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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经济学研究

来源于 《比较》 2017年第1期 出版日期 2017年01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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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

四、学术研究的深层意义

  对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的这些具体研究说明了怎样的一般性道理呢?它们说明了我们对制度、产权、所有制的研究,要放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下,放在具体的权力配置框架下,来探讨不同的具体制度安排对人的激励的影响。这些研究在理论创新层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识到在转轨经济中的制度环境所导致的激励扭曲下,许多理论分析需要遵从“次优原理”(second.best principle)。“次优原理”为分析转轨经济和中国经济中的很多问题打开了丰富的空间。

  什么是“次优原理”?这要从“最优原理”(first.best principle)说起。它是指,在只有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减少这个扭曲就一定会提高效率,即是好事。同样的,在没有扭曲的情况下,增加一个扭曲一定会减少效率,即是坏事。这就是我们通常的直觉,也是我们通常分析问题的路径。我们在各种论坛上对改革问题的推断,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逻辑讲的。我们会先说某个扭曲不好,然后推论说减少这个扭曲的改革是必要的。这在很多情况下是有道理的,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对的,特别是在多个扭曲并存的情况下。

  所谓“次优原理”,是指在存在多个扭曲的情况下,减少一个扭曲未必增加效率,即未必是好事;相应的,在存在至少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增加另一个扭曲也未必减少效率,即未必是坏事。这里说的是可能性,具体结论要依据具体情况而定。由于我们通常的直觉都是在没有扭曲或只有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我们最初不会有“次优原理”的直觉,所以就容易推导出错误的结论。

  比如上面讲到的企业激励问题。在产权安全的情况下,私有企业的效率是高的,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因更为复杂的代理人问题会造成更多扭曲。然而,如果是在现实经济中存在其他扭曲,譬如没有法治而导致产权不安全,那么纯粹的私有企业就会支付额外成本,以寻求对产权的保护。在完善的制度下,这是浪费的,但是在非完善的制度下,就有它的道理。因此,改革就有可能选择用一种扭曲去减少另一种扭曲,比如利用地方政府的权力来保护产权免受上一级政府的侵害,这就有可能提高效率。这是运用“次优原理”的一个具体例子。

  进而言之,“次优原理”导致“次优制度”(second.best institution),我也称之为“过渡性制度”(transitional institution)。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新结论,是前人没有讲过的。“次优制度”不是“最优制度”,也不如“最优制度”,这是显然的,因为其中有扭曲带来的成本。但是,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在给定其他制度扭曲的情况下,“次优制度”可以改进效率,起到作为过渡性制度的积极作用。不过这个“过渡性制度”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它既要能提高效率(即把饼做大),同时又要“激励相容”,也就是让利益相关者都受益(即饼的分配可接受)。这在中国的改革中有很多例子。从长远来看,“过渡性制度”既有可能为过渡到更好的制度创造条件,也有可能阻碍未来的改革,这需要具体分析。

  这样细致的分析在概念层面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可以让我们超越经常听到的“中国模式论”与“简单化市场论”的争论。“中国模式论”倾向于认为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就都是好的。而“简单化市场论”倾向于认为凡是不是最优的市场制度,就都是不好的。而在现代经济学前沿分析框架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就可以既指出中国特色的原因和过渡性制度的意义,又明确它们的成本和局限性。

  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并不是为了直接产生政策影响,但是它会帮助我们理清思路,建立框架,聚焦问题。这对我们想清楚问题,避免陷入误区,十分关键。经济问题是复杂的。经济理论就是通过简单的假设、严谨的逻辑推理,推导出可以用经验证据检验的结论。我们今天面对的中国经济的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分析方法仍然是有效的。比如反腐是最近的一个重大事件,腐败与反腐败都对政府和企业的激励有重大影响,其各自的结果无论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非显而易见,需要细致的研究。

  激励问题并非只是转轨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特殊问题,而是一般性问题。比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是一个关注度高的重要问题。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The Elusive Quest for the Growth,再版名为《经济增长的迷雾》)一书批评了一个又一个启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包括增加外国对穷国的援助、增加国内投资、提高教育水平、减少人口、与改革挂钩的外国援助、外债减免等,但事实证明它们大多在现实中是无效的。伊斯特利在分析了大量经验事实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把激励搞对”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那么“把激励搞对”是不是又一剂灵丹妙药呢?他认为,它只是一个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一剂处方;把这一原理付诸实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实施。而我们的研究正是聚焦在具体制度环境中的激励问题,因此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启发。

  再回到计划与市场的问题。这个争论结束了吗?可能没有。不仅一些转轨国家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而且随着技术的变化,新的争论也会出现。比如,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会下意识地又想到计划经济。不过,机器不会代替人,因为机器没有想象力,没有激情,没有理想。但是,既然人有激情、有理想、有想象力,那么人就同时也会有激励问题。所以,激励问题是经济学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技术如何发达。

