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的实际人均GDP比这两组国家在1975年至1998年预示的趋势水平高出10%，而未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的实际人均GDP比这个趋势水平低了近10%，因此两组国家间的实际人均GDP差距达到15%—20%。
以上这些基本研究结果顺利通过多项安慰剂检验（placebo checks）（如将1960—1975年作为预处理期），且不受政策（也即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决策）内生性的影响。他们还检验了这些研究发现是否受到其他政策改革的干扰，如金融开放、货币稳定和财政稳定。他们发现经济加速增长“无法归功于金融开放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有利调整”。
泰勒等人（2013）的发现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证实了利用（中间产品的）实际关税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与采用SWWW指标得出的研究结果相似。我们可以从表1的汇总看到，这两种贸易改革的衡量方式都表明，贸易改革使经济增长率相对于基线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
另外一派研究检验了“经济增长加速”是否与经济改革存在系统相关性。豪斯曼、普利切特和罗德里克(Hausmann、Pritchett and Rodrik，2005)在1957年至1992年间找到了80个经济增长迅速加速且持续了至少8年的案例。①他们定义经济加速增长时认为必须满足以下三个要求：增长率在8年的时间里不得低于3.5%，增长率必须比8年前至少高出2个百分点，且经济增长加速期结束时的实际GDP水平必须高于之前的所有年份。他们研究了很多潜在因素发现，贸易和投资提升，汇率大幅贬值时，经济会加速增长。他们利用SWWW的改革推行日期进行研究后发现，尽管经济改革能够预示经济持续加速增长，并且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是在绝大多数经济改革案例中，改革并没有加快经济增长：只有在20%的持续增长情景中，经济增长出现之前或同期，国家推行了经济自由化，表明还有其他很多因素产生了作用。他们由此得出结论称，经济加速增长情景的可预测性很低。
有研究者(JongAPin and De Haan，2011)认为，豪斯曼、普利切特和罗德里克选择加速增长起始点时采用的筛选机制产生了部分异常研究结果。②譬如，他们指出用Hausmann、Pritchett和Rodrik的方法选出的经济增长加速期中，有27个增长加速期，在这些加速期之前一年经历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他们只要求增长加速期第一年的增长率超过之前的增长率，由此在1957年至1993年间找到89个经济加速增长的情景，并认为更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经济加速增长之前会出现经济自由化。这项研究结果并不取决于SWWW指标，即使采用格沃特尼和罗森(Gwartney and Lawson，2008)的“经济自由指标”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③他们还认为Hausmann、Pritchett和Rodrik的政治体制变量中存在编码错误，所以由此得出的结论并不正确，他们认为推动经济增长加速的是政治体制调整，而不是经济政策调整。Peruzzi and Terzi (2018)采用了“经济增长加速”的另外一个定义，由此在1962年至2002年找到了135个经济增长加速的情景。他们采用Giuliano、Mishra and Spilimbergo (2013)的结构改革指标（如贸易、产品市场和金融业等），发现几乎60%的加速增长之前都出现了大规模经济政策调整。
弗洛恩德和皮耶罗拉(Freund and Pierola，2012)的相关研究也将SWWW的改革推行日期作为“出口激增”的潜在触发器。他们发现开放经济体或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出口快速增长期，而且在这些出口增长期出现之前，它们的货币往往大幅贬值，出口增长中多半为（广延边际上的）新增出口产品。约58%的出口激增出现在开放国家或出口激增五年前推行了对外开放的国家，24%的出口激增出现在封闭经济体，19%的出口激增出现在国家开放前。
总而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贸易自由化似乎与经济持续加速增长息息相关。普利切特等人(Pritchett et al.，2016)记录了部分规模最大且最重要的经济加速增长，即台湾地区（1962年）、巴西（1967年）、中国大陆（1991年）、印度（1991年）和波兰（1991年）出现的加速经济增长，但没有强调这些经济加速增长期出现在重大的贸易改革前后。这些经济加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譬如，在1993年之后，印度经济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加速增长，使国民收入增加了1.1万亿美元。即使在这些案例中，进一步开放贸易体系只对推高收入发挥了部分作用，但贸易仍然给坚持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带来巨大收益。
