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当前的挑战
在描述了印度经济迄今为止的历史和发展轨迹之后，我现在想讨论一下该国当前面临的一些挑战。虽然印度的经济增长在过去几十年中有所回升，但是正如刚才讨论的，特别是自2005年以来，印度仍面临贫困、腐败盛行、不平等日益严重以及早期增长带来的其他焦虑等严峻的深层次挑战。印度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面对正在世界各地发生并造成混乱的技术进程，印度如何化不利为有利？这些有可能做到吗？高度的不平等必然导致被剥夺权利的阶层躁动不安，印度应当如何予以缓解？
如上所述，印度在基本识字率方面表现不佳，使得大部分人口落在后面，导致不平等的程度超乎预料。正如上一节引用的数据所示，基本识字率现在开始迎头赶上，但是高等教育和研究方面存在下滑趋势。在财政支出承受能力之内，印度必须为传播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引进新的革新性思想。本节的内容不是持中庸之论，而是要指出印度需要努力的四个领域，对这几个领域，我也会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
4.1官僚制度的成本
让我先谈一谈我在本文中还没有评论的问题。我认为，该问题是印度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之一，也是缪尔达尔在分析印度时特别关注的低效率和腐败问题的基础。它就是官僚制度的交易成本问题。在印度，与官僚机构打交道的成本太高。这一点限制了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小企业无力经营一个大规模的法律部门，通过它处理政府的制裁和许可，解决其他官僚制度的障碍。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指标充分反映了印度在这方面的劣势。该指标旨在清晰地说明小企业与政府进行必要交易的难度。在世界银行研究的190个国家中，印度目前在“营商便利性”方面排名第100位。目前排名第1的是新西兰，是官僚制度效率最高的国家。
表7简要展示了印度与一组亚洲经济体在特定指标上的表现差异，这些指标在促进商业和企业方面特别重要。例如，创建一个小企业获得基本许可所需的天数，在新加坡需要3天，在韩国需要4天，在孟加拉国需要20天，在印度需要整整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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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之前指出的那样，人们不太愿意把外汇带入一个不允许带出外汇的国家；同样，在创建新的企业之前，企业家会仔细考虑失败后注销企业并退出市场的难易程度。因此，在构成总的营商便利性的10个指标中，有一个就是破产清算和关闭公司所需的时间。关于这方面的数据相当引人注目。对于破产清算，在新加坡需要9个月，在马来西亚需要1年，在韩国需要1.5年；在印度需要4.3年。在执行合同所需的时间以及出口报关和进口报关所需的时间方面，情况也类似。
鉴于这一切，不难理解为什么印度的制造业未能起飞。正如之前指出的，消除繁琐和不必要的官僚制度障碍是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成本最低的方式之一。
在继续论述之前，我要提醒三点。第一，在现实中，可以用无数维度来衡量营商环境。我们并不一定要以世界银行的指标为目标，也不一定专注于提高这些指标。然而，印度现在有一种这样做的趋势，因为《营商环境报告》的排名突然变成了备受关注的重要指标。这样做可以提升印度在世界银行中的排名，却会忽略这些指标大致应该反映的实质性改进。第二，重要的是，营商便利性与整体福利并不等同。排除国家福利的其他指标而只关注营商便利性的做法是鲁莽之举。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普通人与政府互动的难易程度。获得驾驶执照、交电费或者提交所得税申报表有多容易？《营商环境报告》衡量商业团体与国家互动的难易程度，但是也需要一个指标来衡量普通人与国家互动的便利程度。这种“生活”指数，将与营商环境指数一道，反映经济生活的某个重要方面。
最后，消除不必要的障碍并不等同于取消监管。如果现代经济完全以盈利马首是瞻，那就无法顺利运转，也无法为全体国民带来福祉。我们需要监管来指导经济，需要法律和管控措施来遏制环境破坏。我们不能让企业以自由市场效率为理由，用塑料和化学品污染我们的河流、湖泊和海洋。但在印度发生的事情是旧规则和新规则的叠加所致，其中许多规则除了延缓决策制定和加剧腐败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因为人们不得不哄骗和贿赂掌权者以获得必要的许可。
4.2腐败控制
上述话题自然会将我们引到普遍的腐败问题，这也是缪尔达尔的一个主要关注点。然而，他强调了领导者的决心，这可以作为潜在的补救措施。尽管这一点可能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它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关键症结。与此同时，正如一些人认为的，腐败并非不可避免。我们可以遏制并大幅度减少腐败。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分析和谨慎推理，也需要领导人的决心和勇气。世界上有一些领导人自己并不腐败，但深受腐败困扰，于是他们决心在国内清除腐败，却以失败告终。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仔细剖析这个问题。
首先，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腐败，许多观察者错误地将腐败视为社会固有的一部分。考底利耶的《政事论》中的一些内容孕育了这种信念。思考下面这句话：“正如不可能不舔到舌尖上的蜂蜜或毒药一样，政府的仆人不可能不吃掉国王收入的一部分。”这个形象的比喻符合考底利耶的行文特点，表达了一种相当悲观的看法，并助长了面对腐败的无助感。