  其实这个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辩论中就已经体现。哈耶克在这个大辩论中最先提出了社会中信息使用的问题,特别是“本地信息”(local information)的使用(Hayek,1945)。在此之后,几代经济学家研究信息问题,并深化到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信息以及在这些情况下的人的激励问题。机制设计理论、合同理论、产权理论等一系列理论都是沿着这个方向的发展,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如果计划经济的问题仅仅就是信息收集和计算的问题,那么随着计算机的进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计划经济似乎又有了希望。然而,只要人的决策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人的激励问题就是不能被忽视的。而上面提到的这些理论,就为我们思考计划与市场的问题提供了思想的力量和分析的工具。

  *  *  *

  最后我想谈三点感悟,希望对大家做学术研究、做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做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有所启发。

  第一,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定位。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不同于政策研究,有点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科学与工程的区别。学术研究是为了揭示基本道理,而政策研究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我们中国人对解决问题非常热衷,也很急切。但是,在基本道理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忙于解决问题就往往会出错。急功近利会因小失大,取近失远。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术研究。

  另一方面,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数学。既然是科学,理论就必须要有现实相关性,必须要经过事实的检验。但是,现实相关性并不等于“立即有用性”,即立竿见影式的有用性。马斯金的机制设计理论后来被应用于无线电频谱拍卖,是非常有用的,但是这并非他从事这项研究时的初始动机。即使是哈特的合同理论,与现实如此相关,也不是能够马上应用于具体的改革之中。但是,这并不降低他们的学术贡献的重要性。

  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就是在理论框架中使用分析工具进行严密的理论和经验论证。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激励理论都是重要的框架和工具。创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献,做出前人没有做出的工作。

  第二,经济学学术研究中问题的重要性。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和转轨问题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但是,中国问题本身并非重要经济学问题的充分条件,当然也非必要条件。中国的经济搞得好与中国的经济学搞得好并不是一回事。要选择中国经济中的重要问题做研究,是做有影响的研究的前提。有关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占人类1/3人口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并会成为世界第一。在这些历史性事件中蕴含不少重要问题,有待我们从中选出,并去研究,去探索。

  现在中国高校中的经济学的知识性和技术性训练比20年前、10年前都大大提高了,如何做研究的技能也相应提高了。但是,“做什么”研究不同于“如何做”研究,前者是更难获得的。选择有意义的、重要的问题,远比学好知识性和技术性的内容更难实现。2016年10月份我参加求是自然科学奖颁奖,杨振宁在讲到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时说,物理学中要做出伟大的工作,不在于技术训练,而在于选择重要的问题。他举了海森堡的例子:尽管他的论文中计算有误,但是他抓住了重大的问题。杨振宁认为目前中国物理学家做出突破性研究的主要障碍不是技术能力,而是对研究问题的选择,而后者需要“科学传统”。物理学尚且如此,那么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更是如此。选择重要问题的能力比技术能力更为重要,而科学传统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承。

  第三,科学探索中动机的意义。我记得在2010年底在北京举办的纪念科斯100岁生日研讨会上,许成钢引用了《爱因斯坦文集》中“探索的动机”一文(爱因斯坦,1918/2009)。这是爱因斯坦在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爱因斯坦在讲话中说道,在科学的庙堂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探索科学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他们对建设科学殿堂有过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贡献。但是科学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种人而存在。他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在我看来,科学探索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基于三种价值观: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发论文、出成果、评职称;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创国内一流、争世界一流、拿诺贝尔奖;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探索世界的奥秘,追求真理。

  在今天的中国,具备第一类动机的研究者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研究者也有,而具备第三类动机的研究者就寥寥无几了。第一类研究者,虽然也能出成果,但是不一定有太多创造性,因为太急功近利。第二类研究者比第一类具有更加长远的目标,可以做出创造性贡献,甚至开创性贡献。但是,这不是科学探索动机的最高境界。诸如爱因斯坦、普朗克、科斯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具备最高的境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

  在经济学学术探寻的道路上,我们应有更高的境界。

  部分参考文献

  爱因斯坦,“探索的动机”,《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第170—174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

  Che,Jiahua,and Yingyi Qian,“Insecure Property Rights and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Firm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May 1998,113(2),pp.467.496.

  Dewatripont,Mathias,and Eric Maskin,“Credit and Efficiency i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Economie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October 1995,62(4),pp.541.555.

  Hayek,Friedrich A.,“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45,35: pp.519.530.

  Jin,Hehui,Yingyi Qian,and Barry R.Weingast,“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Chinese Styl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September 2005,89(9.10),pp.1719.1742.

  Jin,Hehui,and Yingyi Qian,“Public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 of Firm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August 1998,113(3),pp.773.808.

  Montinola,Gabriella,Yingyi Qian,and Barry Weingast,“Federalism,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World Politics,October 1995,48(1),pp.50.81.

  Qian,Yingyi,“A Theory of Shortage in Socialist Economies Based on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 1994,84(1),pp.145.156.

  Qian,Yingyi,and Gérard Roland,“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December 1998,88(5),pp.1143.1162.

  Qian,Yingyi,and Chenggang Xu,“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Economics of Transition,June 1993,1(2),pp.135.170.

  Qian,Yingyi,and Chenggang Xu,“Innovation and Bureaucracy under Soft and Hard Budget Constraint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anuary 1998,65(1),pp.151.164.

版面编辑:邱楠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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