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贤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主任，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陈奥运为北京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是卓贤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金融干预下的城镇化：机制、影响与对策”（71573063）的阶段成果。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刘世锦、张军扩、侯永志、刘培林给予了指导，作者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在中国大陆地区，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有32座，共有2.6亿人口，占总人口的18.6%，经济总量为全国的41.7%。（*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根据2015年底城镇常住人口计算，我国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成都7座超大城市，另有武汉等25座特大城市。由于各地区生产总值加总数高于全国GDP，为避免高估特大和超大城市经济比重，计算时采用各地区生产总值加总数。）对这些特大和超大城市规模的讨论，一直是新型城镇化的焦点问题。本文通过建立“中心—半径”的标准化统计框架，比较北京、上海、东京和纽约四大都市圈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发现北京和上海人口分布呈现“内极密外极疏”的时空失衡特征：中心城区拥挤效应较高，居间和外围区域集聚效应不足，昼夜人口差异大，在整体人口密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形成较为严重的城市病。基于一个“公共资源隐性补贴”的土地竞租框架，我们认为，公共资源的空间错配是造成大都市圈功能失衡的重要原因。新型城镇化应从单中心城市化转向多中心都市圈化，以公共资源疏解引导产业和人口疏解，通过公共服务网、轨道交通网和信息通信网将都市圈范围内的大中小城市（镇）整合为高效的城市网络，以“大城”辐射“小市”，以“小市”疏解“大城”。
一、城市应该多大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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