最后，很多跨国回归研究得出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它们常常使用SWWW指标变量的变体），即削减高进口壁垒的经济体往往会提升经济增长。这个结果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经济体，但平均来说，削减高进口壁垒产生了积极影响，能使经济增长提升1个百分点或更多。尽管我们很难将推行改革后立即出现的经济增长全部归功于贸易政策，但研究者已经在尽力区分贸易政策调整产生的影响与其他政策调整产生的影响，尽管这些研究并不完美，而且目前开展的研究还较为粗略。
温特斯和马斯特斯(Winters and Masters,2013)解读这些回归研究的结果时确定了一个临界点：研究者往往将重点放在统计显著性上，希望了解我们对“估算出的系数不是0”这个结果是否有信心，而政策制定者关心的是可能出现的后果会如何分布。这两类问题迥然不同。他们考虑了以下假设情景：假定政策制定者考虑的问题是，出现收入相对于关税的估算弹性系数为1、标准差为0.7的情景时，是否要将关税下调10个百分点？我们不能在5%的置信水平否定“系数为零”的原假设。但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产生积极影响的概率能够达到91%，而且最理想的猜测是这次下调关税会使收入提升10%。事实上在本节探讨的所有研究中，研究者的关注重点都是统计显著性，而不是结果的分布情况。不过考虑到各种结果出现的概率，贸易改革的预期值为正值，而且有时相当高。
4.合成控制法
将研究重点放在贸易自由化对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上，相对于横截面比较研究来说是一个进步，不过仍然没有抓住核心问题。效果更突出的反事实研究关注的并不是推行改革后是否会加速经济增长，而是推行改革后的经济增长是否会比不推行改革时的经济增长更强劲。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一国没有推行贸易改革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构建清晰明确的模型。
阿巴迪和加德亚萨瓦尔(Abadie and Gardeazabal，2003)提议的研究方法是，建立一个合理的反事实情景来评估改革产生的影响。合成控制法指对潜在的对照国（comparison countries）进行加权组合，以拟合推行了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改革前的经济增长路径。这个“合成”国家就像一个控制组，代表了改革国家如果不推行改革会出现的情况。如果要评估改革对国家W产生的影响，那么要对未推行改革的国家X、Y和Z的经济增长结果进行加权组合，这一组合结果对应于W国改革前的增长路径，然后与改革后产生的结果进行比较。从本质上说，这种方法能够最有效地解决“如何对未推行改革时发生的情况进行反事实描述”这个问题。
合成控制法依赖于识别假设，而这类假设不像贸易和经济增长研究中普遍使用的估算技术所需要的假设那么强。譬如，面板模型只控制了非时变（即固定效应）或者有共同趋势（即双重差分）的混合因子。合成控制允许难以观察的混合因子产生的效应随时间发生变化。
比尔迈耶等人(Billmeier and Nannicini，2013)利用SWWW的改革推行日期确定了1963年至2005年间的30个贸易自由化情景，并对它们采用合成控制法。他们为每个案例都选择了一组适宜的对照国，其中改革国家在改革前的增长路径与未推行改革的加权国家高度拟合。他们运用混合回归方法进行估计后发现，各个国家的贸易改革效果只达到平均水平，围绕着这些效应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成功或失败迹象。从本质上说，合成控制法是一种定量的案例研究。其中包含的每个情景本身都构成一个独立的个案。
比尔迈耶等人（2013）据此得出的结论是，贸易改革对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在不同时间点在各个国家表现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完全在意料之中，它可归因于不同国家在改革规模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它们是否推行互补性政策（如劳动力市场改革）。总体而言，他们发现亚洲和拉美的经济改革产生了积极的结果；改革后实际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反事实国家组合的GDP增长速度。非洲一些早期推行贸易改革的国家也从改革中受益匪浅，但后来推行改革的国家就没那么幸运了。对于中东和北非为数不多推行贸易改革的国家来说，其改革造成的影响并无定论。
