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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第三种功能:改变文化类别的能力

来源于 《比较》 2021年第6期 出版日期 2021年12月01日
在理性行为人模型中,法律只能通过改变个人的激励和信息来影响社会,这就是法律的命令和协调功能。图/视觉中国
文|卡拉·霍夫 詹姆斯·沃尔什

  * Karla Hoff,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客座教授,主要研究行为发展经济学、身份和文化对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的影响、贫困等领域。James Walsh,世界银行“贫困和平等全球实践”项目的分析师,负责与非洲经济赋能和儿童营养相关的“行为倡议”(Behavioral Initiatives)项目。原文“The Third Function of Law:Its Power to Change Cultural Categories”,载于Kaushik Basu and Robert C.Hocket主编的Law,Economics and Conflict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s,2021)第55—85页。——编者注

  ** 作者感谢Cass Sunstein、Vafa Ghazavi,特别是Nancy Folbre的评论

  分类是为了对存在明显差异的事物等量齐观,为了将我们周围的各种物体、事件和人类划分为不同类别,进而按照其所属类别而不是其独特性区别对待。

  ——杰罗姆·布鲁纳等(1956)

  法律是如何改变社会的?在理性行为人模型中,法律只能通过改变个人的激励和信息来影响社会,这就是法律的命令和协调功能。个人都是社会性动物,存在遵循社会规范和惩罚违反规范者的内在欲望,按照这一观点,法律也是一种有关社会规范的“路标”,即法律的表达功能(Sunstein,1996)。认知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洞见是,个人是有限理性的,如果没有类别和其他的图式就无法思考,而其中很多类别来自文化,我们根据这一洞见提出了法律的第三种功能。(*参见Markus(1977)的研讨会论文)。类别会调解个人对世界的体验。通过使新的社会互动类型、范例类型和榜样类型成为可能,法律可以改变文化种类。类别具有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即通过赋予或限制感知、联想和解释,影响个人行为。我们称之为法律的图式化功能(schematizing function)。

  有关人们如何决策的观念,其演进在美国关于种族隔离的司法史中有明显的体现。(*Turner(2015)回顾了这段历史)。在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Plessy v.Ferguson,1896)中,种族敌视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大法官布朗(Brown)认为“法律无力根除种族的本能”。50年后,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1954)中,首席大法官沃伦(Warren)认为种族隔离会塑造个人的自我图式:

  由于种族原因,将黑人儿童与其他年龄或资质相似的孩子单独分离开,会使他们产生社会地位低人一等的感觉,这可能会对其心智产生永远无法消除的影响。

  又过了50年,大法官布雷耶(Breyer)在对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提出的反对意见中认为,种族隔离“固化”了种族主义:

  这里的背景是,某种种族限制的目的不是寻求隔离不同的种族,而是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种族隔离政策不是简单地告诉学童们,“你们可以去哪里上学和不可以去哪里上学”……他们固化了某种种姓制度,而这种制度植根于奴隶制度和80年合法的下等地位。(*社区学校的学生父母诉西雅图第一学区案(2007))。

  在行为科学中有相当多的研究支持首席大法官沃伦和大法官布雷耶的观点。经验创建文化分类,显著的文化分类影响人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大笔一挥,法律就可以发布一道命令,但是这不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然而,法律令经验和接触成为可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

  分析性观点

  很多领域的研究都提供了分析性论据,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和哲学有关图式或者心智模式的研究。主要论点如下:

  1.通过使个人接触新类型的社会情境、范例、潜在的榜样,法律可能会改变文化类别和背景,其时间范围与政策制定者有关。这种改变会激活某种特定的类别,这又意味着社会规范的改变并使法定权利的改变合法化。类别主要由范例定义(Rey,1999;Smith and Medlin,1999)。接触新的范例可能会改变某一类别的意义及其成员的自我形象。法律有一种图式化功能。(* 人类学家Berger and Luckmann(1967)、Mary Douglas(1973,1986),心理学家Brunne(1990,第58页)、Nisbett and Cohen(1996)、Markus and Kitayama(2010),以及社会学家Friedland and Alford(1991)、DiMaggio(1997)讨论了制度的图式化功能。这些学者表明,制度会影响认知。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观点是,某种“通过法律消除偏见”的策略可能需要借助于反歧视运动来实施(Jolls and Sunstein,2006)。我们感谢所有这些学者的研究。

