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全球价值链与发展中经济体

4.技术和比较优势的变化

　　发达经济体制造业部门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过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由此造成的两个直接后果是，制造业部门的就业机会持续流失（从其占总就业数量的比重看），以及技能溢价（即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异）持续上升。除此之外，由于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比其他行业更快，工业制成品的相对价格有所下跌。

　　在市场全球化的今天，发达国家的相对价格变化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只要发展中国家都是制成品的消费者，相对价格变动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对于资本品和许多高科技产品来说，的确如此。然而，只要发展中国家在制成品方面具有现实或潜在的比较优势，这种相对价格下降就是一种损失。此外，制成品相对价格的下降还降低了低收入国家工业投资的盈利水平，使其工业化进程更为艰难。如果工业化进程由于学习外部性或协调失灵而处于不利地位，那么发展中国家受到的负面冲击无疑会更大。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由技术变革导致的不利盈利趋势因其进口商品市场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制造业中心国家的不断开放而日趋复杂。在数十年前，由于高运输成本和限制性贸易政策的影响，国内市场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全球市场隔离。在初级消费品等基础工业部门，进口替代和本土企业的发展空间较大。而今天，从亚洲低成本企业进口的产品已经使新产业很难从小规模和初始成本劣势起步而获得发展。

　　生产技术的最新趋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只不过是更多的坏消息。自动化、机器人和3D打印技术都极大地节约了劳动力。它们将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为这些新技术与技能劳动力是互补的，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将因此减少，而低技能劳动力正是所有低收入国家拥有的重要资源。（*1.在只有两种生产要素（非技能劳动力和技能劳动力）的生产函数中，只要替代弹性绝对值小于1，有效增加非技能劳动力的技术变革也可能是技能偏向的（即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例如，当鞋子可以通过3D打印廉价生产时，那些大品牌将不再倾向于离岸外包给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这些离岸业务的回流将日益普遍。

　　换言之，许多（尽管不是大多数）新技术都意味着低收入国家在标准制造业中的比较优势将趋于消失。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要求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持其产业现状至少要加倍投资于人力资本。而这正是我描述的“互补性技能和能力”难题。

　　新技术的另一个特征，特别是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特征，也值得注意。新技术的引入也使非技能劳动力更难替代生产中的其他投入品，包括技能劳动力、资本和其他能力。换句话说，非技能劳动力和其他参与分配的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下降了。

　　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中，无论技术是否为外资企业所有，通常都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它需要的机械、软件和工人才能运作。不过，企业的精英规划可能会灵活考虑如何组合不同的生产要素。由于非技能工人相对便宜，企业的所有者可能希望节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从而使用更多的非技能工人。在发达经济体中能自动化完成的一些任务（例如包装）可以由发展中经济体的体力劳动者完成。在经济学术语中，这被称为沿着等产量线进行的技术调整。布鲁姆（Blum，2010）使用1973—1990年的数据，从定量分析角度说明这种调整非常重要。他发现，各国相对要素禀赋的变化主要会诱发部门内生产技术的变化而不是产出组合本身的变化。换句话说，非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导致整个经济都更加密集地使用他们。

　　我的观点是，新技术使这种类型的要素替代变得更加困难，生产环节被整合到全球价值链的先进企业尤其如此。这是因为新技术带来了更严格的精确度和质量标准。手工操作不可能达到这些标准，因为它必然会导致生产中的不合规格。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还意味着生产环境的治理从地方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转移到跨国公司，致使当地公司更加依赖跨国公司的需求。离岸外包提高了发达国家的生产者替代国内劳动力的能力，但是，由于生产要求更加严格，离岸外包使发展中国家的非技能劳动力更难替代其他投入。

　　即使在技术复杂度不高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中也是如此。例如，发达国家的购买者对非洲园艺施加的标准非常严格：标准一直是推动园艺全球价值链、区域价值链动态发展的最重要驱动力之一，在很多方面创造了参与和升级的规则。随着欧洲超市全球价值链的兴起，越来越多地对供应链实施标准化管理，这些标准基于西方消费者的偏好，如质量、外观、卫生、安全性和可追溯性。坚持超市的园艺标准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非洲……一方面，这样做为生产者升级到更高附加值的活动提供了大量机会（肯尼亚鲜花供应链中的产品、流程、冷链和功能升级就是范例），在某些情况下，还加强了对工人的社会保护，推动了社会进步（在乌干达花卉修剪链中出现了更多长期就业合同、工会和集体谈判）。另一方面，这样做使得只有对合规进行必要投资的生产者才能参与。（Goger et al，2014）

　　正如作者观察到的，这解释了为什么（生产水果和蔬菜的）小农户很难融入全球价值链。由于缺乏互补的技能和能力，投入再多的体力劳动也于事无补。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好处绝大部分由现有正规企业的工人获得。（相比之下，非洲消费市场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因此，为非洲零售连锁店服务的小农户面临的进入壁垒较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出现了类似的困难（AfDB，2014）。