在这种方法中，我们不能用一个单一的数字量化贸易改革对增长造成的平均影响，因为各国都是一个独立的个案。譬如，人们常常援引印度尼西亚的案例（它在1970年推行自由化），将它作为经济自由化取得卓越经济成果的典范。它推行自由化前一年的平均收入和合成控制国家的平均收入，即孟加拉国（占比41%）、印度（占比23%）、尼泊尔（占比23%）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占比13%）的收入加权平均值，基本相当。印度尼西亚推行贸易改革后，人均GDP直线上升。改革推行5年后，它的人均GDP比反事实国家的估算结果高出40%；改革推行10年后比反事实国家的估算结果高出76%。这些研究结果对安慰剂检验也很稳健，因为8个（地区性）潜在对照国的“人造”实验无一展示出超过基线估算结果的改革效应。
这个例子还展示了合成控制法的一个缺陷。印度尼西亚拥有丰富的石油储备，这些资源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显得异常珍贵，而合成控制法涉及的国家都没有充足的石油储备。因此，贸易改革后的增长路径可能受到与贸易改革无关因素的干扰。①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表现在1966年后迅速提升，那时候的经济腾飞不应该归因于油价走高。尽管印度尼西亚自1966年就开始推行改革，但按照SWWW的改革日期测定法判断，它是在1970年成为“开放”经济体的。
现在回到其他亚洲国家，在1968年推行贸易改革的韩国也作为一个成功的传说被四处传诵。改革推行10年后，它的收入比反事实国家的收入高出一倍左右。菲律宾（1988年）和尼泊尔（1991年）推行的改革也取得了积极效果，只是不如韩国那么突出。在每个案例中，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合成控制国是否令人信服地代表了不推行改革时发生的情况，而这个问题只能视每个案例的具体情况而定。
对拉丁美洲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贸易改革普遍产生了积极影响。巴巴多斯、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推行了贸易自由化后，本国经济表现都有所改善。实现贸易自由化10年后，巴巴多斯的人均收入比合成控制国的人均收入高出57%左右，哥伦比亚的人均收入比合成控制国高出23%，哥斯达黎加的人均收入比合成控制国高出26%，墨西哥的人均收入比合成控制国高出21%。安慰剂检验确认了这些研究发现大体上比较稳健。事实证明智利的研究结果很难进行检验，因为它在推行改革前经历了收入崩溃，而且在1982年遭受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所以很难找到适宜的合成控制国家。
对非洲国家的研究结果喜忧参半。总体来说，似乎只有早期推行的自由化措施对人均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几乎后来推行的所有自由化改革都只产生了极其微弱的积极影响，甚至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研究者认为，后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非洲国家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策略，导致研究结果产生衰减偏误。对中东北非地区贸易改革的研究结果没有得出定论，有时推行贸易改革的国家经济表现不及合成控制中的对照国。
比尔迈耶等人（2013）总结称，贸易改革通常会产生积极影响，后来推行的贸易自由化回报较低，或者未能采取必要的辅助性政策确保经济增长。①Marrazzo and Terzi (2017)用合成控制法检验了1961年至2000年的29次结构改革。他们发现，改革总体上对人均GDP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这些影响在改革推行5年后才显现。改革推行10年后，人均GDP比合成反事实情景的人均GDP高出6个百分点。然而，他们只研究了一揽子改革方案（其中包括用平均关税衡量的贸易政策以及其他政策），无法量化单一政策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比尔迈耶等人(2011)利用合成控制法研究了从苏联脱离出来的5个转型经济体：1995年推行了贸易自由化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1996年推行了贸易自由化的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斯坦；以及未能推行自由化的乌兹别克斯坦。推行贸易自由化10年后，格鲁吉亚的实际人均GDP比它的合成控制国高出44%；亚美尼亚的实际人均GDP比它的合成控制国高出近100%。安慰剂检验也支持了这些研究结果。阿塞拜疆的研究结果受到内战和自然资源开采量下降的干扰。对于塔吉克斯坦，他们没有找到一组合适的国家构成可接受的合成控制国，即没有什么国家比较理想地符合塔吉克斯坦未推行改革时的情景。对于没有推行自由化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它的反事实合成控制国表明，如果它当初推行了自由化贸易，那么实际人均收入会提高75%。