  2.没有类别,我们无法思考。(* 世界向个人呈现了各种可识别事物的无限排列。比如,专家估计,我们可以识别的颜色超过10万种,也许多至700万种(Myers,1995)。然而,如果我们把每一种可以识别的颜色或事物视作一个单独的类别,我们很快就会不堪重负。正如Bruner et al.(1956,第1页)说的:“对于这一貌似悖论的现象,即我们拥有识别能力,但是如果充分利用这一能力就会使我们成为特殊性的奴隶,解决的方法在于利用人类分类的能力。”)我们使用的类别会影响认知和解释。类别通常是提炼出来的(Rothbart and Taylor,1992;Haslam et al.,2000;Mahlingam,2003)。它们通常会影响下述观念,即特定群体的成员采取何种行为才是自然的和恰当的(Goffman,1963),类别还表明了有关世界如何运转的隐含理论。

  3.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各自归属的群体拥有的法定权利不平等,那么习得的文化类别会鼓励那些使群体之间不平等持续存在的行为,在正式权利的不平等被废除之后很长时间,仍会如此。文化类别是由与历史相关的思想形式(* 参见Berger and Luckman(1967),Boyd and Richerson(1988),Bruner(1990),Sen(1992),Nisbett and Cohen(1996),DiMaggio(1997),Nunn(2012),Hoff and Stiglitz(2010,2016),Demeritt and Hoff(2018)。)以及可以接触到的范例(* 参见kahneman and Tversky(1973),Tversky and Kahneman(1973)。)决定的。

  制度实践赋予类别以特殊的意义,而类别又会影响人们如何看待自身,如何行动,以及别人如何对待他。有关群体的某些模式化印象危害如此之大,对人的侮辱如此严重,以至于深深刻进了被侮辱群体的脑海之中,影响他们的表现,削弱了他们为改善自己生活而付出的努力,这可以参见我们2018年的研究。负面的模式化印象损害了人们在学习成绩(Steele and Aronson,1995)、职位申请(Linos et al.,2017)和职场(Davies et al.,2005)中的表现。针对某些群体的歧视是基于理性的计算,即统计性歧视(List,2004),但是有些证据与这一解释并不完全相符,而文化类别对注意力、阐释(interpretation)和偏好的影响能给出更好的解释。(* 参见Goldin and Rouse(2000),Bertrand and Mullainathan(2004),Shayo and Zussman(2011),Alesina and La Ferrara(2014),Barto et al.(2016)。

  被污名化的群体身份之所以重要,除了可能导致工具性伤害(instrumental harms),还有一些内在的原因(Anderson,1999;Wolff and De-Shalit,2007;Wolff,2015):“缺乏尊重尽管不像直接侮辱那样有攻击性,也会产生同样的伤害。你不会侮辱另一个人,但也不会认同他。他不被视为完整的人,不被认为其存在本身就是重要的”(Sennet,2003,第3页)。

  如果某种行为严重偏离人们普遍认为的恰当行为,法律就会对其予以规制,但是这些法律可能是无效的或者更加糟糕。巴苏(Basu,2018,第57页)利用博弈论论证了这一点,即如果一部法律导致的社会结果是没有这部法律时就不存在的均衡,那么它“注定无法得到实施”。在印度的法律中有两个明显的例证,法律旨在帮助女性,却导致很多女性被杀害。在殖民地时期的印度,执行寡妇从其丈夫那里继承财产的权利,强化了寡妇殉葬的规范(sati;Kulkarni,2017)。在有数据可得的1815—1821年,执行寡妇继承权使每个街区的殉葬寡妇数量普遍上升了115~437例。在授予寡妇继承权的街区,殉葬的平均值为153例,而在没有授予这一权利的街区,只有25例。最强烈地反对寡妇继承权的群体是婆罗门。一个街区中婆罗门的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平均而言就会多出56~102位寡妇丧身于丈夫的火葬柴堆。

