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即将到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也将步入第三个年头。如何在新常态下实现“保增长、促改革”，回答“中国的崛起能否继续”的全球提问，恐怕更重要的是弄清状况，找对根源，走对方向，才能走好转型之路。许多经济学家们的老生常谈，其实都是常识，背离常识、经验、比较分析，自以为可以独创一套，是无法取得成功的。本辑《比较》围绕三个重要话题：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比较制度分析与不平等，提供经济学家们的洞见和思考。
第一个话题是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增长，参加讨论的经济学家有隆国强、王小鲁、许成钢、白重恩、田国强和埃里克. 伯格洛夫。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而中国也处于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叠加中。他们一致认为，在此背景下，进行深层次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找新的增长源泉才是正途。隆国强强调了三点：一是转型增长的紧迫性；二是促进经济的转型增长，要特别着力推动机制的建立，包括改革国有企业、深化与专业人士流动有关的制度改革、推行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改革；三是一定要以全球视野，坚持在开放中推动转型，在开放中推动升级，在开放中保持中高速的可持续增长。王小鲁从消费和储蓄严重失衡的角度来讨论当前的经济政策。他认为，持续运用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做法需要反思，政策的重点应当转到适度提高消费，降低投资和储蓄，为此应当让产业投资回归市场，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降低企业的社保缴费率从而减轻企业负担，与此同时促进社保全覆盖。许成钢从软预算约束的角度，分析了当下中国高企的债务问题。他强调，中国债务的性质非常危险，其他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和企业债，是以债券为主体在市场上发行，而中国债务的主体是银行，且大量以抵押贷款的形式存在。经济下滑时，抵押贷款的价值就会下降，银行坏账率会上升，严重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和财政稳定。自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常规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特殊问题，比如经济增速在下降，但实际利率在上升；实际利率上升，但投资回报率在下降；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升，却出现了通货紧缩。白重恩将中国经济分为政策扶持部门和市场部门，用这个新的“二元结构”来解释上述特殊问题。他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降低政策扶持部门的投资和扩张速度，为此，需要容忍增长率的暂时下降；从政策着力点来看，则要从刺激投资转向降低企业成本，如减税、降低社保缴费等。田国强则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大幅下滑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市场经济制度不够完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不够合理。因此，必须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性方面的市场化改革，而深化改革还是要从经济学的基准点和参照系说起，违反经济学常识，改革只有失败。埃里克. 伯格洛夫通过比较9 个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找出了这些经济体的共同经验在于转变了增长模式。他指出，要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融入全球价值链、更好的信息技术和产业、表现良好的FDI 、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收入均衡、金融体系等都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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