需要再次指出，有一个重要问题会影响我们解读这些研究结果，即SWWW确定改革日期的方法只标识了贸易改革的启动年份，还是更宽泛的一揽子市场导向改革的启动年份？如果改革国家推行改革后的增长路径不同于合成控制国中显示的增长路径，那么这种差异是由贸易改革造成的，还是一揽子改革中的其他改革措施造成的？即使只有一小部分收入增长是由一揽子改革方案中的贸易改革促成的，改革的价值也相当卓越。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一揽子改革方案中包含宏观经济紧缩方案，如更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那么人们也许会看到该国的经济表现将在短期内有所恶化。
5.贸易改革产生影响的渠道：对中间产品征收关税
罗德里格斯和罗德里克(2000)认为，要想在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找到一般性的经验关系是“徒劳的”，更有可能取得成果的是，利用微观经济证据说明贸易政策可能通过哪些渠道影响产业或公司层面的生产率。在过去20年里，有相当一部分重要的微观经济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①请参见De Loecker and Van Biesebroeck (2018)了解最近的研究。
目前关于发展中国家公司层面的数据越来越完备，研究者得以通过它们确定推行贸易改革或开放出口后的经济调整。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之一是，它不依赖于一个综合指标衡量贸易政策，也不用单一年份记录贸易改革的启动时间。相反，关税等具体衡量方式细致入微地展示了国家经济中不同行业在保护程度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壁垒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由此创造出新的方式来衡量各个行业受到外国竞争冲击的差异有多大。由于贸易政策措施在不同行业多有不同（如各个行业的初始关税水平存在差异，它们下调关税的速度各不相同），所以关税变化有助于确定该进口壁垒下降产生的影响（即进口壁垒下降对产出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等结果变量的影响）。
这种研究方法需要详细调查对象国，其代价是研究结论不一定能推广适用于各国。此外，生产率等属于公司层面或产业层面的结果变量很难衡量。譬如，人们常常使用的标准方法是通过生产函数（利用经价格指数调整后的收入作为产出的代理变量）进行估算，并将实际产出与（基于资本、劳动和实物投入的）估算产出之间的差额（残差）作为全要素生产率。德勒克(De Loecker，2011)认为，政策调整会影响价格和需求，所以用这种方式衡量的生产率与贸易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可能站不住脚，但这种新方法比起过去的研究方法改进了很多。
此类文献多半聚焦于一个共同的问题：下调关税（即下调中间产品和制成品的关税）会使国内生产者面临的竞争加剧，从而是否有助于提升行业效率。很多文章记录了下调制成品关税给消费者带来的收益。Tovar (2012)研究了哥伦比亚下调汽车关税后的情况。他发现每辆汽车给消费者带来3000美元左右的收益。Sheu (2014)研究了印度逐步废除对进口打印机征收20%关税后的情况，发现这项举措促使打印机进口量激增。她从中分析整理出三个因素——低价、优质和品种多——这些都能提升消费者福祉，同时她发现进口品质量提升，是推动贸易带来裨益的最重要因素。价格对此的贡献相对次之，品种多样化的贡献再次之。这些因素对不同买方产生的效果不尽相同，其中小企业获得的益处最为明显。降低贸易壁垒会通过两种方式提高生产率。首先，正面竞争加剧，迫使公司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使自己在市场未变的情况下占据更多竞争优势。其次，制成品贸易增长，使国内的采购公司有机会买到更多价廉物美的中间产品来生产制成品。中间产品的可得性提升后，生产投入品的价格走低，同时质量和种类明显改善，对制成品产生影响——这些因素都会提升效率。中间产品的关税下降促使制成品生产商提高生产率，已经成为这些研究的首要关注点。Feenstra、Markusen and Zeile (1992)探讨了一个理论，即制成品生产商可以获得新的半成品且现有半成品价格水平下降时，他们的生产率会提高。绝大多数研究无法直接衡量企业是否因为贸易采纳了新技术，但Bustos (2011)的研究是个例外。他研究了巴西下调关税对阿根廷出口公司产生的影响，发现巴西对某些关税的下调幅度更大时，其对应行业的阿根廷公司提高技术投资的速度会超过关税下降幅度较小的行业的公司。这项研究不同于人们对“阿根廷贸易政策变动如何影响本国公司”这个问题开展的研究，因为它关注的是出口市场准入，而不是国家调整本国进口政策产生的影响。