  在现代印度,有关女儿和儿子获得平等继承权的法律导致了女性胎儿堕胎率的提高、过高的女婴死亡率以及偏向男童的生育行为终止(Bhalotra et al.,2017;Rosenblum,2015)。根据自己对殖民地时期的印度所做的研究,库尔卡尼(Kulkarni,2017)的结论是,“平等主义需要有平等主义者”。

  政策观点

  从一个制度与观念模式“相匹配”的稳定系统出发(Lieberman,2002),利用法律改变社会需要某种组合拳。一套组合拳可被定义为“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以产生某种显著的影响”。(* Online Merrian-Webster Unabridged.)我们在这里关注两种力量:一种是权利的变化,即法律的命令和协调功能;一种是经验或接触(exposure)的变化,这可以为权利的变化创造认知基础,也就是图式化功能。就像拳击比赛中的组合拳一样,这两种力量单独发挥作用,可能效果非常有限,但是一起使用,就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总而言之,组合拳要求实施各种各样的法律,但是也有例外。一个例外是1993年挪威出台的一条法律,要求为父亲提供四周的育婴假。父亲通常在孩子大约10个月大时休这一育婴假,此时儿童的注意力正在形成。这一育婴假影响了家庭角色的演变,这会增加之后15年父母对孩子的照料时间(Cools et al.,2015)。挪威的这条法律实现了三种功能,一是命令功能,法律要求企业提供育婴假;二是表达功能,它将父亲应承担某些照顾孩子的责任表述为一种社会价值;三是图式化功能,法律确保有更多的父亲将会拥有休育婴假的经历,这永久性地改变了关于什么是一个“好父亲”的观念。

第一节 心智模式的机制

  有限理性的人,也就是我们所有人,拥有既是表征(representations)又是信息处理机制的图式化结构。这些结构被称为心智模式,也就是图式。(* 参见Axelrod(1973),Brewer and Treyens(1981),Brewer and Nakamura(1984),DiMaggio(1997)。
巴特里特(Bartlett,1932,第201页)提供了对心智模式的一个最早解释:“一种对以往反应或者以往经验的积极组织,在任何适应良好的有机反应中,这种组织活动被认为一定是存在的”。心智模式包括分类、识别、模式化以及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富有活力的因果叙事(Carey,2009)。这些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世界是什么样的,以及它如何运转的前提假设和默认假定。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利用心智模式处理信息,都是自动的和下意识的(Bargh and Pratto,1986)。

  心智模式会影响我们如何分配自己的注意力以及如何找回信息。尽管社会对理性行动者如何思考没有影响,但是它对人类如何思考发挥着关键作用:“图式心智模式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感知的事物,这通常是基于主体间已经成为惯例的类型化”,使我们“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能够透过社会心理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Zerubavel,2009,第31页)。因此,个人更有可能感知和回忆那些与他们的心智模式相契合的信息,并抵制那些与之不符的证据。迪马吉奥(DiMaggio,1997)梳理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既然文化心智模式可以跨代传递,久远的祖先所处的社会环境就可能影响个人对世界的认知。

  假定制度任意地强迫一组人(可以称之为“种族”或“种姓”)进入社会的底层,使他们习惯于受到特定方式的对待。多年之后,假定这种制度的法律基础被废除了。但是,隐藏在习俗背后的心智模式仍然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诺思(North,2005,第52页)认为,“在全部人为的结构中,信念、制度和组织的相互作用,使得路径依赖成为社会延续的一个基本因素”。这一基本思想由来已久。托克维尔(Tocqueville,1990/1835,第357页)在《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现代社会的真正问题在于习俗的改变,而不是法律的改变。

  心智模式的三种来源作用于极为不同的时间范围。在数百万年间,演化过程深深地嵌入了人类的表征能力(representational capacity)。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社会文化过程创造了文化心智模式的全部内容。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每个人都创建了与众不同的心智模式(Carey,2009,第447—448页;Zerubavel,2009)。本文关注社会文化领域,即“社会秩序运作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制度控制着我们的分类和识别过程”(North,1986,第3页)。各种分类和其他心智模式不断演化,以回应社会群体面临的社会模式和范例(Smith and Medin,1999)。

