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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经济学、公共政策与心理健康

来源于 《比较》 2021年第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2月01日
文|安妮·图巴吉 弗雷德里克·布瓦 唐·韦伯

2.心理复原力、心理健康与公共政策

  心理学从个人层面定义心理复原力,主要是因为它对日常生活有直接的意义和影响(Fletcher and Sarkar,2013)。每个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心理复原力,这是联合国和大多数国家宪法提供的基本需求和人权保障(Malkina-Pykh,2013)。然而在政策评估中,个人不再是关注的焦点。人们从不同视角研究心理健康,通常都从提供制度化心理健康保健的角度展开讨论,甚至一些最关注社会行为的研究也以同样的方式探讨这个问题(Dear et al.,1979;Wahl,2003;Frank and McGuire,2000b;Hatzenbuehler,2010;Knapp et al.,2011)。

  米歇尔·福柯(Foucault,1954,1961)曾经提出,可以通过构建社会经济环境和话语来探索公共政策与民众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福柯属于建构主义哲学流派,认为所有的思想和意义都可以用叙述的语言来记录(Derrida,1967;Derrida and Dutoit,1992;Tubadji,2020)。确切地说,福柯的这个语言记录例子是基于有关疯癫和心理健康的语言。他解释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如何通过公共政策区别对待精神病患者,这又如何对他们的生活质量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他们被送进收容机构,禁止待在社交场合。福柯的论证对反精神病学运动极具影响力(Crossley,2006),这反映在非住院治疗这一公共政策转向上(Haveman,1986),人们对这一政策转向态度不一(Stavis,2000;Sercu and Bracke,2016)。我们认为,不仅福柯的解构主义理论对他感兴趣的临床心理健康有重要意义,而且公共话语也影响着公众的心理健康。

  福柯对心理健康与政策制定之间相互作用的思考,聚焦于普通人群中孤立的弱势少数群体的痛苦。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即福柯建构主义机制对人类心理健康与政策制定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适用性。我们的论点源于积极心理学,其中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都是一个精细平衡的动态系统,有其正常范围(Seligman,2002;Yates and Masten,2004;Brunzell et al.,2016),而且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理健康在压力条件下都有可能发生变化(Babazono et al.,2005)。这包括国家层面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叙事引起的压力条件,比如社会动荡、叛乱和投票模式,这些都反映了当下的和不断演变的社会经济叙事(Benabou and Tirole,2006,2009,2011,2016)。还有人注意到,社会动荡与公共政策息息相关(Hirschman and Rothschild,1973)。新冠疫情以及伴随而来的高度不确定性,为探讨总体心理健康指标与社会经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创造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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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杨胜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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