表2总结了这个领域开展的部分研究。帕维克尼克(Pavcnik，2002)研究了智利制造业对1979年至1986年竞争加剧时做出的反应，发现削减进口壁垒对生产率产生了影响。她将面对贸易自由化的行业（即进口竞争行业和出口导向型行业）与生产非贸易商品的行业进行比较，以区分进一步开放贸易和其他渠道分别对生产率的影响。她发现进口竞争行业的企业生产率比非贸易品生产行业的生产率高出3%—10%。竞争加剧可能提高了生产率，尽管生产率提升有不少是因为现有企业被迫退出，平均来说，被迫退出的企业比继续生产企业的生产率要低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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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德斯 (Fernandes，2007)按同样的方式研究了1977年至1991年的哥伦比亚，以探索外来竞争加剧时是否会提高生产率，在这一时期，哥伦比亚各制造业的保护程度存在巨大差异。费尔南德斯发现，关税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产生了强有力的积极影响，即使在控制了企业和产业的异质性、实际汇率和周期效应后，依然能够得出这个结论。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与诸多变化息息相关，如中间产品的进口增多、技能密集度提高和机械投资上升，以及产出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之间的再配置。初期面对竞争较少的产业受到的影响更显著。
巴西是学界重点研究的另外一个国家。人们使用公司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①Ferreira and Rossi (2003)在行业层面开展的估算研究表明，巴西早期的贸易自由化（1988—1990年）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提升了6%，对劳动生产率也产生了类似影响。穆恩德勒 (Muendler，2004)发现，有证据表明外国竞争的压力大幅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率，但采用外来生产投入品对生产率的变化只发挥了次要作用。肖尔(Schor，2004)认为，外来竞争加剧会提高生产率，但能够获得蕴含先进外国技术的新型投入品也有助于提高生产率。
现在有更多完备的数据展示进口中间产品的使用情况，使研究者得以更加清晰地追踪这个渠道。阿米蒂和科宁斯(Amiti and Konings，2007)利用印度尼西亚在1991年至2001年公司层面的进口投入品数据开展研究，发现下调投入品关税对生产率的拉动作用最为显著：投入品关税下调10 个百分点，会使进口公司的生产率提升12%；将产出关税下调10 个百分点，会使生产率提高1%—6%。尽管我们不可能准确地确定生产率是通过哪个渠道得到了提升，但进口公司受到的影响明显超过非进口公司，表明进口投入品中蕴含的科技不断累积，使进口公司直接受益。②我们也可以从发达经济体身上看到类似的效应。Halpern、Koren and Szeidl (2015)利用匈牙利进口商的微观数据研究了进口投入品对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发现所有投入品都采用进口品时，会使公司的营收生产率提升22%，其中约一半来源于外来投入品和国内投入品之间的不完全替代。他们认为匈牙利在1993年至2002年实现的生产率增长中，有1/4归功于中间产品的进口增加。
有研究者(Kasahara and Rodrigue，2008)利用智利的数据进行研究后，确认了一个企业从不进口中间产品转变为进口外国中间产品后，企业的生产率会立刻上升。尽管不同研究者得出的点估算值不尽相同，但就连组内估算值也表明进口使生产率提升了2.6%（他们怀疑组内估算值向下偏倚）。他们还发现有证据表明采用进口材料会产生积极的动态影响。
很多学者对印度在1991年推行的贸易改革开展了详细深入的研究。托帕罗瓦等人(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利用各个行业在自由化程度上的差别评估贸易改革对公司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下调关税普遍加剧了竞争，迫使面对竞争的公司提升自己的效率。下调进口投入品关税提高了这些产品的可得性，帮助它们的采购方提高采购效率。比起制成品方面的竞争加剧，能够获得价格更低的生产投入品对生产率的驱动效果更强。
对于印度在1989年至1996年开展的贸易政策调整，制成品关税下调使生产率提升了1.7%，中间产品关税下调使生产率提升了10.6%。因此，下调生产投入品的关税对生产率产生的影响超出了下调制成品关税对竞争的促进作用。在受到严格管制的行业，公司的生产率并没有太多改善，这要么是因为它们没有对竞争压力做出反应，要么是因为它们无法在改革后随心所欲地调整自己的生产技术。
戈德堡等人(Goldberg et al.，2010)将印度下调生产投入品关税的措施与下游公司扩大生产范围的现象联系起来。他们发现投入品关税下调幅度最大的行业，引进的新产品更多。在印度公司新增的产品中，有三分之一是由生产投入品的关税下降促成的。如果用产量、全要素生产率或研发支出衡量，那么下调生产投入品还提升了公司业绩。这些研究者将所有变化分为“价格”和“种类”两个渠道，发现进口投入品的种类增加会带来显著的收益。除了现有进口品价格下降产生的传统收益外，进口品的种类增加还会使中间产品的进口价格指数每年额外下降4.7%。生产者可以得到的投入品种类增加时，它们受到的技术约束相应减少。它们有能力拿到很多在贸易自由化之前无法获取且更符合需求的新投入品。