  识别社会心智模式对认知的影响说明了选择域(domain of choice)。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中,行动是激励和禀赋的函数;偏好被视为给定的,对均衡的信念与可以获得的信息相一致。

  行动=f(激励,禀赋)(1)

  行为经济学引入了两组附加的变量,一是做出决策的背景,这并不会影响实际的回报,但会影响决策者最看重什么;二是心智模式,这既是表征,也是信息处理机制。有限理性的个人不会注意到他们全部的机会组合,也无法想象他们全部可能的生活组合。他们能认识和思考的事物子集取决于背景和被激活的心智模式。考虑到影响决策的这些附加变量后,上述函数扩张为:

  行动=g(激励,禀赋,背景,心智模式)(2)

  操纵博弈标签的实验揭示了背景对行为的影响。在囚徒困境博弈中,一名参与者可以选择慷慨的协作,也可以选择自私的行为。在一个由美国大学生参与的博弈实验中,有一半的实验对象被告知他们在玩一场“社区游戏”(Liberman et al.,2004)。在那些被告知玩的是“社区游戏”的实验对象中,有67%的人选择合作,但是在那些被告知玩的是“华尔街游戏”的实验对象中,只有33%的人选择合作。由背景或标签诱发的心智模式对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德国的一项现场实验表明,经验对亲社会的行为有重要影响(Kosse et al.,2020)。实验的参与者是贫困儿童。这项研究随机选择了一组儿童,一位义务导师让孩子体验一年“非亲属但是高度亲社会的有归属感的角色,与其一起承担责任,并付出努力和时间”。那些有一年这种经历的儿童被作为实验组,没有这种经历的儿童被作为控制组。在这一项目结束两年以后,一组标准的揭示亲社会性(包括独裁者博弈)的实验室实验表明,相对于控制组,实验组的亲社会性显著增加。这意味着经验可以持久性地改变实验组的偏好。与传统经济学的假设相反,经验会改变偏好,而这对经济结果意义重大。

  尽管在(2)式中我们把心智模式作为独立变量,政策只能通过引导经验和接触来影响各种心智模式。大学里随机分配室友(Boisjoly et al.,2006)、一位巴基斯坦公民成功地申请到去麦加朝圣的签证(Clingingsmith et al.,2009)以及在巴西的一个市镇播放Globo的肥皂剧,这些都会让个人或社会接触未曾见过的人或者新的故事,因而对于什么可以接受或者什么值得向往,他们的判断也会改变。但是,政策无法控制那些调节个人体验世界的心智模式。

  认识到感知和偏好受人们头脑中的文化类别和故事的影响,会极大地扩展经济均衡的组合。社会学家迪马吉奥(1997,第280页)写道,这意味着“社会大规模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相互影响的参与者的思维框架差不多同时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本文第一节的剩余部分提供了两个例证,表明心智模式对经济结果的解释能力。第二节则表明法律和政策改变心智模式的能力。

  案例1 在实验室博弈中产生不平等的性别心智模式

  在产业界和学术界,身居高位的女性比例较低,而身处底层的女性比例较高。导致这一极化现象的因素之一,是女性和男性在有助于职业晋升的任务与无助于晋升的任务之间分配工作时间的方式有所不同。比如,在营利性企业,晋升较快的工作都能够产生收入,而晋升较慢的工作包括使新雇员适应工作或者组织圣诞聚会等。在强调研究的大学中,晋升较快的工作都与研究有关,晋升较慢的工作包括为大学生提供建议等。很多人感觉有义务投入一些时间,用于帮助他们所在的组织,尽管这对他们的职业晋升并无益处。但是,巴布科克等人(Babcock et al.,2017,第715页)表明,在美国的产业界和学术界,有更高比例的女性承担这些晋升较慢的工作。

  何以如此?为了一探究竟,研究者们发明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博弈,并让美国的大学生参与实验。每期实验都会让参与者坐在一间宽大的房间中,每个人都有一台电脑。博弈一共有十轮。在每一轮的一开始,参与者都被随机分配到一个新的三人小组中。他们之间的互动是匿名的,且只有一次。参与者每轮都要做出决策,决定是否要“志愿”投资。只要有人挺身而出,或者过了两分钟,并以这两个条件先满足者为准,本轮博弈就会结束。博弈的报酬如表1所示。