　　全球价值链促进生产技术趋同的一个指标就是，要素份额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有相似的变动趋势。表1显示了一组典型国家的资本和三种不同劳动力（低技能、中等技能、高技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加值份额变化。在发达国家，技能劳动力的增加值份额有所提高，而在表中列出的所有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增加值份额都有所下降。这一现象并不令人陌生，它与发达国家对低技能工人的相对需求减少有关。颇有些令人惊讶的是，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增加值份额也出现了下降趋势。差别只在于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增加值份额下降得比发达国家更快。

　　为了更准确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考虑一个带有替代弹性参数的生产函数，它可表示为：

　　其中y表示产出，L表示非技能劳动力，S表示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组合（资本、技能和生产能力），而α是要素投入份额的参数。A表示要素中性效率水平，a表示非技能劳动力增强型技术进步参数。假设σ<1，意味着非技能劳动力和其他生产投入之间总体是互补的，这和实证研究的文献是一致的［参见Lawrence（2015）及其引用的文献］，σ的下限是0，在该点，L和S之间不存在替代性，且生产函数服从带有固定投入要求的里昂惕夫形式。

　　我们关注的是该生产函数的两个不同变化：（a）a的增加；（b）σ的减少。第一种变化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率，增加了对S的相对需求（在σ<1的假设下），它代表传统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第二种变化降低了非技能劳动力对其他生产投入的可替代性，并反映了刚才讨论的生产标准日益严格的情况。

　　通过一些描述性计算，很容易看出这些变化的共同后果。与上述生产函数相关联的是成本函数，我们可以校准成本函数，以此测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生产成本。这反过来又使我们了解当相关参数改变时，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是否可存活。假定发展中国家非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只有发达国家工人的20%，且A平均只有前者的一半（通常以0.4的标准差分布在均值周围），富国和穷国的生产函数相同。我们先设置a=1和σ=0.8，然后校准其余参数，在基准均衡中，大约50%的发展中国家是可存活的。（“可存活”一词意味着其单位成本不高于发达国家。）

　　a和σ改变的后果如图7所示。随着a的上升和σ的下降，发展中国家可存活企业的比重逐步下降，同样重要的是，这两种效应具有乘数作用，能够相互强化。考虑a从1增加到3对应的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当σ=0.8时，可存活企业的比重从55%缓慢减少到46%；但是当σ=0.4时，可存活企业的比重会从42%骤降到19%。同理，当a值很高时，σ的降低将使发展中国家承受更大的竞争压力。要注意，这里是按照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固定工资水平计算的，均衡必然会要求调整工资水平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生存能力。因此，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释这些结果，即在技术变化后，为恢复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需要使工资水平向下调整多大的量级。

　　注：计算是基于替代弹性绝对值小于1的CES生产函数。图形主要表现两个参数变动的结果：横轴的替代弹性σ和非技能劳动力的增强参数a（提高技术变化偏向技能的程度），导致曲线向下移动。计算时假定工资不变，且要素中性的生产率差异对所有发达国家都有利。以发展中国家要素中性生产率服从标准差为0.4的正态分布为前提假设，可存活企业的比例通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单位成本计算得出。校准工资水平以使发展中国家55%的企业都能在σ=0.8和a=1的初始均衡水平下存活。

　　劳动增强型（和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文献。至于我假设的替代弹性减少是否有类似的证据呢？关于这种趋势的系统性证据并不多，部分原因是实证分析倾向于将σ视为不变的深层参数。然而，在一篇即将发表的论文中，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已经表明，与2000年之前的时期相比，2000年之后的美国制造业σ水平较低。我们也可以从横截面研究中推断出一些结论。这些研究认为技术上更复杂的活动往往有较低的σ。拉瓦尔（Raval，2108）发现，服装和纺织品行业的σ比电机行业显著要高（但仍远远低于1）。有学者（Baccianti，2013）通过估计，提供了一个大致相似的排名顺序。奥伯费尔德和拉瓦尔（Oberfield and Raval，2014）发现（在行业层面）σ在美国比在三个发展中国家都要低得多，而印度的σ最高。鉴于这些结果，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发展中经济体采用发达经济体使用的技术往往会降低σ。

　　阿西莫格鲁和齐利博蒂（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关于不合适技术的论文对这一论点提出了补充。他们从同样的现象出发，即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他们认为技术变革的方向取决于要素相对价格。由于富裕国家的技能相对丰富，新技术往往会得到优化，供技能工人使用。当他们与低技能工人一起使用时，生产率就会更低。因此，发展中国家即使能无成本地获得最新技术，在生产率方面也会遭受损失。正如阿西莫格鲁和齐利博蒂表明的，这种技术与技能的不匹配劣势并非使用更多低技能工人能补救的。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采用新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提高或者就业创造没有直接的积极作用。相关学者（Banga and te Velde，2018）非常清楚地描述了非洲通过数字化提高了潜在的生产率，他们认为这也提供了乐观的就业前景。但这里的讨论表明，新技术不成比例地青睐拥有丰富技能和资本的富裕经济体而不是发展中经济体。因此，它们使较贫穷的经济体更难以掌握更先进的产品，也削弱了它们在较老、较传统产业中的比较优势。不过，实际的净效应依然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