其他很多研究将重点放在了另一个改革大国——中国上。布兰德特等人(Brandt et al.，2017)探究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末期，中国力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下调关税的情况，他们发现，下调关税使直接面对外国竞争的行业竞争加剧。他们对这种效应进行了点估算，发现中国的估算结果与印度的估算结果非常相似：产出的关税每下调1个百分点，成本加成会下降0.10—0.15个对数点。特别是国有企业，它们被迫提高效率并降低加成，以免竞争加剧导致自己关门大吉。下调关税带来的竞争促进效应对现存企业最为重要。新企业已经对此做好准备来进一步提高效率。布兰德特等人表明，下调投入品关税会提高下游采购企业的效率。投入品关税每下降1个百分点，产出价格会下降1.6%。
人们还发现下调投入品关税会以促进出口的形式降低国内生产商的成本。巴斯(Bas，2012)利用阿根廷企业层面的详尽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在投入品关税下降幅度更高的行业，其生产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可能性越高。阿米蒂等人(Amiti et al.，2017)探索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各个行业产生的不同影响，发现下调生产投入品关税降低了采购方的成本，大幅提高了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和出口。
总而言之，尽管下调制成品关税使国内生产者面对更多竞争压力，迫使它们提高生产率，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出下调中间产品及其他投入品关税也是有益的。进口投入品的价格下降，质量提升且品种增加，都有助于国内生产者提高生产率，使它们受益匪浅。①其他研究主要探索了墨西哥(Luong，2011)、越南(Ha，2015)和乌拉圭(Casacuberta and Zaclicever，2016)等国的贸易改革对生产率的积极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从总体上来说非常相似。
遗憾的是，这些文献没有提供衡量总体或整个经济生产率提高的指标。尽管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是驱动总体生产率不断提升的重要力量，但贸易开放对总体生产率的贡献尚不明确。人们对贸易的作用仍然争论不休：在发展中国家，它究竟是扩大了制造业的规模，还是使制造业缩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出口制成品且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扩大贸易开放确实大幅提升了生产率。相反，对于出口自然资源或农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扩大贸易开放会使制造业的总体规模缩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制造业规模下降造成的影响就会抵消企业层面的生产率提升，进而拉低总体生产率的增长。
6.定性和定量的国别研究
在经验证据方面长期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人们经常对数据质量、分析方法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等提出质疑，这一点在跨国经验证据中尤为明显。其中最极端的是斯里尼瓦桑和巴格瓦蒂 (Srinivasan and Bhagwati，2001)，他们甚至拒绝所有跨国回归研究法，认为只有对不同国家的政策体制进行审慎的个案研究，才能获得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以了解贸易改革产生的后果。
自那以后有不少国别研究探究了贸易改革的影响以及从中汲取的教训。在20世纪60年代末，OECD支持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特定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和工业化的丛书。其中最著名的两卷是巴格瓦蒂和迪赛的《印度：工业化规划》（India:Planning for Industrialization）以及利特等人（Little、Scitovsky and Scott）的总结性著作《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和贸易》（Industry and Trade in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这两本著作均出版于1970年。