幸运的是，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我们可以控制腐败。在19世纪初期，有些发达国家的腐败程度很高。例如，在缪尔达尔的祖国瑞典，有一个无处不在的“sportler”习俗，介于小费和贿赂之间，给某个官僚以让他完成一些“工作”。这个习俗现在已经消失了。如今，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世界上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有些经济体的腐败程度下降只用了短短几十年。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就是很好的例子。根据透明国际的数据，新加坡的腐败程度低于英国和美国，中国香港的腐败程度低于美国。
控制腐败的大部分挑战来自对国家代理人行为的不切实际的假设。一旦我们认识到他们是有自身动机和目标的人，我们就可以尝试起草适当的法律。本质上，这是一个机制设计问题。我已经在其他地方（Basu，2015，2018）详细讨论过与控制腐败有关的这些问题，此处不再赘述。这里要讨论的是，腐败盛行的国家普遍面临的挑战。这些国家包括巴西、印度和中国等。为了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透明国际对180个国家腐败程度的排名，巴西、印度和中国分别排名第96位、第81位和第77位，其中最不腐败的国家新西兰排名第1位，而最腐败的国家索马里排名第180位。
我在这里提到的问题是，在决定从何处开始清理腐败时，坚定的领导人有多种选择。这就导致了一个关于选择哪条道路的特殊政治难题，并再次迫使经济学家跨越市场涉足政治事务。为了理解这一点，请考虑一个腐败丛生的国家。腐败丛生可能是因为腐败有一种自然的自我强化因素：如果很多人腐败，那么腐败对你来说似乎也不是问题。这种逻辑可能导致腐败陷阱（World Bank，2015）。
各国复杂的立法历史也是一个问题。例如，印度的法律和习俗层出不穷，以至于人们现在几乎不可能避免违法。根据相关学者（Debroy，2000）的估计，在中央政府和29个邦政府之间，印度有3万多部法律，而大量的法律实际上不起作用，更糟糕的是，偶尔被激活用来骚扰对手。这就是问题所在。
现在，设想有一个类似的国家，其领导人真心希望消除腐败。由于腐败无处不在，领导人需要选择从何处入手。他可以任意选出一个人，然后发现此人在某种程度上有违法行为。现在，每个政治领导人都知道，如果希望自己的政治生涯能继续，最好不要逮捕盟友，而要逮捕反对者。但是，他一旦开始追击敌人，就会明白反腐政策本身是一个方便的工具，它们可以让反对派保持沉默并追击批评自己政策的新闻媒体。换言之，最初的反腐政策会变成惩罚反对派和媒体的工具。这是反腐的国家领导人可能面临的危险，也是腐败持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的持续存在并不一定表明领导者没有严肃认真地清除腐败，而只是表明国家陷入了政治经济陷阱。印度也不例外。
对于一个严肃对待犯罪控制的领导人来说，有一种处理方法是设定一些广泛的参数，把腐败控制权移交给一个自治机构，并明确承诺，该机构一旦开始运作，就将拥有最高法院那样的完全自治权。在亚洲，尽管印度尼西亚最近遇到了问题，但只有它具备这种机构运作的某些经验。
4.3规范与制度
现在转而讨论更广泛的问题。在讨论减轻腐败的难题时，需要像新制度经济学文献假设的那样，将国家视为一个由个人组成的内生机构，而这些人都有各自的目标和动机，缪尔达尔的研究显然是这方面的先驱（Evans，1995；Stiglitz，2017；Basu，2018）。这种观点为思考法律和如何控制腐败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这里，我想讨论一个与社会规范有关的问题，更一般地说，也是一个与社会学有关的问题。
在控制腐败方面，经济学家关注的激励机制设计非常重要，但社会和政治环境同样重要。新古典经济学家经常忽视这一点，他们将社会和文化视为经济的外生变量和多余变量。格尔茨（Geertz，1963，第2页）强调文化习俗的可塑性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注意到：
越来越明显的是，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1917年以前的俄国和1750年的英国不只处在经济革命大风暴来临之前的风平浪静期，而是处在知识大喷发和社会普遍躁动不安的时期，其间关键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使大规模生产活动的重组成为可能。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尝试消除或者修正对经济产生有害影响的文化特征，以及鼓励有助于提高效率和进步的文化特征。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全理解导致文化和社会规范发生变化的原因，但是仅仅认识到它们确实发生变化并且可能对政策做出反应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这一认识有助于建立有用的研究计划，以探索各种政策之间的联系和习俗所起的作用。其次，即使我们的规范和文化得到了修正，了解它们与经济变量的互动方式也能使我们想到新的政策干预措施，使我们更准确地评估干预措施的成本与收益。
举例来说，印度公立学校的教师缺勤问题非常普遍，是官僚制度失灵的典型代表。一些研究表明，印度教师的缺勤与学生的逃学旗鼓相当（Rana et al.，2002）。在一项跨国研究中，研究人员突然造访公立小学，结果显示，印度的教师缺勤状况仅次于乌干达（Kremer et al.，2004）。在任何时候，印度的公立学校都有25%的教师缺勤；而乌干达的这一比例是27%。而且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是突然造访，印度的教师出勤率实际上只有45%。