 

  投资决策增加了本组中每位成员的报酬,但是投资者获得的报酬(1.25美元)要比不投资者(2美元)少一些。如果本组没有人投资,每位参与者的报酬都是1美元。因此,一位参与者只有认为本组另外两个参与者不会志愿投资,才会出于自利的目的进行志愿投资。

  在每一轮中,几乎每位参与者都等着看本组其他人是否会成为志愿投资者。绝大多数投资决策是在每一轮的最后两秒内做出的。在混合性别实验中,即参与者中男性和女性各占一半,女性成为志愿者的频率比男性高50%。图1中的折线表明,在每一轮中,女性进行投资的可能性始终显著高于男性。从第一轮至第十轮,代表女性行为的概率折线在0.4至0.3之间波动,而男性行为的概率大约为0.25,而且越往后的轮次,概率越低。

 

  行为的性别差异是否反映了性别特征的差异?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女性比男性更友善的结论?答案是否定的。当这一实验在单一性别参与者中开展时,即参与者知道同组成员的性别与其相同,男性和女性进行志愿投资的可能性是相同的。如图2中的折线所示,男性和女性的概率折线都遵循相似的下降轨迹,第一轮投资的概率略高于0.3,第十轮的概率略高于0.2。

 

  由于在单一性别组中并未出现性别差异,在混合性别实验中出现的性别差异不可能是由于男性和女性的慷慨程度不同。对社会惩罚(social sanction)的预期也无法解释这一结果,因为博弈是一次性的,并且是匿名的。(* 如果这一博弈不是一次性的和匿名的,公平的博弈规则并不能保证性别平等,因为个人可以在以后的互动中施加惩罚。Gottlieb(2014)在马里所做的案例研究证明了这一点。马里的某些地区为本地人提供公民课程,旨在促进对公民生活的参与,特别是女性的参与。实际上,这提高了男性的公民生活参与率,而女性参与率有所下降,因为男性亲属和村里的长者会惩罚参与公民活动的女性。这种公民课程增强了对公民参与重要性的认识,并将公民参与转变为“一份男人干的活儿”。)但是文化类别以及文化类别中蕴含的社会规范可以解释这一结果。一个解释是,男性和女性都预期女性会自愿获得较低的报酬。这种一致的预期使他们协调行动以实现某种结果,而这种结果会导致传统的性别不平等。另一个解释是,女性想要通过接受低报酬的工作,以服从性别规范。正如桑斯坦(Sunstein,1996,第2043页)注意到的,在家务劳动存在性别分工的背景下,“一位女性拒绝接受这一安排,其社会含义可能是她拒绝了自己适合的性别角色……通行的规范推动了不平等的出现”。

  总之,实验表明,产业界和学术界可能普遍存在这种情况,性别平等规则不足以实现性别机会平等。性别的文化心智模式限制了女性和男性自认为可以利用的机会组合。

  案例2 美国内战之后南方精英以种族叙事作为武器

  如果法律的实施赋予特定的群体某些权利,并以另一个群体为代价,后者可能会起而反抗。如果后者得到很好的组织,就有可能通过改变文化表征并予以策略性地应用,以进行反击。美国内战之后的种族主义经历提供了一个残酷的例证。

  直至19世纪初期,奴隶制度仍是美国的国家法律。绝大多数奴隶以及绝大多数拥有奴隶的家庭都在南方。奴隶提供农业劳动力,为南方经济创造了大量财富。到19世纪中期,美国政府寻求在那些尚未建州的领土上禁止奴隶制。这引起了最南部的某些州脱离联邦,从而引发了内战。在美国政府赢得战争之后,美国宪法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确保黑人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并赋予黑人男性以投票权。