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外贸体制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巴格瓦蒂(1978) 和克鲁格(1978)撰写的两卷本总结性著述。OECD和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研究都记录了内向型贸易、进口替代贸易的成本，以及促进出口的外向型政策带来的好处。①世界银行的Belassa (1982，第57页)也关注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推行改革的国家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贸易导向（trade orientation）已经成为导致各国收入增长出现差别的重要因素”。
1991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七卷本研究报告《外贸自由化》（Liberalizing Foreign Trade），涵盖了19个国家在1950年至1984年推行的36项自由化措施（80年代以后推行改革的国家只有土耳其和新西兰）。帕帕乔吉欧等人撰写的综述卷(Papageorgiou、Choksi and Michaely，1990，第 41页)信心满满地表示：“（贸易）改革在哪个国家都会见到成效——无论它们的初始条件多么不利，而且这些改革不会在短期内表现出严重的缺陷。贸易体制高度扭曲的政府无须担心设计完善的自由化方案会产生任何负面后果。”
这项大规模的研究条分缕析地描述各种改革情景，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信息。不过它“一刀切”式的结论引发了不少批评意见。格里纳韦(Greenaway，1993)认为“他们表述这些结论时的笃定具有误导性”，而且由于很难区分贸易政策的影响与同期推行的其他政策产生的影响，所以这种表述使人们对各种贸易政策产生的结果得出“基于主观印象的”结论。科利尔 (Collier，1993)哀叹世界银行的研究缺乏分析框架的指导，担心他们选择的国家样本偏小，而且缺乏随机性。他担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看起来各国都有自己的发展路径，面对的困难也各不相同，很难对它们的改革进行宽泛的一般化，所以“很少有简单明了的经验规律”。②世界银行还对宏观经济调整出版了一部总结性报告(Little et al.，1993)，其中涉及20世纪80年代的部分贸易改革。
定性的国别研究常常能提供宝贵的信息，但大部分经济学家从不满足于此。看起来这种研究方法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什么重要著作全面记录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改革历程。①Williamson (1994)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完备。他重点关注的是改革涉及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不是它们对经济的影响。OECD、国民经济研究局和世界银行的主要研究对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贸易改革。
经济学家更感兴趣的工作是以详尽的结构模型为基础开展定量的国别研究。研究者可以针对特定国家建立模型，并调整它们以匹配特定年份的国家数据，然后用这些模型模拟反事实情景，在这些情景下调整特定政策以了解它们对不同经济结果产生的影响。这类研究的典范不多，因为研究者需要投入相对较多的资源，而得出的信息仅适用于描述单一国家，由此引发人们对其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的质疑。
这类研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康纳利及其合作者(Connolly and Yi，2015)对韩国的研究。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经济孤立转向促进出口（造成经济孤立的部分原因是保护过度）。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韩国出口在GDP中的占比从1962年的2%上升至30%，它的经济增长如奇迹般不可思议。不过韩国的案例也引发不少争议，因为人们对于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争论不休，而且人们不确定工业政策和其他因素是否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②譬如，Westphal (1990)认为：“进口自由化并不是引导韩国走上出口导向型增长道路的一个重要改革因素。”人们尚不清楚他这里所说的“自由化”是包含了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还是只涉及制成品的贸易自由化。显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制成品的贸易自由化没有显著推动出口导向型增长，中间产品的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则有待商榷。近期关于产业政策研究的综述，请参见Lane (2019)。
