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经济学分析

12.结论

　　本文指出在若干议题上，经济学家的工作显著增进了我们对科学研究以及科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其中某些见解大量借鉴了社会学家对科学的观察，这表明我们应该继续从跨学科的角度深入分析科学研究。

　　第一，我们已开始量化科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包括回报和时滞指标。我们还结合两条研究思路，更好地理解了科学如何与增长挂钩。其一显示企业从知识溢出中获益，其二表明知识溢出是增长的源泉，且这些溢出有内生性质。虽然新增长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主要关注企业研发活动在知识溢出过程中的作用（企业既是溢出的产生者，也是接受者），但有充分理由表明，非营利部门的研究也有溢出效应，并有影响利润追求行为的内生因素。

　　第二，经济学家考察了基于优先权的奖励制度如何为科学家提供激励，使其行为符合社会利益。尤其是经济学家证明，优先权奖励鼓励知识的生产和分享，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知识公共品创造固有的独占性两难困境。这一思路源自社会学家默顿，但多位经济学家（包括Dasgupta、David及其他）已经极大地拓展了默顿的观点，把优先权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产权。这当然是跨学科合作的最佳范例之一！

　　第三，科学研究不仅涉及声誉，也关系财富。经济学家的另一个贡献是证明科学界的许多财务奖励是优先权的后果。例如，工资水平与论文数量和引用数量都存在正相关。由于财务回报经常采用咨询费或专利费收入的形式，如果我们没有掌握科学家的非工资收入的可靠数据，将永远难以充分了解这种关系。另外，声誉对产业界也有价值。例如我们知道，某些企业鼓励科学家发表成果，某些创业企业聘用被高频引用的科学家，在金融市场上作为公司形象来展示。

　　第四，经济学家较好地理解了科学家劳动力市场的运转方式。尽管对弹性的估计还不够稳健，也不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市场状况，但责任不在我们经济学家，因为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不可能预见国会议员的冲动心理。

　　经济学家还深入理解了生命的有限性如何影响投资行为。人力资本模型推测，科学家的收入、研究生产率和对新思想的接受度将在职业生涯后期下滑。学者们付出了许多努力来检验此类模型。但实证结果让我感到，人力资本思路对于如何理解科学家的行为没有提供很好的基石，特别是在学术发表和新思想接受方面。人力资本模型也不能充分解释同年龄组科学家的生产率差异逐渐增大的现象。此类模型的失败无疑涉及如下事实，即科学知识的生产比人力资本理论设想的要复杂得多，而这些复杂性对生命周期中出现的行为模式有极大影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学家需要反思有关科学家职业生涯的研究思路。一个简单却不乏解释力的理论应该把科学家的目标定义为：掌控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计划。

　　经济学家还有其他途径来更好地理解科学研究工作。本文提及了如下八个方面。（1）对于理解和分析科学研究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经济学家拥有比较优势。例如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出资机构的风险规避会打击愿意承担研究任务风险的科学家。我们还有现成的工具来理解作为博弈结果的选择，以及利用实验经济学更好地分析奖励和资金如何影响研究结果。

　　（2）经济学家可以继续深化效率问题的讨论：某些科学竞赛的参与者是否过多，或者更一般地说，科学家的人数是否过多？与此相关的是，现有的科学研究组织方式是否效率最高，特别是在非营利部门？把研究生作为研究助理和博士后的需求是否过分强烈，以至于遮蔽了长期研究职位数量的市场信号，加剧了人力资本的低效率投资？（*更极端地说，现有的研究生教育制度本质上是不是一种金字塔骗局，依靠已经毕业的人来招募新人，维持整个体系的运行？）能否用其他类型的人员（如终端硕士学位获得者）替代实验室里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1995年6月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讨论是否需要改革数学和物理学的研究生教育及博士后培训。其总结报告（Armstrong，1995）强调，需要拓宽研究生教育，更加重视校园外获得的经验。美国科学院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关于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研究生教育的报告，也提出了类似建议，为研究生提供更广泛的选择。）

　　（3）经济学家可以借鉴在企业研究中颇有成效的方法，以加深对科学研究的认识。例如我们已经提到，分析新企业进入和存活的产业组织研究可以提供理论框架，用于分析科学家的职业发展。我们还可以从演化模型的视角分析科学家的生产（Nelson and Winter，1982）。作为演化经济学核心的多样性和选择概念，在科学家的培训、晋升和奖励中显然发挥着作用。

　　（4）经济学家可以更好地认识科学界的奖励制度如何导致某些科学家的行为对社会不负责任。例如，过度关注发表数量造成的知识碎片化的问题，以及企图从事欺诈行为等。

　　（5）鉴于研究资源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我们急需深入理解科学成果同政府和慈善机构的资源提供方式之间的关系。若干外国政府目前正在尝试用新办法来规划研究支持、评估项目成果并将评估结果应用于后续决策。显然我们需要对不同方法的效果进行比较分析。

　　（6）经济学界需要更多地关注科学研究工作在产业界的组织、监督和奖励办法。还需要分析知识溢出如何传递给产业界。

　　（7）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创业机会增加对科学研究活动有何影响。例如在涉及大量物质利益的情况下，期刊编辑是否不太愿意确定谁是赢家，而更多选择含糊其辞的说法，如有些传闻证据所示的那样？

　　（8）我们需要更全面地理解科学研究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虽然知识是公共品，可一旦被嵌入贸易品，就具有排他性。若干学者的研究表明（Gomory and Baumol，1995；Johnson and Stafford，1993），如果发展中国家能侵占其他国家的技术进步，则李嘉图所说的贸易收益可能就无法实现。

　　简而言之，经济学家对科学研究活动的分析已取得了相当成果，但仍有很多议题有待探讨。希望本文能对此有所助益。

　　（余江译）

　　（因篇幅所限，参考文献略。如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