面对这些，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经济学家通常关注经济变量。这确实很有用。我们现在知道突然检查会得到什么结果。我们了解了工资对这类行为的作用。分析人士正确地强调了激励和制裁——胡萝卜和大棒——在为教师打造更良好的工作纪律中的作用。然而，我认为大部分问题都源于文化和社会规范。经济学家认为，一旦我们引用文化，就是打算让行为分析迷失在一堆凌乱不清的语言和含糊其词的泛泛之论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开始为这些主题构建理论框架。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受群体思维和社会耻辱观念的影响。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全国的教师领取相同的薪水并受制于同样的经济激励和惩罚规则，却如克雷默等人（Kremer et al.，2004）的研究揭示的那样，贾坎德邦的教师缺勤率大约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3倍。我们的行为往往不是受金钱，而是受尊严、骄傲以及自尊等观念的引导，而这些观念可以被塑造和引导。
实际上，与新古典模型不同，人们都能意识到腐败的道德层面，包括那些沉迷于腐败的人。然而，当腐败现象普遍存在时，它变成了一种更能让人容忍的行为。于是，它就成了一个均衡选择规范（equilibrium-selection norm）。正如《世界发展报告：思想、社会和行为》（World Bank，2015，第60页）指出的那样，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和许多当代社会中，腐败是“一个共有信念，即利用公职为自己和亲友谋取私利的行为普遍存在，人们对此心照不宣。换句话说，腐败可能是一种社会规范”。
最近，一项有趣的研究（Abbink et al.，2014）检验了社会规范的作用，研究人员在实验室环境中人为地创建社会规范并估测人们的行为反应。该研究根据腐败倾向将人们进行分类，然后将参与者进行组队，有的人与更腐败的伙伴组队而有的人与更诚实的伙伴组队，并让他们知道组队伙伴是什么样的人。结果发现，当受试者与更腐败的而不是更诚实的伙伴组队时，贿赂的可能性会翻倍。由此可见，社会环境会影响个人行为。社会领导的道德品质也十分重要。现在有大量文献概述了社会和制度干预。对于改变社会中某些有害的行为模式，这些干预可以与经济激励一样强大。
4.4技术与劳动力
最后，我们要讨论技术和劳动力的挑战。这对于仍处在早期阶段的印度而言，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但可能会成为印度中长期的主要问题。在全世界以及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这个问题都很严重。由于两种技术的兴起，即导致机器和机器人取代劳动力的“劳动力节省型”技术，以及允许低工资国家的工人做一些富裕经济体的工作却不用离开家乡的“劳动力连接型”技术，所以存在工资份额下降和不平等程度上升的明显趋势。
该问题正在影响印度（Kotwal，2017）。自从印度在1991—1993年推行经济改革以来，增长率一直较高，但就业创造却远远落后于增长（Ghose，2016；Nayyar，2017）。例如，在印度从2005年到2008年的实际高增长期间，GDP年增长率约为9.5%，而就业创造的年增长率仅为2%。
我相信，一旦印度成为高收入甚至中高收入经济体，必定会面临这一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然而，这一天尚未到来，没有理由认为印度不会利用劳动力连接型技术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了在这方面取得更大成功，需要一些明智的地缘政治政策和干预。特朗普执政的美国可能会变得更加保护主义，并会减少专业人士的移民，这将影响印度，因为它是这类移民的最大受益者。印度的目标应该是与德国、英国、日本甚至中国等其他国家建立联系，以便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劳动力连接型技术利用印度的技能，并在全球商品市场中与美国竞争。
然而，为了继续在这方面保持竞争力，印度必须提升劳动力技能并持续改进教育体系以及使其现代化。高斯（Ghose，2016）最近的研究表明，不仅印度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很低，而且教育的分布也很糟糕。这会导致一个大问题，因为对非技能工作的需求必然会下降。机械工作很快就不需要劳动力了，因为机器将胜过劳动力，但是当涉及创造性工作和研究时，人类的技能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至关重要。这一点将我们带回上文强调的内容，即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创造性技能发展的重要性。
为了吸纳劳动力，发展与培育农业和制造业也十分重要。作为印度良好表现的引擎，印度的服务业现在已处于自动运行状态。印度也需要关注劳动密集度更高的其他部门，为此，需要在已经提到的两个领域开展工作，即创造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削减官僚机构。（*5.近期已经讨论了一些更具体和更令人兴奋的新思路，例如沿海经济区的发展（参见Singh，2018）。）由于印度具有廉价劳动力的天然优势，而且这一优势不会很快失去，所以除了搬走绊脚石之外，需要政府额外做的并不多，而且劳动密集型部门还会增长并创造就业机会。
随着工资上涨和印度成为全球事务的一员，今后将面临挑战。我相信印度需要推行激进的改革，例如全体国民以某种形式分享利润。但这不是印度特有的问题，因此也并非本文直接关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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