为了厘清贸易政策发挥的作用，康纳利及其合作者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并根据韩国的数据进行调整，以模拟1962年初至1989年的贸易政策调整。这个模型几乎可以解释韩国的全部经济增长以及投资货物的进口增长。随后他们检验了三类截然不同的贸易政策调整：（1）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取消生产出口产品所需的中间产品和固定设备的关税；（2）将一般关税率从70年代初的40%左右下调至1989年的13%左右；以及（3）《关贸总协定》（GATT）中的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促使其他国家下调对韩国出口品的关税。他们的模型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后表明，在韩国的制造业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这些关税削减可以解释制造业人均增加值17%的增长。尽管这些追赶增长中有80%以上无法解释，但贸易政策本身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贸易改革使制造业工人的人均消费提升了19%（这里用消费衡量工人的福利）。
多阶段生产和进口投资货物是驱动韩国大幅提升效率的两个传导渠道，也是推高福利增长的主要因素。康纳利及其合作者认为，他们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得出的研究结果为贸易政策改革对韩国增长奇迹做出的贡献设定了下限，因为它没有探讨贸易影响增长的其他机制，如进出口活动提高了学习或技术的溢出效应，以及贸易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此外，他们无法用这个模型来研究产业政策或信贷补贴等因素。①Betts、Giri and Verma (2017)针对韩国建立了一个模型，以研究结构调整的影响，但没有直接探讨贸易政策的影响。
对外部效度的质疑一直没有平息，例如韩国经历的一切不一定发生在喀麦隆。除非其他经济学家也对其他国家建立类似的模型，否则不可能了解贸易改革如何在不同的背景下对经济结构和经济表现产生影响。然而，康纳利及其合作者对单个国家开展的详尽研究有助于我们分离出具体改革措施对经济表现的贡献，而且在多国回归中有效地替代单一指标变量。
7.结语
经济学家一直对亚当·斯密时代以后贸易管制措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席卷众多国家的贸易改革浪潮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历史证据。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完美地对这项研究提供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据，因此研究者采用多种方法努力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近期的研究结果展现出惊人的一致性。看起来对于被技术前沿远远甩在后面并且采取重大进口管制措施的发展中国家，采取更加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会给它们带来显著的经济回报。如表1所示，很多研究者采用各种方式衡量政策后发现，推行贸易改革后经济增长比基准增长率高出1.0—1.5个百分点。很多研究表明推行贸易自由化10年后，它产生的效益不断累积，会将收入提升10%—20%。贸易改革在各国产生的效应具有异质性，因为各国推行改革的范围和背景各不相同。
在微观经济层面，下调进口中间产品关税对工业生产率的推动作用表现得更为显著。这种效果在很多国家都曾反复出现。
目前还有一些问题尚无定论，如一国在推行贸易改革的同时还启动了其他市场化改革，那么随后出现的经济增长有多少是由贸易政策本身促成的。然而，即使降低贸易壁垒只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部分原因，改革也产生了显著的累积效益。泰勒等人(2013，第1689页)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过去20年里，还有其他单一政策使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提升了15%—20%吗？”■
（刁琳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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