  南方白人精英出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坚决反对这一权利扩展。尽管输掉了战争,精英们仍能很好地组织起来,足以采取某种策略,使黑人很难实施自己新获得的权利。南方精英“‘日复一日地讲述黑鬼残暴行径的故事’,因此黑人经常对白人犯下罪行的贪婪、暴力和富于攻击性的形象取代了黑人低等但是无害这一为人熟知的形象”(Glaeser,2005,第67页;同样参见Faust,1981),这激发了对黑人男性的仇恨。格莱泽(Glaeser,2005,第68页)表明,美国南部仇恨黑人的情绪表达是如何随着时间变化的,“在内战之前,仇恨情绪并不严重,在吉姆·克劳主义盛行的时期,这种情绪有所抬头,一战之后逐渐销声匿迹”。对于那些试图行使其投票、担任公职或自我雇佣等权利的黑人男性,南方精英采取了恐怖主义行径,并将这些行径描绘成朴素的正义行为(Budiasky,2008)。

  我们利用博弈论,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展现了内战之后发挥重要作用的某些因素。表2表明了两个参与者的策略集,即美国政府和南方精英,分别在第一列和第一行。这张表在每个单元格中列出了每位参与者的报酬(美国政府的报酬排在前面,并且包含了非裔美国人的报酬)。

  每位参与者选择一个策略以最大化他们的效用。无论南方精英的策略如何选择,内战之后美国政府的最佳选择都是赋予黑人男性以平等的权利。这反映了内战过程中北方态度的演变,以及奴隶在这场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表2表明了美国的政策如何触发了南方白人精英的策略变化。既然无法消除权利平等的可能性,将黑人男性描绘为邪恶和不可信任的,并以此为基础创建种族仇恨的意识形态,在这一博弈中能够使南方精英获得最高的报酬。比较表中第二行精英的回报,我们可以发现,强化对黑人的敌意是精英偏好的选项。从这一博弈中可以推断对黑人的模式化印象将发生改变,与实现权利平等以及种族平等的意识形态相比,黑人的报酬会出现急剧下降,而且总效用也将更低。

 

  美国在重建时期若要实现黑人和白人政治平等的目标,需要有两种干预,既要提供平等的法律权利,也要采取一些举措,为种族平等奠定认知基础,从而使权利平等获得合法性。相信对黑人的压迫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恶的,才有可能克服南方精英在经济方面的自利行为。

  精英有能力煽动对黑人的仇恨,这可以被理解为他们有能力改变种族的含义。即使受益于农业工资上涨的很多贫困白人,也会持有种族主义的观点。人们经常说,北方赢得了战争,但是南方赢得了和平(参见Gates,2019)。如果美国政府坚持重建政策,并为黑人民众提供土地和教育,结果可能有所不同,“40英亩土地和一匹骡子”的政策一直持续到林肯总统遇刺为止。教育和土地将创造新的范例和新的社会格局(social patterns),将经济和政治权利扩展至黑人的政策也可能因此获得合法性。

  阿查亚等人(Acharya et al.,2016)证明了南北战争之后那段时期的经济因素与当前有关种族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他们的研究表明,白人仇视黑人的意识形态最为强烈的,是南方那些最依赖奴隶劳工的县,而这些县也具有最强的经济和政治动机来强化种族主义规范,从而维持对以前奴隶的控制。如果一个县在1860年的奴隶占比更高,并因而在1860年更依赖奴隶劳工,那么,与奴隶人口比例较低且在其他方面均相似的地区的白人民众相比,现在这些县的白人民众更有可能表现出种族主义情绪,并反对平权运动。历史上对奴隶劳工依赖较少的地区,以及通过农业机械化从奴隶解放运动带来的经济冲击中迅速复苏的地区,反对黑人的态度也较早退却。历史上奴隶主比例较高的县,黑人被处以私刑的比例更高,奴隶主比例每增加10个百分点,每10万本地居民中被处以私刑的人数就会增加两人。两者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阿查亚等人(2016)还表明,在美国南方各县中,土地适宜种植棉花的程度预示了当前白人种族主义仇恨和反对平权运动的水平。

  总之,权势集团在南北战争之后的时期创建了新的心智模式,煽动白人阻碍黑人民众行使他们的新权利。无论在南北战争之前还是之后,在改变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信念方面,美国政府付出的努力都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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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肖子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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